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王怀强 时间: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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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为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推进政治制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科学路径。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笔者在梳理学界关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相关研究成果时发现,目前对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研究尚少。这种研究缺失,在理论层面不利于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系统完整的把握,在实践层面也不利于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本文试图对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形成背景、核心内容及其重要价值做初步讨论,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形成的背景

离开时代和实践背景,无法做到对任何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的真正理解。对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认识,离不开对中国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尤其是对我国政治制度建设面临的基本形势与根本任务的深刻把握。

1.全球性国家治理危机考验着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治理危机的挑战。新自由主义、“颜色革命”、西式民主和所谓的“普世价值”,不仅给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灾难,西方国家也未能幸免。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停滞、贫富对立、民粹主义、难民危机、暴恐袭击等问题愈演愈烈。这些国家治理危机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且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和秩序危机,给经济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分析许多国家和地区治理危机种种差异的表象后发现,全球性国家治理危机本质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国际国内秩序上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全面加剧并最终引爆了这一危机。大卫·哈维曾直言:“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在全球性国家治理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和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诚如有学者所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中国的制度建设所显现的优越性打破了西方民主制的历史终结的神话。”因此,面对资本主义引发的全球性国家治理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有能力也有责任为解决人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全球治理变局正在考验着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能力。

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民主”输出与和平演变愈演愈烈

自19世纪中期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便成为现代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这种斗争在冷战时期达到了白热化状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一度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一种虚幻的胜利,认为西方“民主现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但今天,新自由主义引发的“西方世界的大衰退”,使西方国家关于自身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普世性”幻想面临破产的窘境。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成就,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中国在西方眼里被视作双重威胁: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威胁,中国道路的成功被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根本挑战;一重是现实利益的威胁,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被视为对西方在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既得利益的巨大威胁。

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持西方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在中国极力推销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大搞和平演变,以期达到西化、分化和搞垮中国的目的。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下,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我国思想舆论领域蔓延泛滥,这些错误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利用我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蛊惑人心,与执政党争夺阵地、争夺群众、争夺人心,对党的领导和我国政治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对西方的“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有力的回击。

3.坚定政治制度自信与政治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话语权缺失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制度自信是国民基于对本国制度体系的本质、精神、形式、绩效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而激发的对本国制度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坚定信念与信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制度自信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面对发展的新要求,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西化图谋,我们必须坚定政治制度的自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从容不迫,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但与坚定制度自信的迫切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却相对滞后,制度话语权缺失。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话语权意味着对社会秩序的表达与整理权,它定义了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范,也塑造着人们看待社会秩序的眼光。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决定了某种社会秩序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展示在人们面前,或被描画得完美无缺,或被描画得丑陋不堪。“失语就要挨骂”,政治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话语权缺失,一方面使我们对本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阐释和宣传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解释和评价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时,西方的概念、范畴、理论等甚嚣尘上,致使部分人用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裁剪、评判中国的实践,以消解我们的自信。可以说,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话语权缺失,已经成为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所亟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

4.政治制度建设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征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但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党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变化的时代脉搏,系统总结政治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积极回应实践发展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愿望、期待,在政治制度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政治制度建设新的实践。

二、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核心内容

通过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相关重要论述的梳理和归纳,笔者认为,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主体内容可以初步概括为制度本质论、制度设计论、制度评价论和制度自信论四个部分。

1.政治制度本质论

政治制度本质论是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的总判断,这一判断构成了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价值基石,是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魂”和“纲”。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内核和基石。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崭新命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如此清晰和深刻的回答。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从制度优越性视角深化了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此基础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论断剔除一切枝叶,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命脉,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锐判断力,体现了他对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也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被历史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血脉里的基因和灵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的总判断,源于习近平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源于对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他在一系列重要讲话里,多次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可歌可泣的抗争史,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进行了深刻论述。这些论述有力地揭示出:对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第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逻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始终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一条主线。针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政治协商制度,他强调:“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统战工作,他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前提,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获得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才能得到有力的组织保障,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决定的。

2.政治制度设计论

如何才能设计和发展出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习近平的政治制度设计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这一问题做了科学论述。

第一,政治制度设计必须坚持“三个有机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综观古今中外政治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建立某种政治制度,始终是人类政治生活之迷。虽然思想家和哲人们一直在努力弄明白这个问题,但直到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将某种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归功于某个特殊历史人物,如梭伦改革之于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或者归功于某种神圣权威和神秘力量,如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观念;或者归功于所谓的天赋理性,如自然权利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形成。由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基,这些制度学说都不能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出发,不能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进行思考,找不到政治制度形成的真正源头,最终都难逃恩格斯所说的“虚假的意识”范畴。与这些“虚假的意识”不同,习近平的政治制度设计理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基之上,明确提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后来,他进一步将这一论断提炼发展,提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三个有机统一”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出发,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中破解政治制度形成之秘,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思考政治制度设计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第二,否定政治制度西化论。冷战结束后,在西方霸权之下,西方制度模式一度被标榜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而且必须要学习甚至照搬的唯一标准模式。这种“西化论”在我国也曾甚嚣尘上,危害巨大。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重大论断,在理论上是“三个有机统一”原则的必然逻辑结论,在经验层面上则准确反映了处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在政治制度方面各具特色和多元化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普遍的现实。马克思曾说:“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可以说,当前西方极力鼓吹的制度模式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论的最好反驳。对此,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第三,扎根中国社会土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用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此,习近平分析也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扎根中国社会土壤,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这一科学论断具有深刻内涵,它既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过去和现在,揭示了这一制度是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基础上长期发展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指明了其未来的发展路径,那就是继续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保持政治定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特色,走自己的政治制度发展之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动摇不得。

3.政治制度评价论

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背景下,如何科学认识和评判一国政治制度而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之中,是关系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的政治制度评价理论对此做出了科学回答。第一,必须拒绝政治制度评价中的抽象形式主义。所谓政治制度评价中的抽象形式主义,就是主张存在一种超越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来评判政治制度优劣的规范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统一标准。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抽象形式主义的本质不过是西方国家为推销西式民主,在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依靠其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给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制造的一种打着“普世主义”幌子的“迷幻剂”。对西方的这些伎俩,习近平曾做过深刻分析:“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针对抽象形式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具体错误,习近平分析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这一论断,为我们消除那些戴着抽象形式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各种“模式论”迷雾,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分析基础之上进行正确评判,奠定了思想前提。

第二,评判政治制度要坚持民主和效率标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原则,结合政治制度在国家生活中的功能分析和定位判断,习近平提出,评判政治制度有两个总标准: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效率。二者分别代表了政治制度的价值之维和工具之维,共同构成了政治制度评价的二维框架。从价值层面说,民主是现代政治的价值共识和合法性之源,也是无产阶级追求人类政治解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说,“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恩格斯也曾说,“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将民主作为评价政治制度的总标准之一,体现了习近平对当今世界政治发展潮流与方向的深刻把握。从工具层面看,任何政治制度本质上都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工具,能否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评判政治制度的一项基础性指标。因为只有有效的政治制度,才有能力实现其所承载的价值和目标,相反,无效的政治制度,不管其如何自我标榜,都注定要失败。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现了实质民主和有效治理。在民主和效率的总标准下,习近平结合我国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提出了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八个能否”的具体标准,对多维度评价政治制度作了详细阐释: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和稳定性;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水平;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决定着国家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则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从精神实质上看,“八个能否”明确强调了一种以政治生活的实际状态和真实质量,而非某些打着“普世主义”幌子,实质上却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特定制度形式为导向的制度评价思想。

4.政治制度自信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习近平的政治制度自信论,为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政治定力是共产党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意志品质,是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是政治制度自信的精神源头和意识前提。将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植根于强大的政治定力之上,是习近平对坚定政治制度自信的重大理论贡献。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针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他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这些论述,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消除各种困惑,排除各种干扰,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顽强意志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南。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政治制度自信夯实基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被金钱势力所主导,早已彻底沦为“公司资本的‘女仆’”的西式民主相比,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恰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的最大底气和最大优势,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和特点,则是进一步坚定政治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要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要突出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总而言之,就是要用更先进的民主制度形态和更高质量的民主水平,为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夯实基础。

第三,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对此,习近平曾多次做过深刻论述,在2014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将坚定制度自信与坚持改革创新统一起来,是习近平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制度建设和制度自信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将坚定的制度自信与不断的改革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指明了我国政治制度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科学路径。

三、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是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系统回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夯实了理论底气

坚定制度自信,前提是坚定制度理论自信。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自信的前提是理论本身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把握和揭示事物的本质的规律。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基,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强烈问题意识出发,在深刻剖析中国国情,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并比较对照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如何设计和发展政治制度,如何评价政治制度,如何坚定政治制度自信等重大问题给予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精神、原理、特征、形式、绩效进行了科学说明,有力揭示了我国政治制度强大生命力背后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特别是他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的重大论断,道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成功坚守了我们自己的制度文明标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时代性,从而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夯实了理论底气。

2.为反击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提供了有力武器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在加紧实施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形成,为我们提供了反击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有力武器,它以彻底的理论逻辑、令人信服的经验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长期发展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由中国人民的选择,由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道路所决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从来就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根本上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意志的表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的“普世性”在本质上不过是西方借以输出西方体制和价值观,借以维护现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西方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借用西方学者自己的话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大量的事实表明,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不但不能给国家带来发展,相反,还会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些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来发展本国政治经济的中亚东欧国家和试图通过“阿拉伯之春”来谋求发展的中东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

3.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话语体系建立了基础结构

话语权的基础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则是科学的理论。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包括制度本质理论、制度设计理论、制度评价理论、制度自信理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理论体系,对政治制度的本质、设计、评价、发展、制度自信等问题从理论上给予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同时,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所提炼的一系列具有标识性、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品质,又具有显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跳出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和话语霸权给我们设置的话语结构“陷阱”和思维模式“陷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话语体系打造了基础结构和理论内核,进而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科学方案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政治制度理论的形成,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把握,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其目的不仅在于对政治制度一般性理论问题给予系统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包括如何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等,做出了全面准确深刻的分析和说明,在此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路线图”,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稳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科学方案和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辛向阳、陈建波、郑曙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4]秦宣:《制度自觉、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5]杨光斌:《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学海》2017年第4期。

[6]贺东航:《试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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