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近期讲话指引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作者:马戎 时间: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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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会议修订了《宪法》,选出新的国家领导人,为中国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成为解读中国今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我国促进国际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时引起一些国家的疑虑,周边局势并不平静,美国刚刚开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在台湾问题上触碰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此时此刻,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只要13亿中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没有不可克服的任何困难。

自2014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后,人们开始关注我国民族关系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新动向。在2018年3月20日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再次当选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从习主席近期发表的几次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如何表述我国民族问题的基调以及如何定位我国民族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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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来源于网络)

||一、习主席近期讲话中使用的“民族”话语 

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全文约4800字[1],其中提到“中华民族”13次,“中华民族精神”1次,“伟大民族精神”2次,“中华文明”3次,“中华儿女”2次,“伟大的民族”、“民族独立”、“民族大义”各1次。以上把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单元的表述共有24次。在这篇讲话中,习主席同时提到“全国各族人民”3次,“各民族”1次。在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习主席在讲话中并没有特别强调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他们的特殊权利,而是一再强调我国56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凝聚为“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大家庭,已经融汇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因此,这次讲话里使用最多的概念是“中国人民”,共提及36次。对于我国国内民族关系的概括性表述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政治实体中,作为法定公民的全体中国人而言,“中华民族”是我们所有人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单元。中国护照和中国身份证就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公民相互区别的“边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民族精神”、“中华儿女”等话语表述所强调的就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历史和集体认同,这些表述成为这次讲话关于中国“民族”话语的主线。

在谈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传统的表述中使用最多的词汇是“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话语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基本原则的主要表述,这些原则我们在今天仍然必须坚持。但是从以上习主席讲话中引用词汇的次数与分量上,可以看出在话语表述方面已经表现出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中强调重点的转变,即在今天国内外发展形势下,我们首先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加以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借用《矛盾论》中的话,是否加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2017年10月18日习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代表十八大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2]。这一报告共约有32000多字,其中提到“中华民族”有43次,“中华儿女”5次,“民族独立”2次,“中华文明”、“伟大民族”、“民族大义”、“民族命运”、“全民族”各1次,其他把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表述为“民族”的地方(如“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民族振兴”)有18次,以上总和共有73处。另有“中国人民”的表述14次。同时,在报告中涉及中国内部民族差异性的表述如“全国各族人民”有10次,而涉及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民族宗教工作”、“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宗教”、“民族团结”)有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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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在这一重要的工作报告中只有一次谈到“民族区域自治”,而且没有专门另辟章节,只是把民族区域自治与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基层群众自治并列为我国内部政治体制中的四个基本制度之一加以表述,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部分都有专门的章节。《工作报告》在谈到“爱国统一战线”部分时涉及民族问题,提法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主席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不是“民族区域自治”。

可以看出,习主席2018年3月20日的讲话是十九大工作报告基本精神的延续。在这两次会议之间习主席还有3次重要讲话,分别是2017年12月29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4次提到“中华民族”,3次提到“各族人民”或“各族各界人士”)、2017年12月31日的“2018年新年贺词”(2次提到“中华民族”,2次提到“中国人民”,1次提到“全民族抗战”,1次提到“全国各族人民”)和2018年2月14日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6次提到“中华民族”,3次提到“全国各族人民”,提到“民族复兴”、“民族梦”、“民族才能好”各1次,1次提到“中国人民”)。这三次讲话与上述两次讲话的基调完全一致。

虽然我们不能以各类词汇出现频数的多少来简单地说明中央在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政治方针,但是以上几次重要讲话的用词及表述仍然清楚表明,中央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上所强调的重心已经有所转移,过去的表述往往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而近些年则更加偏重于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有些学者表示只承认“中华诸民族”,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族”(都永浩,2010)。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两年后,仍然有人提出“要看到在国内层次上考察民族概念时,某些学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持否定意见的合理性和理论价值”(李贽,2016)。早在1989年,费孝通教授就提出“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16),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另外,多年来有人认为由于我国《宪法》中没有“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即为违宪。新近修订的《宪法》两次提到“中华民族”(第32条和第33条各一次),这也为所谓“违宪论”画上了句号。

||二、回顾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 

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2014年9月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特别是2008年的拉萨“3·14”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这两次标志性事件震惊全国,但是我国建国后编写的民族理论教科书却无法对这些新现象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更谈不上为我国今后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因此,自2000年以来,我国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对于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新问题、是否需要对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制度和相关政策进行系统反思进行了激烈讨论(马戎,2016:2-4)。

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华民族格局中,中央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各少数民族的集体权益和民族意识的“多元”,还是应当在尊重各民族平等地位和文化传统基础上推动各族精英和广大民众加强“中华民族”意识的“一体”?是进一步增大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力度,还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各民族成员具体情况与需求来逐步调整现行的民族群体优惠政策?我国应当强调各“民族”在公民之外的特殊政治权力和强化自治区“领土”区隔和民族人口边界,还是应当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政治意识,努力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国是应当继续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民族”因素并进一步推进制度化和法规化,还是积极落实宪法中明确的各项公民权利,把各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所关心的所有权益都纳入宪法和全国性法规的框架下妥善解决?学术界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的激烈争议,构成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理论与社会背景。

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1921年到1949年期间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必须继续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建国后形成的民族制度与政策已具有某种历史惯性甚至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群体,因此,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央对于政策的把握必须极其小心,在改革问题上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了稳住阵脚,肯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在这次会议上也继续得到肯定。

引人关注的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了重新表述,特别强调指出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是“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1989)。在以往我国民族史的论述中,人们经常强调“某某民族的先祖们开拓和发展了某某地区”,把一个民族与一个地区挂起钩来,强调“某个地区是某个民族的世代居住地”。习主席在这一报告中特别强调的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的河山”。过去的民族话语中往往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这次会议特别突出“一体”,指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这次会议指出,我们在今后的民族工作中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是必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谈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一般都强调“自治”而很少提“统一”,强调如何维护和加强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人很多,讨论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条件下应当如何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人很少。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特别强调“统一”,实际上是突出了人们长期以来在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时忽视的“统一”议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假如我们只强调“多元”和自治,而不强调“一体”和统一,这个格局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尽管我国2010年普查表明仍有64万“未识别人口”,一些群体希望被承认为新“民族”,一些地区申请建立新自治县或城市“民族区”,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今后不再识别新的民族或增设民族自治地方。这表明50年代开展的以构建民族身份(民族识别)和自治制度(设立自治地方)为目标的民族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后不再继续。

在肯定“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实行六十年的基本制度的同时,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我国几乎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多民族混居地区,其中许多自治地方人口中汉族占多数,如果只强调“自治民族”(即以该民族为主设立的自治地方并以该民族命名)在相应地区的自治权利,那么其他民族居民的权利就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通常都以当地民族来命名,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当中央政府以某个民族给自治地方命名时,实际上期待的是由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而不是给予这个民族特殊的权益。会议指出:“我国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 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哪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关于如何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只有制定了地方自治条例才能落实自治法,现在……还有15个地方没有自治条例,其中就包括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郝时远,2013:81),认为制定这些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近期,有些学者仍在呼吁要给5个自治区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地方条例,使其发挥民族自治地方“小宪法”的作用,并根据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提出要落实多个方面的自治权:“政治方面的自治权,有立法自治权、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权、语言文字自治权、人事管理自治权、公安部队自治权等;经济方面的自治权,有经济建设管理自治权、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企业事业管理权、对外经济贸易管理自治权、地方财税管理自治权、金融建设管理自治权等;社会管理方面的自治权,有民族教育管理自治权、民族文化管理自治权、民族科技管理自治权、民族医药卫生管理自治权、民族体育管理自治权、人口管理自治权、环境管理自治权等。而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存在的公共事权,应当遵循协调与协商的原则”(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a),而且特别强调“‘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b)。如果真的落实了这些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区隔将更加突显和加深,这恐怕不是中华民族之福。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此的回应是:“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不是去制定新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并将之强化。

||三、从构建“阶级认同”到“落实民族政策”,再到强调“中华民族”

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政权的建设,新中国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功地构建起以“阶级认同”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新的政治认同体系,来取代少数民族心目中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藏区农奴、维吾尔广大农民由于获得人身解放和土地,他们从内心深处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世世代代信仰活佛和真主,但是世世代代受穷受苦,真正使他们翻身解放、分到土地并获得新生的是共产党新政府和毛主席。在土地改革、剿匪平叛和生产建设中,各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和习俗方面的差异并不突显,大家同为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兄弟,都仇恨那些曾经剥削压迫他们的各族统治阶级分子,仇恨王爷、土司、地主和巴依老爷。“土地改革”和废除剥削压迫制度后,过去的活佛喇嘛和阿訇由于以往的剥削行为而威信大减,宗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明显减弱。当时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年轻人进入学校学习汉语,大家都在努力工作,申请入团入党,积极投身于政府号召的各项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从未以“民族”分派,各派群众在集会上共同唱的都是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工作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批判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此时不仅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话语在事实上也被污名化。随着人口的代际更替,解放后出生的几代人也很难再用“阶级”标签来划分群体,此后,阶级认同观念在客观上已不可能持续。

当各族民众之间缺失了之前的“阶级兄弟认同”和“革命同志认同”之后,在落实民族政策(强调民族身份)和落实宗教政策(强调尊重宗教信仰)的各项具体工作过程中,必然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突显出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并以此取代原来的阶级认同。同时,20世纪80年代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出现的“矫枉过正”倾向,也导致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众中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活动普遍得到强化。那时根据中央精神,汉族干部大批撤离西藏和新疆。同时,政府新出台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少数民族生育多胎、少数民族在自治地方的干部任职规定和比例制度、司法制度中的“两少一宽”,大学招生中的“加分”政策,在中小学教育中推行各民族分校分班[4],各级政府在教育、就业、福利等各方面推行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持续地在客观上强化民族身份的彼此差异,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在这种“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氛围中,80年代初期约有1300万人把“民族身份”从汉族改为少数民族,新建了两个民族自治州和52个民族自治县(方鹤春、扎西,1998:210-211),建立了1千多个民族乡和一些城市的民族区。此后,各族民众之间的制度性、政策性区隔日益突显,各地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子女绝大多数申报为少数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享受各种民族优惠政策。同时在宣传话语中,人们的“民族身份”开始与某种宗教信仰直接挂钩,一些民族被定义为“全民信教”,一些地区恢复并新建了大批藏传佛教寺庙和清真寺,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一些生活习俗(如饮食禁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族群成员的集体生活禁忌,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成为固化的群体制度性标签,从而使历史上推动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现实社会和制度政策下变得全无可能。这与几千年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必须指出的是,列宁赞成民族融合和民族合校的观点:“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列宁,1914:18-19)。列宁早在1913年就明确提出,“要求本国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认为通过学校里各族儿童们的相互接触,将有利于使各族民众“抛弃一切野蛮的和愚蠢的民族偏见”(列宁,1913:304)。80年代后在我国民族自治地区推行的民族分校分班制度显然与列宁的主张不相符。

民族政策的制度化差异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中“民族意识”的不断强化,少数民族人口和干部队伍的“代际更替”进一步使50年代建立起来的传统感情纽带开始出现变化,从而导致一些少数民族精英从族际关系角度来看待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无论是当地的资源开发、就业竞争、语言差异、文化冲突、司法纠纷、债务诉讼等等,人们都普遍倾向于把这些矛盾放到“民族关系”的框架里加以解读,认为是某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某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等等。这种思路无疑使这一系列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变得集群化和感情化,不仅难以化解并且不断激化升级,甚至出现大规模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伤。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持续恶化,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各项工作中也只能把“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放在首位。

面对我国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严峻形势,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只强调多元是有重大偏差的,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习主席在历次讲话和中央文件一再特别强调必须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转化为“中华民族”内部利益的相互协调,为此必须重新树立“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必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必须“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大量各族流动人口的异地就业,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日益突显。如何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传统文化,也成为各少数民族关心的议题。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此特别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时“要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中增强共同性、包容性,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要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提出“要正确认识交融,切实尊重差异,逐步缩小差距”,而且“尊重差异不等于固化差异”,特别强调“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民族交往交流的增多,会极大地促进交融,这是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坚持社会主义属性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前进的必然结果”。

以习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非常关心各族人民的生活与发展,但是指导思想并不是要进一步强化现行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群体性优惠政策”,而是“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促进社会公平”,努力缩小我国区域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

|| 结束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社会中的群体文化和政治认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在各族中下阶级民众中建立起超越民族的阶级认同和革命认同。文革结束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批判了“阶级斗争”并从制度和政策上强化了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中的“民族意识”和宗教认同。在第三阶段,中央政府和各族民众开始逐步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已经严重削弱“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将从根本上严重威胁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开始提出我国民族工作的核心是要不断加强“五个认同”,即加强各族民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时,中央也特别强调要推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主席近期几次重要讲话是对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宏观概括和发展,反映出我国“民族”话语基调的历史性转变。努力把握好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这应当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都永浩,2010,“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族工作研究》2010年第4期,第11-21页。

方鹤春、扎西主编,1998,《中国民族》,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19页。

郝时远等,2013,“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领导者》2013年8月总第53期,第79-100页。

李贽,2016,“中华民族观的时代解析”,《中国民族报》2016年8月12日第5版。

列宁,1913,“犹太学校民族化”,《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304页。

列宁,1914,“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马戎,2016,《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a,“推进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治化”,《中国民族报》2017年12月1日第6版。

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b,“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大源流”,《中国民族报》2017年11月17日第6版。

周炜,2003,《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刊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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