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批判(中)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作者:文一 时间: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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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批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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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演化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发展案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叫做人类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的演化模式。生命起源和进化是一个很漫长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且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级物种,其胚胎发育阶段也要简短地重复先前整个低端物种进化的几个基本阶段。比如人类的胚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再演变为人类婴儿,就是以很快的速度重复了生命的基本演化阶段。因此现代人类个体的发育不是靠既有的成人器官从外移植过来机械地组成的,而是要自己通过在母体里面的胚胎发育过程一步一步生长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发展模式。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也遵循类似的“胚胎发育”规律。也就是说,无论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否则欲速则不达。

然而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希望搞跳跃式发展,比如不经过原始工业化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想直接进入重工业阶段,甚至直接进入福利社会和民主制度阶段。结果都不成功。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之所以能够成功引爆一场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正是因为无意种走出了一条符合了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规律的工业化道路。


2.1中国的历次工业化尝试

中国的历次工业化尝试是十分坎坷的,就是因为没有遵循这条“胚胎发育”演化道路。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是洋务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但是这一次尝试很不得要领。这个要领是首先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就需要一个中央财政税收体制和国家动员能力,来解决基础设施网络的修建和全球市场开拓的问题。而要开拓全球市场也需要给战争能力,这就需要现代化专业军队。有了这些国家构建以后,还要有能力动员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制造业活动中来。但是这些闲散劳动力是在乡村,政府怎么深入乡村去组织农民利用闲散劳动力生产手工业制品并大量出口并销售到全国的统一市场是发展的关键。经过这样一个原始工业化过程以后所孕育出来的统一大市场才使得采纳规模化大生产技术有利可图,才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才谈得上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赚来的外汇和国内储蓄从事以铁路和蒸汽机为标志的重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能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的那样。

但是清朝没有做到这一些。清朝统治者缺乏现代国家构建的观念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当时,葡萄牙商人迢迢千里地跑到中国来购买中国的产品,再运回欧洲发大财,为什么清朝不能让本国商人将本国产品出口到欧洲去卖呢?不是中国商人不愿意去,而是如果去了会立即被外国武装商船和海军打回来,清朝没有国家力量保护他们。事实上,清朝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比当时欧洲和英国还要好,但是没有解决中国的国家能力缺乏问题。因此洋务运动虽然在大城市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也购买外国军舰建了海军,但是却无法解决朝廷税收不足和中国农村的贫穷问题。

第二次工业化尝试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把整个清王朝全部推翻了,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彻底。因为光荣革命只是限制了王室的权力,辛亥革命是把王室全部推翻了,而且还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企图以这个政治体制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但是这也努力没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后的40年期间,中国广大农村依然是一幅很悲惨的景象,饥荒经常发生。而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成为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现在的好多经济学家一说到中国改革开放,就会说是因为计划经济搞错了,而政府一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导致了中国的崛起。这个理论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很片面。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人类自古以来,至少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是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很短的一瞬间,即20世纪以后才开始产生。它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这些落后国家没法依靠私有制开启工业化,总是被西方列强欺负,所以才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计划经济产生的背景。而且所有的计划经济在最初的时候,工业化的速度都很快的,也都迅速建立起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问题在于,计划经济在后期就不行了,缺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要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改革是有技巧的。所有采纳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只有中国成功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成功。为什么?这是第三个问题。所以,关于中国奇迹的理论中存疑的问题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说以前的计划经济不好,所以现在仅仅靠引进市场就成功了。这是误导性很强的理论。

中国在共产党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政权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工业化尝试,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国家和具有强大行政执行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例如,现在中国经济学家十分推崇的赵紫阳的行政风格和执行能力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离开那个时代的话培养不出来这样的干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还做了什么事情?中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清匪反霸、行政区划与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5年计划,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以下是那个时代工业化建设获取的一些成果: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

但是,计划经济建立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因此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毛泽东主席意识到了自下而上的重要性这一点,所以他要在农村办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正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当时,这类企业不被允许利用市场经济扩展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互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最后都成了每一个生产队和公社都一摸一样的重复建设,所以最后也是亏本的。

中国经济体系的低效率导致了邓小平的1970年代末的大胆经济改革。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的第四次尝试。这次却意外地成功引爆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盼望已久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把整个世界秩序都冲得天旋地转,从此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而邓小平改革的关键一点,就是没有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提倡的在各个行业同时引进“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休克疗法,没有引进普世价值提倡的“民主化、自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遵循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的、符合工业革命“胚胎发育”规律的改革道路。换句话说,如果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把国有银行私有化,就搞金融自由化,那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东欧股价的改革时失败的。比如乌克兰在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后,不仅没有遏制腐败,而且发生更大面积塌方式腐败,从以前可以生产航母的工业化国家,沦落为只能靠出口土豆西红柿等农产品的国家。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尝试采纳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但却又十分果敢坚定的策略:1.在拒绝全盘西化和维持既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从农村改革开始,而不是从工业和金融业改革开始,让农民和平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3.鼓励乡镇企业,尽管生产工具原始并与大工业争原材料。4.用日用制造品(而不是)原材料换取外汇和机器,鼓励出口。5.长期维持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一定成功)。6.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私有化。7.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到重,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制造业到金融业,由高储蓄到高消费,由高投资到高福利……。

这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工业革命引爆了。然而如果我们对比看看前面提出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规律,就会发现中国之所以突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爆发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为它打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基础。而且前面提到,工业革命的起跑线和引爆点是农村的原始手工企业。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突然繁荣的大量乡镇企业,是因为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开启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土地改革,还有后来建立的社队企业。因此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离离原上草是毛泽东主席铺垫的,火却是邓小平点燃的。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路劲与工业革命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地方。它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乡镇企业阶段(1978-1988)。从1978年到1988年的头10年时间里,中国工业化开始重新补课,重新走当年英国花了300年时间走过的以远距离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乡镇企业道路,把八亿农民积极性全部调动了起来。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10年时间里,乡镇企业的繁荣程度是英国、美国历史上都不可比的、爆发式的增长。10年时间里,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1亿,而且间接效益更大,比如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2倍。接下来的第二个10年则更加厉害,所以这就像是引爆了一场热核反应,这个力量以后不可估量。正是由于这次大胆尝试,中国到80年代中期基本告别了长期困扰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经济,大量小商品和家庭生活用品充满商店,玲琅满目。而且基本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了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阶段: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1988-1998)。在第二个10年中,一方面乡镇企业继续繁荣;同时,建立在乡镇企业繁荣所开创的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品的大企业,开始在城市和乡村应运而生,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它们生产目的不是自给自足,甚至都不是满足当地的需求,而是满足长距离和全球市场的需求。中国在这个时期遍布中国城乡的规模化劳动密集型大工厂,生产了大量轻工产品,都以满足远距离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的。但是,这个时期的高级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因为所有机器和重工业设备都自己生产的话,是不能自负盈亏的。而这个与全面进口替代不同的、以出口轻工业产品为导向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十分关键。如果当时所有的生产设备都依靠自己生产,就像拉美国家在战后做的那样,中国一定不会迅速积累那末多的外汇储备和具备与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而最终会被重工业的自力更生原则所压垮。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依靠进口机械生产轻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是需要的。在这个期间,即第二个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这个桂冠是所有成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曾经戴过的,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国家都无法最终崛起。这个时期虽然一斤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属于原始工业化阶段的乡镇企业仍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仍然在继续高速发展,使得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到全国农业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农民)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28%,连续二十多年内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即使把通胀因素排除以后,也是每年增长22%,连续20年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这就是一种工业化路子走对了的特诊,就像引爆了热核反应一样。

第三个阶段: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1998-今天)。90年代以后,这样一种大面积轻工业量化生产的繁荣使得中国当时的能源-动力-运输构成的工业三位一体成为巨大发展瓶颈,因此煤炭和铁路运输都成为相当稀缺和赚钱的产业。这个时候,强政府顺势而为出来克服这个巨大瓶颈,大搞能源、动力、电网、高速公路和和高速铁路建设,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当时90年代末大大小小的煤窑都赚钱,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非常大,以至于民运企业进来都可以赚钱。这就引爆了以规模化和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几乎所有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利用乡镇企业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创造的巨大市场和社会储蓄,中国没有依靠世界银行和IMF的大量贷款,就轻易满足了自己基础设施建设和重重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因为工业化的路子走对了,所以中国自己的国内储蓄是足够通过自负盈亏来承担和支付自己的重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设备、工业原料、零部件、器械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规模化大生产,然后刺激了后来一系列的发展,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煤炭、水泥、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以及各种重化工业产品的制造商。就像一颗生育之树,根深才能叶茂,以前的基础打得越好,发叉的树枝才越多,创新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最早是技术引进,进入重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环节就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创新机会业越来越多,因此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开始飙升。众所周知,在这个期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和高铁。


2.2中国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过就是政府退出、把市场引进来的结果。这个观念非常流行,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非常有误导性。当然,市场的因素肯定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问题是中国在唐朝、宋朝、明朝、清朝都有很发达的市场经济,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然而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正因为忽视了这点,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工业化成功,其他多数国家都没有成功,虽然都尝试了很多次。比如埃及,它从1820年左右就开始尝试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因为它没有找到工业革命的秘诀。以下我列出一些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因素。

首先,工业化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没有国家意志,一盘散沙的自由农民不可能把工业化发展起来,无论私有产权保护多么到位,法制多么健全。工业化是社会力量大协作的产物,需要有一个主导力量。

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本身是个公共品,尤其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全球市场。市场不是天生的,而是国家力量创造的。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而这三个都需要国家去创造。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决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属于“空对空”,假设市场的天然存在而且是无限大,剩下的只是供给问题,因此萨伊定律成立,供给决定需求。市场被创造出来以后,还需要严格监管才能安全有效的运行。而监管的成本也非常高。人们不知道,即便像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国家,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到处是复杂的监管条列,以至于必须在法律学院学很多年才能拿到律师执照成为某一个很小领域的法律顾问或专家,而且隔行如隔山,稍微换一个领域,就得需要不同知识储备的律师。

正是上述几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市场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从彼得大帝开始就紧追欧洲发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原始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企业,斯大林时期又完成了重工业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却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仅仅引进市场经济,实行民主选举,政府主动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就可以自动重新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不对的。

这个理论误导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陷入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他们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清朝和民国时期虽然私有产权和私有土地保护制度都胜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没有能力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才能够盈利和自负盈亏。那规模化市场从哪里来?早期欧洲列强是用国家力量(包括战争手段)创造的。

比如17世纪初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P.Coen,它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任总督,在为荷兰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就向皇室进言到:

“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这就是我讲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欧洲列强早就发现了这个创造全球市场的秘密。

这一“旷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不断重新发现并付诸实践。比如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马汉(AlfredMahan),在谈到欧洲17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会上阐述了国家、战争、贸易之间的关系:

“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我想起我的美国同事曾经问我:“你觉得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我反问他:“现在你数遍全世界的国家,哪个国家领导人整天忙着在全世界为自己国家的企业寻找市场和商机?只有中国。”但是中国在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创造世界市场。

所以,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和“光荣革命”。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Beckert指出: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北欧其它国家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二战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来靠国家主导的打砸抢和武装贸易来培育一大批商人,不可能靠海军和坚船厉炮来推进贸易,来为自己的企业创造世界市场。落后国家该如何办才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

答案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剂”的作用。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换句话说,今天的落后国家如果想靠战争来创造市场和推进贸易,是行不通的了。美国一国独大,发动战争者必将遭到灭亡。所以现代国家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意义。


2.3苏联和东欧改革为什么失败?印度为何比不过中国?

东欧国家的改革失败,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旧房子,但是他们的第一斧、第一锤子就挥向了它的承重墙,把通过几十年建立的国家行政体系给解体了。国家没有了,其它也就谈不上了。他们不知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也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建立市场经济也同建设计划经济一样,同样需要国家力量,需要顶层设计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所以东欧国家把承重墙和调动国家资源的神经中枢破坏了,这是它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废武功。他们盲目相信了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里面假设统一大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假设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谋私利,工业革命就自动发生了。结果是东欧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员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欺诈和黑社会横行,工人大面积失业,工厂大规模倒闭,产业链遭到巨大破化无法修复,物价飙升,政府机构瘫痪,科学家们为了生存去摆地摊,医院和学校缺乏经费维持,人均寿命断崖式下降,整个社会就连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无法生产和供应,只能够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基本生活。而且民主选举上来的官员一个比一个贪。

而印度虽然不需要东欧一样的政治改革和破坏国家构建,但这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建国”大业,因此创造市场这个公共品的能力很差,基层政府没有中国的基层政府一样的招商引资能力,无法帮助农民建立乡村企业,因此印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徒有比中国廉价的十几亿劳动力和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办法引爆工业革命。

因此,单纯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市场是错误的。也有的观点把中国奇迹片面地归结为加入WTO。可是印度比中国早加入WTO好多年,但却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加入WTO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中央的产业政策占领了纺织品制造业的制高点,培育了大量的规模化轻工业制造业产能,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生产国。所以,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听黑板经济学家们的忽悠。

这些失败国家的政府对两个政治学基本原理缺乏认识。第一,市场是一个最基本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第二,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头脑。他们不知道普选民主是一种政治福利,只有在工业化完成了以后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够支撑和运作,而根本不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新制度经济学却把民主当成发展经济的手段,这就像拿别人的屋顶来当自己的地基,这样建造的楼房岂有不垮的?正确的方法是把别人的房子拆开以后看看当年的地基是怎么建的,以此来发现建筑的规律。

没有中央集权提供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基础设施,不可能有市场,尤其是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而如果没有安全统一的大市场,规模化大生产不可能盈利,即使有国际组织把技术免费送给你也不行。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外资也不可能进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看一看,来自全球发达国家的外资和大企业为什么不往建立了“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跑,而是偏要大量涌进没有普选民主制度的中国?资本家和企业家难道不比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更知道哪里或什么洋的制度条件下才能赚钱和积累财富?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民财富起源和工业革命机制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又反过来揭示当年大英帝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绝不是它的民主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比法国、意大利、荷兰更好,而是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专业化军队能够为资本提供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信用保障和安全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羊肠小道,不是高速公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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