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资本”:求解中国如何“强起来”的关键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7期 作者:陈学明 时间: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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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正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什么是“强起来”?如何才能“强起来”?

尽管经历很多艰难曲折,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走上了力求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实现的过程。所以,研究什么是“强起来”,以及如何才能“强起来”,就是要研究现代性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中国可以称之为“强起来”,我们今天究竟如何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中国才能强起来。也就是说,研究什么是“强起来”以及如何才能“强起来”必须借助于现代性理论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中国要“强起来”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如何面对现代性。

当今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中以“资本”为本质范畴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重建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世界上没有一种现代性理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是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所不能替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诊断、批判和超越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尽管马克思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但通过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探究,深刻地论述了具有实质内容和鲜明特征的现代性理论。从现代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强起来”,主要借助的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强起来”的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中国“强起来”的指导作用。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两部著作分别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华优秀图书奖)

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应当是整体的,中国不能只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只有全面地实现现代性,才能真正“强起来”

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相关研究说成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这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只注重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不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首要态度是赞颂。马克思对发端于欧洲近代的现代性首先是持肯定态度的,肯定其对人类文明的推进。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赞颂与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赞颂是相一致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与他们一样的现代性的全盘否定者、批判者,是别有用心的。一讲起马克思对现代性、现代文明的赞颂,马上会想起《共产党宣言》。确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一著作的篇首,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带领我们走进了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向我们肯定了资本现代性的辉煌,为我们确立了一个鲜明的现代性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资本全面统治的世界,也就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磅礴的语气概括了现代性的确立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解放作用的现代性的确立,是历史必然性的过程。正因为现代性的这种正面效应是必然的,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尽管现代性具有如此大的消极影响,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仍应积极地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发展自身。

在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首要的态度是肯定这一点以后,必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肯定的是整体的现代性而不是片面的现代性。与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历史视为一个不断总体化的过程相一致,马克思也认为现代性具有总体性特征。“现代”“现代性”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形态学概念,“马克思以生产方式概念为基础,在历史的形态变迁中确定了现代的位置,将现代看成是一个总体性的‘世界历史时代’。从历时性的纵向来看,它等义于‘现代历史’,从共时性的横向来看,它等义于‘现代社会’,它既同人类历史的总体联系起来,本身又构成一个具体的总体。”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马克思时常以资本来命名现代性。而资本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并不单纯是一个狭义的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内在原则贯彻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内在心理结构之中,资本显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而资本的那种整体性的特征也正标识了现代性的整体性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理论,它绝不只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某一方面,而是涉及整个社会。

正因为现代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个总体性概念,所以马克思所期望的现代性的实现应当是整体性的实现,即不仅仅是社会的某一领域实现现代性,而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现代性,社会在整体上贯穿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之所以加以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只是在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即经济的领域实现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视为是“一元现代性”,即只是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那么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一元现代性”,马克思要求的是“多元现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地赋予现代性的价值。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新中国自成立以后就在“站起来”的基础上走上“富起来”的道路,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是走上了“富起来”的快车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唤醒了全中国人民。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虽然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 国际环境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但是中国经济却一直在稳步增长,GDP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富起来”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加以对照,不难看出,这种“富起来”主要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实现。与“富起来”相对应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走上“片面的现代性”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当今天中国站到“强起来”新的历史起点上时,就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现代性”,即必须实施“全面的现代性”。不全面地实施现代性,中国进一步走向“强”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中国的“富起来”是与“片面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强起来”就应当与“全面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适应,“全面的现代性”也是“片面的现代性”的升级版。“富起来”的中国往哪里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这“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如何从“片面现代性”走向“全面现代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的整体性的要求,中国必须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说“站起来”主要着眼于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层面,即着眼于为中国实施现代性创造政治基础,“富起来”主要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层面,即着眼于在经济领域首先实施现代性,那么,“强起来”则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整体战略,即着眼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全面地实施现代性。即使就经济发展而言,根据全面现代性的要求,“强起来”体现在发展更重质量的经济,致力于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重大转变,使技术要素和创新要素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根据全面现代性的要求,中国要“强起来”,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都必须与现代性相符。例如,民主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增加、美丽中国建设成绩斐然,等等。“片面的现代性”带给中国的只是“富强”这一现代性元素,而实施“全面的现代性”将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元素的现代性。从“片面现代性”向“全面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 其中根本的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三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

2、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中国必须正视这些负面效应,只有将之克服掉,才能真正“强起来”

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辩证的态度,在肯定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又对现代性的负面作用持批判态度。面对现代性,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证的态度,即既与保守的浪漫主义的那种怀旧、全盘否定现代性相对立,又与自由主义那种现代化的自鸣得意、全盘肯定现代性相抵触。正是在辩证的思维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在他看来,对现代性的进步的肯定与对现代性异化本质的批判是由现代性本身的辩证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性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立、冲突、分离、 悖论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他还指出,由于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受制于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现代的解放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抽象解放,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政治解放的现代解放使人们过着分裂的双重生活。马克思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洞见了现代性矛盾的经济学基础,并把这一基础看成是现代性的基本框架。这样,马克思一方面颂扬了现代社会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揭示了异化的现代性境遇、揭示了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与矛盾。马克思强调,现代的危机与动荡,正是产生于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产生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是对“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而不是出于“应然”立场的道德评判,将批判奠定在坚实的存在论分析基础之上。

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马克思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也就是认为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性,现代性的这种‘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同现代的资本原则相关,是现代社会异化的现象学呈现,并不是我们能够保存或剔除的。如果资本还是历史的基本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现代性的矛盾将被保存着,它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确实,我们不可能在资本的统治中,只要资本的“好的方面”,而不要资本的“坏的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只要现代性“好的方面”,而不要现代性“坏的方面”。

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种“自在之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时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马克思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资本是现代存在物的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资本的运行原则就是现代社会的构成原则。而资本成为存在物的普遍抽象形式,不仅是指物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普遍抽象形式,甚至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要消除了资本“中立”的假象,就能从根本上认清资本的本质是什么,也才能把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资本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资本在展现过程中有着负面作用,而且这种负面作用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而必须正视资本的这种负面作用。当我们感受到资本的“恩泽”之时,也应体会到资本所带来的种种不幸。资本具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竞争原则,二是增殖原则。这两大原则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资本的运营和扩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无论在动力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不讲道德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盈利,是贪婪的恐惧的化身,所以资本的不断扩张过程,也是一个侵犯他人权益的过程,是一个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实际上,中国在利用资本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由资本、现代性本性所决定的那些负面效应也正在日益显露。在致力于“富起来”的日子里,这些负面效应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可能时常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当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走向“强起来”之时,这些负面效应就变得那么显眼,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人们的目标是个系统,不是单一的,其由各种目标组合在一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目标,从而往往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不惜采取一些损害其他目标的手段。为了“富起来”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点,暂时不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我们的目标系统中,“强起来”成了主要目标,那么对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应着重关注并加以切实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面对这些负面效应,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以下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出路的;而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已把中国拖垮了。

中国人民“强起来”必须做出第三种选择,就是正视、克服它们。

所谓“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当今中国的财富只流到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里,20%的人占有了80%以上的财富,余下的2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则还不到20%。当一部分人依靠现代性、资本的展现“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迅速地推向社会的底层。第二,自然环境严重破坏。伴随GDP增长的是生态危机的加剧。这些年中国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较为严重。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推进到哪里,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扩展到哪里。第三,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有些人把“消费主义”作为生活准则,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人自身内部的各种需求、各种功能之间的矛盾正痛苦地折磨着当今的中国人。无疑,这三个方面负面效应的逐步解决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中国人民认识和解决这些难题、矛盾的主要思想武器。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主编的著作《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是可以也应当超越的,中国必须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正“强起来”

对马克思来说,谈及现代,都必须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理解,现代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决定了“现代”在人类历史演变中的位置和历史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也具有历史性,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失。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被一种新的社会、新的文明所取代是必然的。所谓现代性是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的内在规定及其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历史性又是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相一致的。马克思把“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性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用它来表达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在流动的、历史的现代性中,存在变成了一种当下的“切面”,变成了一种瞬间化的现身,变成了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扬弃,变成了“运动”本身,即马克思所说的“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马克思强调现代性的流动性、历史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超越它。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一是实现它,二是批判它,三是超越它。在某种意义上说, 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开启了超越现代性的理论可能性空间。现代性是与启蒙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5年前后,也就是在其青年时期,就开始考虑超越现代性的问题。马克思原先是个启蒙现代性的崇拜者,后来他发现,启蒙现代性在引导人们脱离对“神圣形象”膜拜的同时,又使人们陷入对“非神圣形象”的膜拜,即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膜拜。对“神圣形象”的膜拜意味着人还没有获得自己,而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膜拜,则标志着人再次丧失了自己。马克思得出结论,在“非神圣形象”的统治下,现代性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再度失落了。这样,马克思就从一个启蒙现代性的崇拜者变成了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者。作为现代性最大追求者的马克思,开始具有了十分清醒的自觉意识:把超越现代性作为人类的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以后,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一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的论述。当然,马克思认为,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不得不经过和扬弃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马克思为人类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既不是旧有观念中的“大同”社会和宗教的天堂,也不是现代性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更不是要以更加充分而且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医治现代性的创伤,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

马克思的现代性概念就是资本现代性概念,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类最终要超越现代性,也就是把超越资本作为人类的目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实质上就是要以实践的方式消除资本的现实前提和存在基础,亦即超越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只要资本还是基本的存在规定和存在形式,无论以何种话语形式来批判现代性、以何种话语来宣布现代性的终结,人们实际上并不因此而真的超越了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充其量只是“话语”上的自我翻新而已。资本的流动性是不言而喻的,资本总是按照自己的趋势,导致一切固定关系的解体和静止形象的消除,总要破坏着一切并使之发生变革。资本没有界限,资本破坏一切界限,不仅是在广延的空间上,而且在生命的时间方面。现代性的流动性正是由资本的流动性所决定的。资本的流动性和现代性的流动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现代性的流动与现代性的坚硬,都只是资本的面相。由此说来,现代性的超越完全取决于资本的超越。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完全可以超越的。马克思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将使资本遭遇本身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超越资本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来自资本本身。马克思激烈地批评了“资本没有替代物”的呐喊。

资本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存在是永恒的、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说,不能从资本在一定时期存在的合理性推论出它的存在的永恒性。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即使在当今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不可超越的。确实,这种把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加以永恒化、绝对化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的最终被超越这一点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如此坚定地向人类宣告: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力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崩溃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人也应当有着马克思同样的信念,万不可因为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就动摇超越资本的信念。I.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一书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论证了人类超越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观点,提出人类做出另一种选择,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的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按照“强起来”的内涵,其基本要求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仅仅停留于现代性上,是无法跨入“强起来”的境地的。立志使中国“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必须思考如何从现代性中超拔出来。只有当超越现代性全面展开之际,中国才真正称得上“强起来”。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当下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构。首先,中国近代以来对实现现代性的探索本来就具有“另类现代性”的特性。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一方面抱有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心理依赖和无意识选择,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现代性持有强烈的警惕。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曾被人描述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具有超越现代性、追求“另类现代性”的“文化基因”。其次,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然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决定了中国对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内在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拒绝姿态,决定了中国存在着对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超越。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和推进过程,我们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实现现代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超越现代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规划。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正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现代性”,这是用另一种表述来说明中国正在超越现代性。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了致力于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与此相应,中共十九大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方针也包含着超越现代性的因素。中共十九大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显然是超现代性的,突破了现代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已接近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 中共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超现代性的; 中共十九大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对旧的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突围与超越; 中共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这种判断和要求绝不是局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所能提出来的; 中共十九大表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决心,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这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和以天下为怀的胸襟绝不是属于崇尚个人本位的现代性世界观。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在台湾先后出版的部分著作)

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必然卷入到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中国必须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使自己走向“强起来”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概念是个复杂的概念。他看到了现代性必然卷入到各种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之中,所以他在论述现代性的实现与超越之时就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反省和对复杂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揭示。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研究现代性理论的学者的相关观点,更基于对当今中国现代性构建的现状的考察,提出了“复杂现代性”的术语。围绕现代性,国外学界提出了一系列的术语,如“早期与晚期现代性”“未完成的现代性”(哈贝马斯)、“反思现代性”(吉登斯)、“多元现代性”(艾森斯塔特)、“第二现代性”(贝尔)等,所有这些术语都包含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认知。如前所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总体性的特征,这就是把现代社会视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不认为其是由单一原则所支配,同样地,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概念。现代社会是个“复合社会”,决定了现代性也是一个由各种因素形成的“复合体”。现代性理念并不存在于真空中,作为一种规范的理念和计划,它以复杂的生存环境为基础。这就是说,现代性的复杂性是长期以来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所带来的复杂结果和经验。在现代性这个“复合体”中,“既包含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包含着社会理念的变化,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使现代性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事物”;而与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单纯性,现代性明显与单纯性无缘。有学者这样提出:“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的阶段性和不确定性(包括试错),是‘复杂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在经历与不同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呈现的一种把握。”他们还提出,复杂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性包含着“三个维度”:“其一是指在现代性诸多规范的协调性和内在结构的自洽性方面呈现的复杂性; 其二是指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的复杂性; 其三是指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性,即在其实现过程中它的规范、内在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生成性和所具有的开放性。”

实际上,也不要把现代性的复杂性解释得太复杂。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性的起源是相同的,但其过程并不是统一的。一方面,人类历史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现代性的普遍性,即都朝向现代性的目标;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具体演进中,在现代性具体展现中,又显示出多样性与差异性发展路径和表征。马克思论述现代性时总是渗透着对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审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的构架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本质上是一元的,而现代性本质之表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现代性包含着“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方面。从“物质内容”来看,现代性主要是指生产力获得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和显著进步; 而“社会形式”则是指实现这些内容的方式。显然,现代性的特定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种多样; 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却具有普遍性。有学者指出:“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曾以劳资对抗关系为中心做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其二,现代性总是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从传统社会中孕育现代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突然间现代社会取代了传统社会。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增加,前现代性因素的日益减少,现代社会才得以确立。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成了现代社会,主要是看这个社会中现代性因素是不是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说这个社会是清一色的现代性因素。这样,即使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前现代因素,也属于非常正常。马克思在许多场合曾详尽地分析过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前现代的东西如何顽强地发挥着作用。而在进行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一些超越现代性的属后现代的东西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现代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往往同时出现。在消解前现代因素的过程中,人们所期望的现代性因素没有出现,而后现代的东西却呈现于前。这样,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又必然包含前后现代的因素。

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正确地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过程。如果说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的问题还不十分突出,那么要实现“强起来”,如何正确地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就变得异常急切。要实现“强起来”首先应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判断当今中国的现代性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就是在深刻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知道自己是如何卷入现代性的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之中,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置这种复杂性、实现并超越现代性的政策措施。具体地说,就是要继续探索与一般现代化道路有别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既然现代性的复杂性就在于尽管现代性的目标起源和“物质内容”相同,但实现现代性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我们就要致力于创建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富起来”有赖于这种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的“强起来”则完全取决于能否沿着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走顺、走通。我们既要批判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的经验教训,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要体现现代性的一般本质,也要考虑中国的特殊实际; 既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符合人性发展的价值诉求; 既要克服现代性的消极弊端,又要释放出现代性中的积极精神;既要力求克服我国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要确定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目标走向。另外,既然现代性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性总是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那么中国要“强起来”就必须正视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牢牢掌握驾驭现代性的主动权。随着中国的逐步“强起来”,三者之间的纠结会越发严重,中国正是在面对而不是回避这种纠结中实现“强起来”。当我们认识到应当并致力于超越现代性时,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存在着的许多前现代的东西,现代性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从而应当继续关注如何用现代性来消除前现代性。当我们把注意力还停留于如何消除传统因素确立现代性之时,我们又千万不能忘记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已应当把如何超越现代性摆上议事日程。

我们在前文反复强调,现代性内含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当今中国要实现“强起来”,当务之急是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置现代性的复杂性,说到底就是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置资本逻辑的复杂性。为了“强起来”必须超越资本,但资本在当今中国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起来”建立在“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不是对“富起来”的否定,而是对“富起来”的升华,从而我们为了维护“富”这一基础,还得充分发挥资本的功能。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超越资本、限制资本与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的复杂性之中。目前中国人面对资本的复杂性就在于,我们既要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本、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又要思考如何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那样去利用资本,而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又要超越资本,在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所以在当今中国,如何承认资本、利用资本、限制资本、超越资本并反思资本,成了求解中国如何“强起来”的关键。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结合中国现代化实际的创造性运用,中国正在通过“驾驭资本”的实践来破解如何使中国“强起来”这一难题。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今年最新出版的三部著作)

陈学明: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陈学明,1947年3月生,上海市崇明岛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兼职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共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论著、教材、译著40多部,有3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20多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20余次,其中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二等奖7次、三等奖5次,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1部著作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部著作入选中华优秀图书奖。

原题:中国如何“强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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