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与逻辑(上)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作者:国情研究院 时间: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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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研究者常说,不能就当代讲现代,不能就中国讲中国,更长远的说,讲当代问题应该探讨近代,想把近代讲清楚,又要追溯到古代。“走进历史”才能够准确理解和认识历史,才能够真正总结经验,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宽的视角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本文根据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力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5讲的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演讲分为上下半场,本期推出上篇。

Editor's Note: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text of the 35th Lec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lecture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s Path, which was delivered by Wu L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e argued that one must hav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truly study China. For exam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would be helpful to first delve into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civilisation of China. Wu Li did this by analysing the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deconstruct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its modern times. Then, Wu Li answered the questions that how China's Path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was chosen, why China reformed its economy in the 1950s, and why China was constantly initiating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finally chose to start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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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从一个更宽的视角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怎样走过来的。历史研究者常说,不能就当代讲现代,不能就中国讲中国,更长远的说,讲当代问题应该探讨近代,想把近代讲清楚,又要追溯到古代。我接下来将从这一视角跟大家做一个系统的交流。

一、

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一部分,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即如何看待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理解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近代的变迁有很大帮助。首先分析中国古代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是在初期,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低下的时候,就越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中华民族的地理条件东边是大海,南边是大海,西部是高山,再往北是西伯利亚高原,有一个庞大的与世界相对分割的地理环境。在这个庞大的地理环境中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错出现的现象。越是远古,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越交错,并且双方是在战争的状态下度过的。

这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两个很独特的特点,一是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二是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和中国的历史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正因为农耕民族比较发达,又和游牧民族不断处于一个交错的状态,所以农耕民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来保护它。弱小的政权没有办法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当游牧民族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就会南下,来到中原农耕民族地带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因为农耕民族是固定在土地上一家一户的生产,不可能自行进行自卫武装的高度集中和快速聚集,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就需要一个强大政权来保护,所以每当一个王朝后期政治腐败时都是游牧民族频繁侵扰时期。

从春秋到战国,再到大一统,到汉代也是如此,都体现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大一统,第二是多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就达到了一个两者共同创造的农业文明高峰。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农业时代的经济发展农业时代不仅仅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小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一个稳定和强大的规模经济,才使得一家一户得以进行小农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往往通过某种形式集聚在国家手里,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并且促进整个经济文明的发展。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从中国的经济来看实际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可以是一种自然半自然经济,另一个是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小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包括两个,第一个是大量的农业剩余通过税收的方式和地主经济的方式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市场,像长沙的米市,无锡的粮食市场,使得粮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大量的南方粮食流通到北方来,养活北方大量的军政人口。第二个是,中国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一家一户,但随着农业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提供的剩余越来越多,使小商品经济以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为主的发展越来越多,像当时的纺织业也形成了全国性的纺织业市场。这样一个小商品生产使得中国的经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农业文明相比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农业单产在明清时期已经创造了世界的高峰,能养活的人口到清代已经有4亿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么密集和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它创造了庞大的城市经济。当时省一级的城市人口都是10万以上,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今天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绝大多数都是从明清以来延续下来的,县城的变化也不大,这反映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够养活并且聚合这么多的城市人口。

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生产关系上也有很大的特点,生产资料和要素实际上是高度的市场化。在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和劳动力。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其他的地方土地是不能自由的。但是中国从宋代以后土地已经高度的市场化,流动性非常强,宋代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主”,说一千年间土地可能已经更换了八百个主人。此外土地已经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置,即所谓的“永佃制”,并且可以再转租出去,在明清的时候甚至已经产生了“三权分置”,即所有权、租佃权、使用权可以分属不同的人,不仅租佃权可以继承、转租、抵押,而且各地具有有明确的市场价格。今天的“三权分置”其实是有中华民族历史智慧在其中的。历史上曾经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创造的财富可以共享。再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个是土地资源,一个是劳动力,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了高度的市场化。

第二,就是与生产经济基础相匹配或者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中国古代经过了从秦统一以后200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上层建筑呈现出与其他农业文明时代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两个大特点。第一个是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中国治理国家是通过郡县治理和科举、考核选拔官吏的方式,用专业集团来治理国家,而且官吏不能继承,从秦代开始郡县官僚都是由国家政权层层任命的。过去封王、封侯的皇族和士族,可以享受经济利益,但是在政治上是由国家实行郡县制下的统一治理。

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相匹配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如何选拔任用官员,是经过长期探索的,科举制到隋朝才开始,在这之前选官员是靠举荐,例如“九品中正制”就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国家治理实际上在贵族中世代传递。到隋以后则实行了科举制。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虽然流动性太频繁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但是如果比较适当,就会使得社会具有活力,有才能的人就有机会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家族第一代奋斗,第二代可能就享福,第三代可能就颓废,过去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是总结出来的大概率。但是科举制使得下层贫寒子弟可以通过读书和学习专业知识上升到统治阶层,即“布衣可致卿相”“朝为田间郎,暮登天子堂”,避免了治理国家的官员始终在贵族圈里传承,使那些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官二代、官三代不必参与国家治理,同时,由于有专业的官僚集团治理国家和一套制度制约皇帝,使得皇帝即使疏于朝政或缺乏能力也没太大关系,因为有官僚集团替他治理,中国治理国家的专业集团的流动性使它具有一定的能力。中国古代很多有作为的官员都是出身下层的贫寒子弟或世俗地主家庭,他们反而更努力去获取功名。所以中国政治上的这两大特点,对后来影响很大。

另外,与上述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相匹配和自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即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同时融合道家、法家、佛教思想在一起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世俗性、包容性和变通性。与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不同,所以中国的绝大多数时间从来没有政教合一,不是靠宗教来治理而是靠儒家思想这种世俗的道德来治理。由于中国文化是世俗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包容性和变通性比较强,这对于中华民族吸收先进文化和提高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同时这个文化的有核心是儒家思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人生的座右铭。所以毛泽东和鲁迅都说中国从来不缺乏仁人志士,不缺乏为国家献身的一批人。

现在常强调不忘初心文化传承,这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自洽创造的中华文明,这种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在世界上处于一个发展的最高端。

越往后,社会越文明,但是当1840年全球已经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时候,这种文明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相比就落后了。首先是经济生产力,这是靠土地索取,靠自然、靠人力和畜牧力创造的财富,和蒸汽机和机器创造的生产和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1840年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后期又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中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辉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近代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它明显地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可能变为殖民地,照当时的话,就可能“亡国灭种”,怎么办?所以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就提了出来。

二、

近代危机

第二部分,如何看待1840年到1949年的近代的发展道路选择中国是一个传统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很不以为然,像魏源、林则徐一些人看到的都只是西方发达的生产力,但是仍然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较先进。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经历过的几次大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不只是生产力落后,而且中国的制度、生产关系、文化相比都落后了。其中可能最大的刺激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过去视为落后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因为日本是从唐代就开始学习中国。日本是一个小国,通过三十年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之后打败中国,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改良派虽已认识到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此时清王朝的保守势力仍十分强大,所以戊戌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是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了一场对中国刺激非常大的战争,日本的胜利,似乎更进一步证明日本改革的成功,促进了中国人寻求真理、寻求中国富强。日本经过三十年的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工业化改革不仅打败了中国,而且打败了西方国家沙俄。在1905年以后,中国大部分留学生留学日本去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

中国当时面临两个情况。从1840年到1911年,中国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它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自洽,使中国具有很大的惰性,加上满族统治汉族具有防范心理,所以中央政权基本上把持在保守的满清贵族手中,总担心改革会削弱满清贵族统治。但是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强不息的志士仁人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道路,而且从发展的轨迹来看,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从先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改变制度,否定封建专制;再到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要探寻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通性”在起作用,危机导致先进知识分子不会抱残守缺、受传统思想中那些不合时宜的落后东西的束缚。

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典型全部照搬西方和学习西方的一个尝试,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是没有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对外中国不独立,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对内虽然没有皇帝,但是却出现军阀割据。

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民国,但是对外仍然不能独立,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内政,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出现了军阀统治和武装割据。军阀混战导致社会更加黑暗,军队基本上受军阀个人控制,“兵随将叛”。政府失灵,社会治安极度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发展并且解决问题,就需要先打倒列强,再打倒军阀,即“反帝、反封建”。因为中国要想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条件,必须要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打倒军阀。从孙中山开始,出现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国民会议运动等等,目的是要打倒军阀但是均未成功。要打倒军阀,就要有力量,但是当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措施都找不到办法。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不能动员起强大的革命力量,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和平的议会斗争的方式,“三权分制”和选举的方式,以及“好人政府”的方式都行不通。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前这几年是最黑暗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力量来解决问题。

三、

新中国从哪里来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道路,那就是俄国革命所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今天从历史上认真地去细看、去分析,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苦苦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都未果,但是“十月革命”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革命道路。它可以简单归结为三条:

第一,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资产阶级软弱,地主阶级落后,又不能靠军阀去改造,只能靠人民大众,但是如何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和社会改造目标。

第二,找到了动员组织这个力量的领导者,即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按照列宁主义政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革命政党具有崇高的目标、党员具有牺牲精神,同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具有的,但是列宁主义政党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先进的改造社会的理论和理想,这就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空想的和民粹主义的。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震撼,它的思想启蒙性质,可以说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在当时,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尾爆发的,所以它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教训非常深刻,如果辛亥革命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教训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方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出现的种种危机、动乱和战争无疑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好的社会。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和创立“五权宪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这样一种文明,并不是最理想的,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做到的,靠奴役别人、靠殖民地和国家间的战争等方式来掠夺,虽然资本主义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但是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剩,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提供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另一种社会制度,那就是没有剥削、压迫、战争,人民当家做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同时又非常公平,对内是公平的民主的,大家共享发展成果,没有剥削和压迫,对外是全球各民族的联合和合作,没有民族之间的压迫、侵略和奴役。这是“十月革命”传到中国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的改革方法。它所具有上述的三点优势,可以使中华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这在当时,对于正在沉沦的深渊中挣扎的中华民族,是最有效和先进的复兴道路。

再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新民主主义的成功为新中国奠定了一个前提,这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具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环境下看,从全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以后的国家来看,有这么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且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他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坚定的、完整的理论,今天说以人民为中心,当时说为人民服务。第二他以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治理国家中保持了高度的清廉和效率。第三他有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不仅是历史上没有的,而且其他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彻底动员。党的领导力和党的指示可以直接贯彻到乡村的家庭,通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社团以及合作社的一级一级的组织。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中国的发展具备了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非常大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具有了政治优势,有强大有效的政府和高度组织动员的社会,一改中国过去的一盘散沙。古代社会统治有两个,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郡县制下的官吏治理,再一个是靠血缘关系来统一,中间阶层社会横向动员的组织基本上没有。当政府腐败了以后就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没有抵抗力。但是新中国具有高度的组织动员力,这是民主中国对新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光明网提供全程网络直播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

四、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不利的条件,这是选择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工业化,迅速改变中国落后农业国的面貌,使贫穷落后的国家尽快通过工业化走向富强。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经济落后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并且国家的统一也要靠经济和国力的强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实际上处在一个落后的“贫困陷阱”,农业不足以养活5亿人口,吃饭问题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恢复非常快,到1952年已经达到了历史产量最高峰,但是有统计表明中国人均的粮食还低于雍正时期,毛粮不到400斤,并且没有肉蛋奶可以替代。

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后,粮食增产了,但是商品率却下降了,因为农民自己吃了并要家有余粮。旧中国的土地地主所有制,地主可以将地租的粮食转化为商品,农民是“糠菜半年粮”或“食不裹腹”。现在农民首先要吃饱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基本上没有剩余。土改以后,粮食商品率由建国前的30%左右降到20%左右。而且生产发展在短期内也没有提高产品商品率的趋势。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城市出现了粮食恐慌。在那种条件下,市场处于“失灵”状态,因为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既没有替代也不能延期消费,而且农业供给不可能增长很快,因此靠市场就不能够有效调节,会导致城市经济本稳定甚至社会动荡。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农产品供求出现市场调节“失灵”,因此在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就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然后是棉花、油料。

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的主要原料、出口交换工业品以及居民的消费品主要是靠乡村和农业提供的,而农业处于一种战后恢复状态不可能马上扩大供给。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农业从长期战乱中恢复到鼎盛,一般要50年到70年的时间。但是新中国成立,传统农业要恢复到提供足够的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不可能等到50年到70年的时间。近代以来的教训、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当时的国际环境,都使那一代人认为世界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太长的和平发展时间,让新中国先发展农业,再发展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

朝鲜战争爆发前,当时提出发展思路,还基本是常规的工业化:土地改革之后恢复农业,城乡流通,把农业恢复起来然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建设周期短、投资收回快,有钱之后再大力发展重工业。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转变了,国家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国家安全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美国阻碍中国的国家统一,毛泽东在1949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上我们需要外援,也希望其他国家来投资。建国初期也一再表态,并慎重对待外资企业。朝鲜战争爆发不仅加重了政治威胁,而且使得我们利用外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当时世界上真正资本过剩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富裕的资本可供输出。当时经济体量最大也完成的工业化的苏联,也是短缺经济,虽然对中国有援助,帮助也很大,但是毕竟有限。当时中国政治上政府效率非常高,社会动员能力很强,但是在经济上中国的剩余非常少,中国依靠外部的力量也非常困难,工业化唯一的优势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由于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而国内的积累又非常有限,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工业资金的积累就主要取决于内部,就是毛泽东在50年代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是靠农民的支持才成功的,中国的工业化也要靠农民。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剩余如何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并优先发展重工业,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要解决当时社会发展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还是一个农业国,但是立刻遭遇了朝鲜战争,国家安全成为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而国防工业是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时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是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很明显,逻辑就是:保证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提是优先快速发展非常薄弱的重工业,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没有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因此毛泽东1953年甚至提出如果不优先快速发展工业,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中国在没有剩余和积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要优先快速发展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配套基础设施要求高的重工业,就出现了钱从哪来的问题。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很多人说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是教条式学习苏联,其实不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实事求是派,中国的革命成功就是靠实事求是成功的,而不是照搬苏联的方式,不是走城市起义的道路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实行统一战线,政权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共同纲领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市场调节与计划管理相结合;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要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

“劳资两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后来的很多实践和理论创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与劳资双方可以两利有关,包括我们今天在国际上提出的“合作共赢”都包含了这个思想。

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到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根据农产品供给不足导致社会波动,以及如何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以苏联援助的“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来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从而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又能够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问题。这样一来,解决了政府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提高积累、压缩消费下的社会稳定问题也解决了。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均衡发展,以个体农业为主的分散的有限的资源无法集中使用。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的家庭经济,使得政府提取剩余非常困难,成本太高。土地改革以后,原来依靠贫雇农出身的乡村基层干部,现在基本上上升为中农,增加税收首先会遇到他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依靠市场、税收或通货膨胀都很难实现高提取下的社会稳定。在1953年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土改以后,当时农村的基层干部迅速上升为农村的富裕阶层,采取收税的方式肯定首先影响他们的利益,使得他们没有积极性帮助甚至抵制政府将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城市同样如此,在私营经济为主的体制下,靠市场和税收的方式也不能使工业利润有效集中到国家手里。并且在人均资源短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那个时候的贫富分化和现在的贫富分化完全不同,那时是绝对贫困,现在是相对贫困。那时政府无力救助,由于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就业者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让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温饱?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为失业者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在20世纪50年代失去生产资料和就业,生活都很难维持。

可以说,在那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均资源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时期,依靠市场机制很难短期内跳出“贫困陷阱”,甚至会因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动荡。

当然,当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上的认识和苏联的经验也起到了作用。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既然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和不平等,资源更能优化配置,包括劳动力也能够优化配置,人民群众更应该发挥出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农村实行公有制后,土地可以大规模集中去耕种经营和推广利用先进技术,剩余劳动力可以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加快农业这个“拖工业化后腿”产业的发展;同时又避免了失业和贫富分化、实现了共同富裕。当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旧社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当然主要还是为工业化提供农业供给保障和有效提取剩余。1953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大改造是两翼,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为了工业化能“飞”起来。

另外,苏联在二战之前通过优选快速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工业结构,实现了工业化,从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奠定了基础。当时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三个理论支撑:一是国际环境和战争威胁使得苏联不可能走传统的先发展轻工业、慢慢工业化的道路;二是苏联的工业化只能靠内部积累资金完成,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三是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

有限的资金集中到政府手里后还有一个使用问题。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资金如果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就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所以1953年政府机构调整,就取消各大区,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市自治区。重要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都是由中央统筹规划和投资,因此成立了很多的工业部。当时需要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也有一个历史机遇,就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发展工业,这种大国之间的高端技术援助,是历史上没有的,也是后来没有的。因此中国要抓住这个工业化的机遇,并抓紧配套建设,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把钱集中在政府手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这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当时中国的农村,在这么落后的条件下不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国家手里无法发展工业化。计划经济解决了两个问题,解决了有限资金的集中化,把它优先用于国家发展重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一种发展水平和条件下能够快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国家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工业体系也相对完成,因此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弊病就不可容忍了。

这里谈一下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具有的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弊病,如果看不到这个局限和弊病,可能就有以下两个事情无法理解。第一,为什么当时老是不停搞政治运动,最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第二,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为什么最后转化为市场经济。

下面就分析两个历史局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确实充分发挥了中国的艰苦奋斗和人力资源充沛的优势,在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它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弊病。

第一,从宏观经济来看,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管理很难做到准确、及时、灵活。当时中国还是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80%以上的人口分散居住在广大乡村,农业不仅是“靠天吃饭”,而且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人口文化水平很低。当时有顺口溜形容农村:“耕地基本靠牛,点灯基本靠油,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实行计划管理,连准确的统计数据都很难及时获得。1952年中国农业占50%,剩下工业20%,第三产业大概是28%左右。但是当时的工业既不是大工业也不是信息化,80%以上都是小工厂。在农业“靠天吃饭”、工业落后、交通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很难做出准确、及时的计划。

例如当时农业生产丰欠的不确定性使得做年度计划非常困难。工业也是如此,当时连企业的“清产核资”都很难搞下去,固定资产怎么折旧、流动资金应该多少、生产定额如何制定、产品定价怎样合理,都是工业经济管理中的难题,很多问题说不清楚,都是一笔糊涂账,反正“肉烂在锅里”。因此只能靠行政命令式的管理,靠思想工作、学习先进、政治运动来消除官僚主义、不负责任和浪费问题,防止“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当时国家经委负责制定年度计划,就很头痛:“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从年初就开始做计划,到年底还在修改计划。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就说:“八月十五月亮明”,中秋节时农业丰欠和增产多少已成定局,农业为工业、为出口、为城市消费能够提供多少产品也就心中有数了,计划也就基本上能够准确并确定下来了。但是此时一年的四分之三已经过去了。

不仅计划因客观条件滞后,而且还存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制定计划时因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差异,还存在信息扭曲和不充分的问题。国家计委制定的中长期计划可以是指导性的,但是年度计划要有指令性,要分解到各个层级和各个部门,分解到行业和县及以下的公社、生产队,没有具体数据是不行的。生产部门还要与商业部门、物资调配、交通运输部门的计划衔接。即使是中长期的五年计划,制定起来也非常困难,除了“一五”计划因中央主要领导亲自抓和实施了两年半以后才正式出台,比较科学准确,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以后再也没有形成正式的五年计划。

这也是客观条件不具备,另外也有主观原因,一个是摸清情况很难,制定计划的部门也缺乏能力,以国家计委为例,真正是学习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很少,旧中国的大学经济系,没有计划管理专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改专业的大学生又非常有限,也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再加上信息滞后和扭曲不全。

第二,从微观经济来看,缺乏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最根本原因是能够保证国家实行高积累政策下的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就是有利于剩余的提取,但是又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特别是针对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广大农民。“统购统销”和集体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农业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农业产品的分配是国家通过农业税定额提取,剩下的都归农民,农民决定多少自己直接消费,多少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自主权在农民手中。“统购统销”和集体化以后,农产品的分配则变成国家规定农民留多少口粮、生产队留多少生产用粮和积累,剩下的除了交纳固定的农业税外,都必须卖给国家,而出售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因此农民不仅没有了积极性,也没有从事其他生产的资金,因此“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而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恰恰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分配制度,即农民说的:“大包干”就是好,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单一公有制还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农村和城市都如此,在农村是非农产业和家庭副业(中国传统农业因人均耕地有限,家庭兼业非常普遍);在城市则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第三产业。毛泽东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强,他认识到个体经济和市场机制对公有制经济的冲击非常大,所以他在60年代初严厉批评和制止了农业中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严格限制了自由市场,特别是“长途贩运”。所以,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限制了各种各样的人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在这种条件下,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使得农村的多种经营和城市的个体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出现了活力不足。

另外,就是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由于此时的企业外部社会化水平和内部的科学管理水平都很低,又缺乏市场的信号来约束和判断优劣,实行优胜劣汰。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围绕政府这个“指挥棒”转,于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鞭打快牛”、“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现象就层出不穷,政治运动不断升级。靠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就会有一个计划的准确性、科学性、及时性和灵活性的问题。这四点做不到,计划管理在微观上就很难发挥它的优越性。如前所述,当时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尚且很困难,很多企业反映无法实行,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能力也比较弱,更遑论制定合理的生产定额和产品价格了,更不用说去有效应对供销双方的变化了,只能被动地听从上级部门安排。

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对联,反映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困难:“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据说周恩来总理听说给加了一个横批:“书记难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书记实际上是一把手。计划经济一直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初,最复杂的就是计划价格,计划经济下价格的合理制定无法解决。由于缺乏真正的市场,因此也无法模拟市场价格,所以在微观上就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导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经济效益始终难以提高。

其实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市场机制式微后,加上苏联暴露出其经济体制的弊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改革。一个是宏观计划管理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讲到他从苏联就看到了这点并且想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微观经济中的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农村管理规划出现问题,合作社在成立的时候就出现了普遍缺乏合格会计的问题。所以在合作化高潮实现以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跟不上,导致了1957年春出现很多社员“拉牛退社”,想重新回到家庭经营。政府则采取了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的“整社”,当整社不能解决问题后,就采取了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究竟如何解决经营管理不善、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党采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而又不让农民用“脚投票“的方式退出集体经济时,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因此,最终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并随着这种方式的效率递减不断加码,最终必然会越来越升级,提高到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程度。其实那是在单一公有制下,农村恰恰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又走上政治运动这条道路来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发展上的历史与逻辑高度。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保证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立了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使得这两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最紧迫的任务得以解决。当两个任务完成并且国际环境缓和,这个经济体制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这时候探索和实践也就能够向前跨出一大步。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能够保证前面两个任务完成,所以要维持并且提高效率。但是到1978年以后,从逻辑上分析这个经济体制可以不去维持。既然长时间也不能改善那么就可以将它舍弃,这个是解放思想后新的飞跃,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必是单一公有制或计划经济。

这个飞跃是建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当时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其实毛泽东在1956年的看法已经总结经验,所以对这个时期的认识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审视,要“走进历史”,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前人。“走进历史”才能够准确理解认识历史,才能够真正总结经验,才能够知道社会的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事情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来做的。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变通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和目标从来没有变,但是每个阶段的任务和方法则是可以、也应该根据需要变化的,民主革命时期如此,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时期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时代变了,任务变了,条件变了,方法和手段也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

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待续)

问答

(1)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的实力比较相差悬殊。在1950年,中国只有在军队人数上超过美国,但是其他所有的数据都不如美国。发电量和钢铁可以认为代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两个主要成分。美国388亿度发电量,中国25亿度,美国相当于中国的86倍。钢铁方面,美国8785万吨,中国60万吨,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46.4倍,从经济实力的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要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原子弹方面,美国是300枚,苏联可能是10枚到20枚,中国没有原子弹。为什么中国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武力:我认为赢得战争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个是苏联援助,中国很多装备都是苏联提供的。第二个是士气,部队打仗很重要的就是士气问题,军人有信念,不怕死,官兵一致。第三个就是决心,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正义之战的决心。从现代战争角度来看,装备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唯一因素,我觉得应该从多方面去看。朝鲜战争影响确实非常大,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苏联等其他国家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但是这也可能是整个世界格局在二战以后面临的一个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和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也会有别的事情发生。这么大一个国家崛起以后,肯定会改变世界的尤其是东方的格局,至于是用战争的方式还是用别的方式来引起这种变化,是突变还是慢慢地变,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朝鲜战争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2)近代和当代中国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武力: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点分析:第一点就是中国农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主要是对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第二点,农业文明通过工业化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农民从群体数量角度来说是在不断减少的,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在转移过程中,生产、生活、观念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流动性加强,由血缘关系远近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转变到以企业、单位和社区为纽带的市民社会,由信息闭塞到信息畅通。在转型过程中,从收入的角度和经济地位来看,农民处于弱势,除非农业现代化完成以后,就是发展经济学说的“二元经济”消除以后可能就会改变。现在农民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扶贫的主要对象和地区还是农民和农村,这可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间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但是对农民的作用应该是充分肯定的,你也始终是最重要的产业,不能因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贬低了农民的作用。

(3)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体制顺利实施吗?

武力:它主要是为了保证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家安全这一任务和目标的实现,计划经济承担了这样的任务。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是为了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从根子上看还是要加快中国的发展、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好?在方法和手段上也不是越极端越彻底就越好,古人说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是有道理的。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间解决问题的认识和方法不一样,我觉得毛泽东对未来爆发战争的担忧过多,这是历史经验给那一代人留下的深刻影响,因此在很多时候在建设上都“急于求成”,并且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很落后,经济发展也非常不平衡,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自己熟悉的群众运动、政治高压等。

(4)中国古代的世俗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差异,中国古人的信仰是什么?

武力:中国古代的世俗文化是以道德为主的信仰,信“天命”,追求“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目标则是“修齐治平”,这些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思想里面能找出。当时中国最大的追求:对君臣有要求,对政府有要求,对家庭和家族有要求,对个人有以及长幼都有要求。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追求的还是一个太平、清廉和和谐的社会,这区别于一般的宗教追求。宗教追求可能是关于来世描述以及在实现世界中扩张宗教的势力,起到对社会的约束作用。宗教组织对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都较大,但中国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形成干预政治的宗教势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大,比如中国佛教和道教信徒众,庙宇也不少,但基本上是保佑性的社会服务和心里安慰,基本上不会通过组织或政府强制性地约束人民行为或惩罚不信教的人,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往往是自愿的行为,这是很大的区别。

(5)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给新时代提出什么智慧和哪些启示?

武力: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自己体会,历史不一定直接提供答案但是能提供智慧。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历史中找答案,这个答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可能会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我就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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