张文木:八一节,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来源:国防部网 作者:张文木 时间: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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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24]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25]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6]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7]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28]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9]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30]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 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31]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32]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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