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7 (5) 作者:林炎志 时间: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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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而中华民族如果能“有较大的贡献”,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②当前,我们应该思考在哪些领域做到“有较大的贡献”,如何做到“有较大的贡献”?

从生产力角度讲,我们国家还处在工业化这一人类历史的大段落上。“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种种提法,都是从一种狭义的时代定义出发,或者从一个角度出发的。如果从大的时代判断,从生产力宏观发展判断,我们现在还是处在——并且整个人类也还是处在——“工业化时代”。而这个工业化的起点,大致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到未来,迄今还看不见有结束的征兆。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观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匹配、有对应关系的。在现在国际化、全球化的状态下,我们如果使用“生产关系”概念,必须考虑到“生产管理”的结构框架里边有一个要素,是国家的制度平台与国家的人口规模。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接近本质的区别——就是农业化的生产效率、生产规模受每平方米地面接受的阳光能量密度所限。这就有了一个上限!工业化在一定区域里,如果能源供应充足,其效率、其规模几乎可以无限地提升。所以工业化对于规模效益,对于规模的集中度,要求比农业时代高得多。所以工业化也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跟工业化摆脱了阳光每平方米面积的能量限制有关。所以在我们考察工业化生产力所匹配的生产关系时,在考虑国际化、全球化的生产关系时,应该考虑对应的国家人口密度、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及其市场规模、市场等级。而人口质量、市场等级与社会制度,与国家基础设施有关。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生产的三个阶段与工业化“领头国家”的人口规模,做一个建模,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有启发性的一些现象。

这个图的横坐标是时间轴。它是一个均匀的、线性的、客观的刻度。在函数关系里,“X轴”是自变量,即时间是自变量,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一种“自变量”,这是“唯物史观”所确认的。

这个图的纵坐标“y轴“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变化过程,也是一个人口规模的刻度。社会制度可以看成是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平台。而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与人口规模成直接正相关。人口规模并不完全是纯粹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实际上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乘积。市场规模也是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的乘积。比如,有些国家人口数量可能比较大,但是如果其购买力很低,其文化水平很低,其基础设施很差,则其生产空间也就不可能容纳很大很先进的生产规模、生产水平。

以此观察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30年”都很重要;“前30年”与“后30年”呈因果关系,呈“前提条件~改革发展”的逻辑关系。

“前30年”用“左”的手段破坏了旧的、小规模的生产关系约束,为今天的国际级的“资本市场”创造了自由度,创造了流动性的空间;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手段建设了全国统一的(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全民经商”,为大规模“重复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制度大幅度、高质量地普及了现代数理化知识和普通话,为几亿农民兼做“农民工”,为“工业1.0~2.0~3.0”准备了赶超整个欧洲规模的工业劳动力;用城乡二元结构的“户口制度”,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同时又满足了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化要求——“等效城市化”(等效人口密度)。用“低效的政府干预”强制外贸外汇制度,创造了巨大的国际市场,动员了尽可能多的劳动进行资本积累与工业生产力相匹配。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驾驭着中国特色的“N种资本”生产关系,为“N种工业”生产力创造了制度平台,创造了发展空间,创造了工作动力。

按照这个《生产力匹配图》,我们从y轴的下边向上面依次描述。

“工业1.0”所对应的社会制度段落,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基本属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以及法国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这两个制度基本上发生在1689年和1789年,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人类社会领头的大变革。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前后形成了“工业1.0”所配套的社会制度。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在当时都是几千万人口。从后来发展的规模看,可以定成五千万人口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所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制度。而他们的人口规模,即人口数量与人口文化水平的乘积和当时的“工业1.0”相配套。形成了当时工业化发展的“领头国家”。

与“工业2.0”相匹配的“领头国家”是“法西斯资本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日本,曾经在“工业2.0”时代发展非常迅速。这两个国家当时所选择的制度平台是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实际上是为了超越比他们先期发展的英法。他们选择了政治集中度更高的“法西斯资本主义”。并且确实也取得当时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成为当时工业化速度与规模的“领头国家”。这个制度平台的选择在人类社会制度的试验上是失败的。人类为这个“试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社会的损失极其残酷残忍。

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实际上是(前)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居领头地位。而(前)苏联在经互会国家(“华约”组织)里使用了“行政性的垄断”。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等,对整个西方的全球化、国际化进行了金融垄断的培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跨国公司。当时的(前)苏联和美国人口规模大致接近三个亿。从英法的0.5亿人口到德国和日本的接近一个亿再到美国的接近三个亿,形成了一个线性正比关系。

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几乎是肯定的结论,同时这个图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肯定的结论是,工业化要求越来越扩大自己的规模,通过国际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个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工业化会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某一个阶段的“领头国家”。而这个“领头国家”的人口规模是越来越大。

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比如工业化并不是一开始选择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启动,而是从较小的国家,甚至从当时经济上还有某些局促的国家开始。但是工业化规模,每提高一个水平,它也绝不停留在较小规模上,也绝不跨越每一个台阶。它没有从0.5亿直接跨越到三亿,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亿。同时,也并没有出现过反复。比如说,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又掉过来选取一个更小的国家规模,然后再重新上新的台阶。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判断工业化下一个高水平台阶,必然要求一个规模更大的,比如上十亿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必须提供一个相应的社会制度平台,来容纳这个水平、这个阶段的生产力,为这种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集中度,提供空间,提供动力。

中华民族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历史性要求出发,考虑我们怎样“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工业化必然要求国际化、全球化。

“工业国际化”必然要求形成“国际民主集中制度”。③

“国际民主集中制度”要求有“领头国家”。

“国际民主集中制度”曾经使用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曾经两次使用过世界大战,曾经使用过冷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必须适应和满足人类工业化、全球化的这个要求,这是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视角。

我们完全可以用拟人化的想象,将“工业化生产力”比喻为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独立意志的巨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它的意志、性格就是它内在的客观规律。它按照它的“意志”依次安排,挑选“合格”的国家(人口、制度)完成它每个台阶的上升、进步。

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准备将自己的“伟大复兴”与“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相联系。我们就必须准备面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力”的下一个台阶(“工业4.0”)。这个台阶有更加精细、严格、全面的考试: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或竞争。

我们甚至可以更“浪漫”地推测,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这个水平的生产力普及了。然后,我们在13亿人口“工业4.0”的基础上发现“工业化巨龙”对“工业5.0”的要求,然后努力实现它的人文条件、制度空间、发明创造。我们坚持“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创造比过去更高级的民主制度和更高级的集中制度。我们可以预见,“工业5.0”的智慧,一定是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科技智慧;一定是一个需要25~30亿人口规模的“国家空间”。从“工业4.0”开始,社会制度平台就已经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那么“5.0”在新的轨道上延伸,不会再重复“4.0”以前的人类选择。不会再出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对于工业化这种要求,或者工业化未来的趋势,如果我们不承担国际任务,“工业化巨龙”也一定不会因为我们“谦虚谨慎、道德高尚”而停住脚步。

我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承担此重任是有充分信心的。这种信心源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符合“工业化巨龙”的发展要求。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用一幅简要的图表描述如下:

对于这个“二元三层结构”图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劳动的社会地位是在资本的下边?我认为,我们社会的资本上面还有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劳动阶级的精髓、精英。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一个队伍实体。这个“工作队~战斗队~宣传队”的工人阶级立场由于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所武装,所以自觉、坚定,其主体性是有完整、成熟的阶级规定性的,不是一种机会主义游移立场的代表性。这种阶级的规定性被十八届党中央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中国共产党能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资本?

中国共产党能否在资本隔离的社会结构,能否在执政的状态下,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保持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中央曾经提出的“市场经济的考验”、“执政的考验”。这确实是个最严重、最严肃的、最严格的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有一些理论性,但主要是个实践性课题。

总之,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给予回答的国情认识。十八届党中央已经用实践的成绩作了一些回答。

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充满信心的。

我的主要根据来自两个历史现象,来自两个“唯一”。首先,“工业化巨龙”的“1.0~2.0~3.0”所选择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民主集中制的平台上,试验了所有的可能性,实验了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智慧能够提供的所有可能性。现在唯一能超过它们“历届冠军”速度与规模的国家只有中国。

在人类政党制度、政党性质、政党结构、政党历史上遭受过空前磨难、空前考验的执政大党是中国共产党。正如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6一157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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