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现代性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3期 作者:闫方洁 时间: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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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这一概念描述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走向工业生产、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贫乏走向丰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总体文化特征; “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拥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心理意识、价值旨趣等内容的统称,构成了现代化的精神面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现代化事业逐步迈向高速发展的新轨道,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也日渐深度嵌入中国大众的生活之中。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性语境下大众的精神与心理均发生了深刻变迁。可以说,对于旨在形塑社会观念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言,现代性已然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客观境遇。因此,在准确把握并及时回应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是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性的必由之路。

一、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结构性背景:现代性与大众精神诉求的新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由其社会制度所决定,具有高度稳定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统治阶级使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与观念体系在社会范围内获得认同,进而实现对政权的维护与巩固。然而在实践中,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借助特定的、具体的话语形式来获得表达,由此一来,“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便构成了意识形态工作赖以开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可以被视作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前者决定了后者,后者则以丰富的表达策略实现对前者的隐喻支撑;前者是一元的,后者是可以被重构的,后者的包容性是确保前者一元性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的“链接带”与“结合地”。

因此,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至上性,又要充分考虑到特定时期的社会性格、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背景性因素;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强制性地用抽象的理论去教化大众,而是要建构出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与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相契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以此作为中介。换言之,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构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环节,倘若忽视了这一环节,对普通的大众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不过是某种远离其生活世界的神秘力量。(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它总是随着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因此,在当下中国,分析现代性境遇下大众精神诉求的基本特征便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根本前提。

如前所述,“现代性”与工业文明、商品社会相适应,它的对应概念是“传统性”。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语境生成的历史起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等社会诸领域的深刻变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语境生成的前提性要素。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获得历史性突破,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逐渐脱离了匮乏的前现代社会,步入了以丰裕和休闲为主的消费社会,随之而来的便是现代性意识的日趋成熟化与普遍化。如果说“现代化”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重大转型的指认,那么“现代性”便是对置身于其中的大众在思想、精神、心理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嬗变的描述。概括来说,现代性语境下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心理突出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现代性意识在当下中国突出表现为大众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主体意识的增强。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现代化是一个“除魅”的时代,即现代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自我被发现的进程。事实上,在从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社会中,大众精神关怀的主要对象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是民族与国家,“国家与普遍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个人不断被政治化,成为政治总体化结构的构件的历史结果”[2]。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和“集体”瓦解了个人和自我,“体制”与“政治”挤压了日常生活。对于在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社会成员而言,个人总是世界观、历史观与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个体只能从宏大的叙事中为自己定位,换言之,在他们那里,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独立位置。然而,这一状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突出体现为“个人主义”的日渐风靡。我们这里主要从文化的层面来使用“个人主义”的概念,它意指个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彰显,它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以及私人空间的至上性,等等。也即是说,人们不再是根据某种抽象的总体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内部世界,而是依据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来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意味着个人不再是被国家、民族、集体淹没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成为不可化约的独立存在。

其次,现代性意识在当下中国突出表现为大众对“生活世界”及其价值的肯定与重视。现代性意识主要寄存于“世俗生活”中,确切地说寄存于“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的领域,是个体维持自身存在与再生产的基本活动领域,通俗来说,日常生活包括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活动。但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人们往往更为重视科学世界、技术世界、政治经济等制度化的世界,日常生活很少受到关注,且常常被视作可有可无的“剩余物”。(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然而,这一现象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日趋消弭,在现代中国,“生活主义”备受推崇,人们处处表现出对于自我生活的深切忧虑和关心。例如在媒介空间中,“两性、明星、娱乐、旅行、购物、游戏、化妆美容、健身、时尚”等一向是大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人们丝毫不回避对于物质享乐和感官享受的追求,并希冀从世俗的日常生活本身中获得满足、意义与解放。

再次,现代性意识在当下中国突出表现为“权威”意识的淡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旨在破除迷信、反对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这场原本具有特定内涵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演变为对权威意识的一般性反对。在现代社会中,对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某种具有优先地位的“绝对意义”不断弱化,他们不再主张图式化、同质化、整体化的生活方式,差异性、多样性取代“同一性”跃升为主要标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小众”的生活方式与“非主流”的文化行为在现代社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循传统的社会标准或外在的权威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在‘传统引导’的社会中,如果你与社会格格不入,你的感觉是‘羞耻’”[3],但今天的人们不在乎别人给自己贴上另类的标签,相反,他们沉溺于自我独特的生活方式中,大胆“秀”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并以此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

综上所述,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心理图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集中表现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生活世界的重视以及权威意识的淡化等,这些均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结构性前提。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大众作为“独立的人”的觉醒与完善,尊重大众在发展个性以及自由、创新的人格方面的需求。这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编码时不能以强力的方式倒退到“前现代”的话语体系中,更不能用政治生活淹没日常生活,用集体淹没个人,用同一性淹没差异。(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接纳并尊重当下社会诸领域的世俗化需求,充分保障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经济利益、多元文化的方面的诉求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表达上必须具有与大众日常生活的高度相关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要赋予人们追求现世幸福以正当性,要使大众对日常生活意义的追寻获得充分肯定与彰显,这实际上开启了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生存论转向。

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问题与挑战:现代性困境与大众精神危机

从世界视阈出发不难发现,现代性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价值二重性”特点——即存在悖论,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一方面,现代性意识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宽松化使个体拥有比以往更多的自由空间,标志着现代个体日益增长的对于确证自我意识和构建自我风格的需求越来越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扮演着剔除封建主义思想遗留,瓦解文化传统中封闭性因子的作用,代表着对具有压迫性因子的“前现代”价值的纠偏。但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社会,这种纠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从而导致现代性从反对“权威”走向了对“一般普遍性”的消解,从反对“泛政治化”走向了“去政治化”,从主张“平民化”走向了拒绝“高雅”,从倡导“生活化”走向了“物化”,等等。诚然,现代性极具解放和启蒙意义,其进步性无可否认,但现代性对个人主义、自发性与欲望的过度推崇会带来不容忽视的文化与社会风险——引发大众精神领域的“去公共化”与“去超越化”。人们在他人与整体的发展面前展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随心所欲和玩世不恭,表现出独断、偏执、冷漠的心态,这无疑会对社会关系产生重大伤害,也从根本上有悖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与主旨。

首先,现代性语境下的“去公共化”危机。公共意识体现在公共世界中,公共世界是与私人世界相对立的,它关注的是关系公共利益的事件,人们围绕公共事务表达意见以期达成共识,由此产生公众理性与公众意识。虽然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不可否认,但同时,这个时代的命运所包括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却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热心隐私超过公务,热心物质超过精神,热心享乐超过理想,热心权利超过责任,他们过早地沉迷于日常生活和身体的审美图景中。与其对旅行、情感、明星、娱乐等话题的关注相比,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热情显得极为平淡。在这个日趋世俗化的社会中,个体追求物质生活的合理性得到了最大化肯定,个人隐秘的日常经验和内心世界受到推崇,但同时,感性自我的过度彰显削弱了作为“类”生存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基础。公共性的退隐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与相通、相感相应、推己及人能力的削弱。人们可以相互“组团”娱乐、“组团”围观,但是在诉诸利益的实际问题出现时却“各自为战”;人们不再或近或远地关心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他人生活的福祉,“明哲保身”成为大众普遍信奉的处世哲学。从表面上看,现代人似乎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包容、更随和,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原子化、更冷漠。

其次,现代性语境下的“去超越化”危机。现代性反对神圣、主张回归生活,具有不可否认的正面价值,然而,去神圣化的副产品便是“去超越化”。超越性来自对“本我”的控制,隶属于“超我”的维度。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精神上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性追求,即个体的活动总具有某种内在意义,他们想要追逐最终的真理,并使生活朝着某一个方向改变。而在追求物质享受、快感至上的现代社会中,人性中的原始本能和冲动得到了鼓励与扩张。他们不再衡量自己的生活与行动有何终极意义,在精神上也不再追求绝对意义,物欲的满足成为唯一的行为衡量准则。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拥有大量粉丝与拥趸者的娱乐明星成为“成功”的代名词,他们身上几乎不需要负荷任何道德的重担,所承载的只有消费主义的、物化的欲望。超越性维度的沦丧很容易使“世俗”和“庸俗”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从而把大众引入一种粗鄙的文化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曾一度稳固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被瓦解,人们纷纷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由此引发享乐主义、自恋感的盛行,以及理性、节制、道德价值的终结,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协调感,最终“把混乱、令人迷惑的变化和无尽的碎片变成正常的和自然化的社会状态”[4],消解社会认同形成的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性看似在倡导一种中立的生活方式,但其背后却隐匿着一条大众精神的沉沦之路。因而,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仅需要包容性,还需要具备批判力,以对现代性所蕴含的负面精神因子进行有效的批判和引导。然而,这绝非意味着我们要对现代性精神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如前所述,现代性本身具有无可回避的必然性和不可否认的进步性,代表了对具有压迫传统的“前现代”精神的纠偏;但问题在于,随着消费社会的深入发展和个人主义意识的持续增强,大众精神中的自发性维度日趋泛滥,从而导致他们迈向了精神天平的另一个极端。对当代中国来说,现代性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由于对个别性与特殊性的过度推崇而否定了普遍性与共同性,由于对感性的过度推崇而遗弃了理性,由于对自我的过度推崇而削弱了超越性。

因此,如何在尊重现代性的基础上完成批判,如何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来化解现代性的悖论,如何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自发性与崇高性的精神天平中取得平衡,成为我们在建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从总体上来说,现代性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应坚持原则性与包容性相统一,坚持共识意识与多元意识相统一,坚持超越性维度与自然维度相统一,既尊重特殊性、个体性、感性,又要升华出普遍性、整体性与理性。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则必须坚持不懈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常常以宏观化、抽象化和理论化叙事为主要特征,这种话语往往无法为大众提供他们所急需的精神慰藉和意义指引。(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由此一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时刻发生的各种变迁,面对汹涌而来的消费社会、媒介社会,许多社会成员因一时间无处寻得意义,而陷入无所适从、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中。此时,意识形态的创新和转型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三、“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现代性精神悖论的化解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 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根本任务的结构性转变,同时也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增添了新内容。事实上,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便致力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在2013年3月17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多次提及“中国梦”。如果说“中国梦”的提出代表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之路的开始,那么党的十九大关于“美好生活”的论断便标志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日臻完善,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新成果,“中国梦”与“美好生活”采用日常化叙事,具有丰富的时代气息、生活气息和强大的感召力。它们既契合了现代性语境下大众关于个人发展和日常生活的新期望,又在共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构筑起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社会共享价值,既克服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因子,又破解了现代性的文化困境。“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在辩证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共同推崇,实现了个体发展与集体发展、世俗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通过对自由自觉的生活意识的倡导,辩证地化解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现了对社会自发性精神状态的批判以及对崇高精神的重建。

首先,“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很好地化解了现代性关于个体与整体的悖论。不同于西方对个人主义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偏向集体主义,主张整体本位,人被看作是集体中的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人们急于摆脱传统文化对个体的禁锢,个人主义受到了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热烈追捧。然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却又将对个人主义的强调逐步推向了极端,导致了人们行为方式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消解了集体的意义,这便是现代性精神的“二律反”,“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提出则有效化解了这一问题。

一方面,“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充分尊重每个价值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强调每个个体梦想的实现与生活意义的获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多次强调的那样,中国梦凝聚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同样,“美好生活”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体,它指向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它关怀每一个普通个体,触动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灵与精神。总之,“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价值主体不是虚化的整体、符号化的整体,而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体——他们人格独立,具有个人自主性,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正因为如此,“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价值主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大众的个人利益,无论是身处哪个阶层、哪个领域,拥有何种兴趣、何种特长,偏好何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式的大众,都可以从中看到自身利益所在,都能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中赋予自我人生以意义,它们凝聚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事关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

另一方面,“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在充分尊重个体价值、自我意识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话语体系中,特殊性固然重要,但它们绝非剥离于普遍性的。普遍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普遍之物来实现对特殊物和特殊意志、特殊目的的规约,从而超越自发性,只有普遍性才具有超越性价值,才能生发出终极的意义与道德。显然,“中国梦”与“美好生活”所提倡的个体不是自在自为存在的,而是由共同体所规定的。但同时,“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倡导共同体的目的不是想要否定或侵害人的独处的需求,更不是要倒退到旧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中,而是唤起人们对生活态度的重新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公共精神带给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潜在好处,从而唤起人们的公共意识;使人们不再沉湎于身体、美丽、娱乐等个人的隐秘世界中,从而改变现时代大众“去公共化”的精神现状。总之,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话语体系中,“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只是相互依赖、各为他方而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6]。

其次,“中国梦”与“美好生活”成功化解了现代性语境下凡俗性与超越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充分肯定个体的欲望、爱好、兴趣和自我满足的合理性,每个个体的发展都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个体的特殊习惯、意图和福利都是被尊重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7]。因此,每个个体都有权把他自己的需要作为他自己的目的,生活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个体的享受欲望是不应受到指责的。而且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倡导的价值规范中,“享乐”并非不道德的,而是个体获得自由的必备条件。在推崇“重义轻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活的具体需求往往是受到压抑的,个体欲望的表达向来都是隐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观念与意识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享乐也并不意味着逃避有关他人和社会的其他事务,个体只有在投身于全部现实并超出现实之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总之,“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用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既保障了个体对现实与世俗生活的需要,又升华出具有超越性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实现了对物质世界和对精神世界的共同推崇,实现了世俗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

除此之外,“中国梦”与“美好生活”还体现了在世俗时代对境界的守护,在凡俗生活中对理想的坚持。“梦”与“美好”二字意味着个体对未来社会和人生保有热烈的想象与期待,意味着对当下生存状态的缺陷和局限性的承认与改善,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改造与超越,意味着理想的存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所提倡的绝非那种前现代意义上的,纯粹凭借传统、习惯、血缘、习俗和一系列天然情感因素维系的凌乱、机械、重复、单调、保守的生活;也绝非那种消费主义意义上的,受到商品逻辑控制的以物欲为中心的异化生活。它们实现了对自发性的扬弃,推动了日常生活从自在行为向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自由自觉行为转变。与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梦”与“美好生活”所宣扬的理想是以个体价值为关怀的理想,是面向生活世界的理想。它们很好地将理想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意味着理想从生活世界中生发而来,理想为了生活而存在。在“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话语体系中,世俗生活和理想境界合二为一:我们要充裕的物质但不要粗浅的物欲与物化,我们要丰富与多元但不要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我们要个体意识但不要碎片化与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娱乐但不要粗鄙,我们要尊重与赋权但不要无序和崩溃。

综上所述,“中国梦”与“美好生活”在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间寻求平衡,在凡俗生活和理想信念之间寻求统一,在个体价值与整体利益之间寻求共识,构建起了符合现时代大众心理诉求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大众产生一种社群归属感和超越冲突与分歧的历史归属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各类群体与个体包容其中。作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与“美好生活”为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提供了精神指引,成功地将大众与社会黏合在一起。“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提出也实际上开启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生存论转向,表征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

[2]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329页.

[3][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4][英]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9页.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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