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惟信念坚定者胜

来源:国防参考 作者:金一南 时间: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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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而只有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真正的领袖,都有此特点。正因他们内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所以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崛起。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放眼世界,如今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只有美国和中国,2016年美国约为18.6万亿美元,中国约为11万亿美元;当今世界国防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两个,2017年美国国防投入约为5800亿美元,中国约为1500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的统计,地球轨道上共计有1355颗卫星正常工作,其中,美国最多,有549颗,中国紧随其后,有142颗;中美两国国土面积都差不多,都是960万平方千米左右;美国人口是3.2亿,中国是13.75亿。所以,美国和中国注定是世界的两个主角。

谁能想到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被称为“红色中国”“共产党中国”“赤色中国”,这定语可见当时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态度。谁能想到当年不被看好的“红色中国”“赤色中国”“共产党中国”今天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举世瞩目。 

共产党不就是最大的成功学吗? 

笔者发现,发达国家的军官和发展中国家的军官不大一样。笔者曾陪同外籍军官在国内参观,一行人首先到山东,一起看泰山,到曲阜,在青岛看大中型企业,不料从青岛走准备去上海的时候,加拿大的空军少校率先发难:“我们在山东看的都是你们安排的,到下面还是我们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不用安排了。”我们校方陪同的几人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商议后,决定先取消在上海第一天的活动,按他们的提议来,他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到了上海后,笔者负责陪同德国军官汉斯、法国军官路易。笔者向两位外籍军官说:“今天就我们三个人活动,你俩说想看什么咱们就看什么。”两位外籍军官是初次来上海,以前就没有到过中国,笔者起初计划带他们到浦东、陆家嘴、南京路、淮海路这些繁华的地方去看看,但德国军官汉斯提议他想看看孙中山故居暨宋庆龄故居。这令笔者非常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孙中山故居啊?”汉斯说:“孙中山是在中国革命中最早聘请德国顾问的,德国顾问在中国现代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帮忙不少,出了很大力。”

应汉斯要求到了孙中山故居后,笔者就对法国军官路易说:“第一个参观的地方是汉斯提议的,下一个要参观的地方你来选。”而路易的选择更让笔者大吃一惊,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路易跟笔者讲:“你们不要忘记,当时你们共产党成立时很危险,到处抓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是在法租界成立的,你们不要忘记法国人对你们的贡献。”笔者一听说:“好,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我带你好好看看,新生共产党差点就被你们一网打尽了。恐怕你们得要跟我们道歉呢。”参观完一大会址后,了解到法国巡捕差一点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其一大代表都抓了,路易说:“看来真得向你们道歉呐。”

众所周知,柯文哲是典型的“台独”分子。2015年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行来上海,当时负责接待柯文哲的是上海市委副市长翁铁慧。2015年底翁副市长在国防大学参加国家安全培训班,讲述了接待柯文哲过程中的一些轶事。她说,柯文哲到上海首先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后来柯文哲一行不仅去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还去了位于外滩的上海档案馆,那里收藏着1920年出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手写资料等珍贵历史文献。柯文哲在参观完中共一大会址后说,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毛泽东的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到柯文哲其人,18次到大陆,足迹遍布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遵义等红色景点。据他自己讲,去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上学习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今天很多人,甚至很多共产党人都偏执地觉得,必须向西方学习。西方的长处自然值得借鉴,但如果目光向里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也都跑到中国来学习,寻找成功经验。在成功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不就是最大的成功学吗?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有太多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历史最大的魅力就是不可知 

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当属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参加一大时他才19岁。1983年,国防大学采访中共一大代表最后一位在世、已然80多岁的刘仁静,请他谈谈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感受。刘老说:“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北京小组原来是轮不到我的,当时北京小组资深党员邓中夏要到南京开中国少年学会,没有时间去上海,回复不去;另外一个党员罗章龙要召开工人座谈会,回复也不去,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落在我头上了。”刘仁静虽然最后被党开除,但不管什么时候,提到中共一大都避不开他,在一大代表合影上他赫然居中。

今天说起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是何等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当年又有谁在意?一大开完,与会代表就备奔东西。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同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人中脱党和被党开除的就有7人,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而最后竟然在国民党军统手下当了特务。

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这7人要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等糊涂事吗?但是历史是不可知的。笔者觉得历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可知。

中共一大代表最后只剩两人未改初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只有他们从头走到了尾。

从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就可知当时的党是何其艰难!一路披荆斩棘,经历流血牺牲,百水干山万重难。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当年中共一大代表13人,无论从学历、出身、影响力哪个方面看,比毛泽东强的比比皆是,但经艰险岁月洗礼,最后走到核心位置的就只有毛泽东。 

真正的领袖都有“因相信而看见”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历经15年,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苏俄革命基本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结果是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最正确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在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考题中,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一,马克思主义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忠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英勇奋战--这是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而毛泽东曾经如何回答?对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他认为首要的、最关键的条件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暨军阀混战,使中国革命能在缝隙中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直至最后胜利。他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一般理论推导的,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得出的结论。他对国情了解之深刻非他人能比。党内能看到这点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去上海机关,毛泽东说:“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要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不同意,说:“上山做山大王、当土匪去了嘛,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找敌人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孕育成大气候,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起源。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吗?没有。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

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有22500余人,两个月后剩下差不多800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从最初的5000人只剩不足1000人。这支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可以的,但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那样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估计很少有人相信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有句话说“大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真正的领袖,都有此特点。正因他们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所以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崛起。

惟信念坚定者能笑到最后 

毛泽东如此,朱德也是如此。

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但是细看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参谋团里有刘伯承、聂荣臻,连大文豪郭沫若都是前敌委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里还没有朱德。那时,朱德在哪里呢?

八一南昌起义前夜,7月31日晚上,朱德把敌第三军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二十四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大士院32号南昌市长李尚庸家大摆宴席。酒足饭饱后,又拉住他们打麻将。晚上9时,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了“山统一”的口令,朱德借故离席布置起义事宜。这时,一个滇军青年军官匆忙跑来向大家报告说,外面有共产党将要发起暴动。朱德听后哈哈一笑,从容地说:“现在这样的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请接着打牌!”又过了一个时辰,埋伏在院外的10多名起义军战士奉命冲进室内,把这3个醉醺醺的敌军官扣押了起来。朱德亲自导演的这场“宴请”,巧妙地削弱了敌军的指挥力量。随后,他立即赶往起义总指挥部通报了起义消息已泄露的情况,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进行,起义部队以颈系红领巾、左臂扎白毛巾为标志。朱德还把随身佩带的驳壳枪系上了红飘带,前往自己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准备战斗。

起义部队南下,周恩来分配朱德打前站,当开路先锋。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召开会议,决定留朱德在三河坝殿后。朱德没有部队,指挥部就把叶挺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临时交给朱德指挥,命令朱德完成掩护任务后再南下,到时把指挥权再交给叶挺。

周恩来要求在三河坝顶住三天,朱德在三河坝指挥了三天三夜。部队伤亡六七百,还剩两干多人,任务完成后刚把掩护部队集中起来准备南下,南下的两百多名官兵跑回来了,向朱德报告了南下主力在汤坑一战中全军覆没的消息。听此消息,部队大乱。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土坎子上,朱德指出:“大革命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到底,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后来很多老同志说,当时在三河坝是听取了朱德的意见才决定留下的,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都是走投无路,朱德说他有办法,心想那就跟着他干吧。千钧一发之际,正是朱德站出来把局势控制住了。八一南昌起义时天气非常热,都穿的短衣短裤,他们一直跟着朱德走,走到10月底,还是短衣短裤,没有被装没有枪支弹药,部队一边走一边跑,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时两千多人只剩下八百人。师长团长都逃走了,各营连长很多也都离开了,师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

今天我们回头看,在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如果这800人散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奠基人呢?从这一点上说,朱德居功至伟。

朱德当年举了个例子: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1917年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当年的这些官兵后来回忆,虽然在当时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能够成功,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是从朱德他们身上感受到了火一般信仰的力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这800人的队伍里面,这800人最终成为颠覆蒋家王朝的基本盘。解放战争时国共决战,华东战场、东北战场成为两大战场,三员主将——东北战场林彪指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华东战场陈毅、粟裕指挥淮海战役——埋藏了蒋家王朝。朱德把这些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变成了燎原之火。

谭震林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解放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讲:“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我们秋收起义的这一点力量也很难存在下去。”谭震林回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守住黄洋界,让他们攻不上来。后来南昌起义的队伍到了,军官基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是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当年正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才使毛泽东、朱德等人积极主动地创造了历史,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地兴了党、建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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