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强化兰州“三线”时装备制造力,殊为迫切

作者:张文木 时间:2017-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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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上)

——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

【作者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3期。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在特朗普上台后引发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开始涌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今天,需要特别的注意。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就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其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唐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地缘政治理论先驱学者哈·麦金德说:“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全的影响。

二、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子山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串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其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挠。”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艰险程度,可从2009年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报道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的长度不到100公里,约占走廊全长的1/4,每年从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这样的断路处隔不了几公里就会遇上。 如果必须执行任务,唯一的选择就是骑马或者骑驴往上走,巡逻一趟,从派出所到边界线附近的各个要点,一般来说路程在七八十公里左右,三四个人一组,来回要三五天时间,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逻三到四次。事实上,也只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这么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越野性能良好的车辆才能勉强开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边界六七公里的中方一侧。中国和阿富汗交界处几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边界线之一,中阿边界上每个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难走,每个通道也都有解放军的边防部队日夜把守着,而且即便能从哪个山口偷偷入境,最后还是只能归到一条路上,靠巡逻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

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据说,中国甘肃现在还有罗马人后裔保存下来的“罗马村”。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今是北约)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西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证也。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为禁脔。

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6个国家,运行里程达10 300公里。运行时间约13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39天减少2/3。渝新欧线路的贯通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王朝必须独立应对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西推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近逼。

三、喀什—兰州: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历史经验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大唐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中国境内的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1)喀什地区;

(2)以喀什为龙头,以和田、阿克苏两区为侧应的西南疆地区;

(3)以喀什为龙头的丝绸之路南疆线。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下列历史经验值得研究。

1、班超出使西域平乱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都护戍已校尉郭钦、都护李崇、五威将王骏、所率平叛军队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叛军击败,西域诸国由此完全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公开与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西域扩充势力。

东汉初,收复西域问题再次提上议程。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从玉门向西域进发,于当年收复于阗(今新疆和田),次年春平定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之机,围攻西域都护,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在盘橐与疏勒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坚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攻占姑墨,孤立了龟兹。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从位于喀什与和田之间的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突破,迫使莎车国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于阗一线并使之形成合力,这对位于东北方向的姑墨、龟兹等国形成巨大的威慑,龟兹王因此远遁。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7万,东越葱岭,从背面攻打班超。班超坚守,大月氏进退无据,遣使向班超请罪,遂与汉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8国的部队7万人进攻焉耆、危须(位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县)。至公元94年,三地归附。此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纷纷归附了东汉王朝。

2、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击大食东扩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内乱,其战略边界大幅向西退缩。中东地区由此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这为伊斯兰运动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四周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已与中国西陲接壤并严重影响中国西陲安全。

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唐属国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纪40年代初,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并迫使其中断对唐朝的朝贡。唐几任安西节度使均派兵讨伐,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进行援助,皆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宝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人部队由安西西征。一路经艰苦的长途行军,沿南疆路线经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今新疆喀什),随后挥师南下西入葱岭,从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后路,一举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动。由此,“拂菻[30]、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随后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东进扩张势力抵挡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即东经68º一线。此后“唐朝的影响主要限于锡尔河以北的地区,而大食帝国也没有乘胜东进。”

3、噶尔丹叛乱

1670年(清康熙九年),噶尔丹兄长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遂统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年(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并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据地,然后向远扩张的“近攻计”。据清代地缘政治学者梁份(1641~1729年)书载:

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噶尔丹——笔者注)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笔者注)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

达赖派的“高僧”以发迹于新疆东北大漠的李克用霸业失败为教训告诉噶尔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据地,有了这个“立国之根本”后再向四周扩张,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从后来噶尔丹的用兵路线看,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区成了他“为近攻”的首选。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进攻并夺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今莎车一带)。控制南疆地区后,噶尔丹遂将兵锋转向漠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亲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死于科布多。

4、张格尔叛乱

19世纪初,喀什成了张格尔叛乱的集中爆发地。张格尔在浩罕国[35]支持下,潜入南疆发动叛乱。叛乱从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结束,前后为祸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祸乱规模达到巅峰。是年张格尔率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1828年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但由于地形复杂,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万六千,用帑银一千余万两”,其用最费在喀什。

5、阿古柏叛乱

鸦片战争后,清祚日衰。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在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数个割据政权。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其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叛乱,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阿古柏与俄国和英国分别于1872年、1874年签订了非法的《俄阿条约》和《英阿条约》。阿古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并由此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新疆,为祸新疆十余年。1876年秋,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次年1877年4月,左宗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并直捣托克逊,占领吐鲁番。至此,南疆门户洞开。10月,左宗棠又挥师东进两千余里,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阗。阿古柏败亡,其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同年,俄国吞并浩罕。此后,俄英两国为在新疆地区发展各自的势力,争夺新疆,先后在新疆开设总领事馆,地点就选设在阿古柏叛乱的大本营——喀什。

综上时跨近两千年中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与反分裂较量的著名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其败也喀什的特点却惊人地相似。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道破天机:

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

(二)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的关键地区

但是,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历代治疆实践中总体上说还是国力不逮的地域。与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一样,其难不在远而在险。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苏地区就有了“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的记载。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掌握军事高科技的美军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辆坦克也比不上一头驴”的感叹。如从实战的视角观察,西南疆路途的艰险程度可能与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险,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于极为关键的地位。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叛乱后实现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但当时在南疆地区,“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不时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是一个重要的布施收入来源。”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但在公元741年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帝国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的结果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

(三)从20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总结历史大势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这说明在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新疆恐怖分离主义活动有了向喀什一线汇集的趋势,它们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从1990年4月5日发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带有明确分裂国家政治图谋的“巴仁乡暴乱”起,经二十多年的四处作乱,到2013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带集结;今天新疆分裂活动的特征与19世纪噶尔丹、张格尔、阿古柏为祸路线正在重合;如果联系到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预谋的驾车冲撞事件和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地区分裂主义事件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若再将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联起来,就不难看出其中已有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喀什地区,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中国历代反分裂斗争经验同样表明,扼住阿克苏与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进退失据的绝地。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为重,治南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环节,四镇以疏勒(喀什)为龙头,西陲靖边又以控制帕米尔高原为要义的政策设计的深层考虑。

明乎上述历代治疆的思路,我们再读毛泽东“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诗选于阗不仅是押韵的需要,也不仅用它代表新疆,它更是对“治疆之要在南疆”的地缘政治的透彻把握。对“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的治疆规律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听到乐队中美妙的南疆旋律时——如果再考虑到美军已在东面朝鲜半岛登陆,蒋介石在东南方向屡屡窜犯、抗美援朝在即的紧迫形势,其“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境就不难理解了。

(四)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治疆同理。前面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样西控帕米尔高原,那么,东控喀什至兰州一线尤其是其间的河西走廊,对整个新疆稳定则具有全局意义。诚如朱希祖在为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于辽金,灭亡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

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向东经哈密、敦煌,最终合汇于河西走廊,这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联系的咽喉要地。西汉初张骞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于霍去病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这说明,中原对新疆失控往往从“陇右”开始,而从长安进入陇右的第一入口便是兰州。

唐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尽管安西四镇仍有守军,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继攻陷。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占据新疆天山南北,致使唐“缘边羁縻府州已大量撤废或内迁”。1877年(清光绪三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喀什噶尔,这也是与此前成功平息陕甘回变并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进驻并控制甘肃的自然结果。

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从军阀盛世才手中收复新疆更是先从控制河西开始的。1941 年年初,盛世才为了换得苏联支持,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并对河西走廊尚无控制力的蒋介石的警觉。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蒋介石收复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先授权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劝服马步芳让政府军驻防河西走廊并于次年春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驻河西一带,由此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关键通道。1944年苏德战场形势逆转,苏军在东线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在新疆的独立王国。1944年春,蒋介石命第二十九集团军进驻新疆。盛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说山海关是北京在东北方向最后的屏障,那么兰州则是长安在西北方向的最后屏障。河西之要在兰州。兰州位于祁连山东端,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用“倚岩百丈侍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的诗句形容兰州的战略地位。至于河西,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总结得更为经典:

“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人系此,羌戎宾至如归服者二百余年。”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无疑,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将是全方位的。

中国平息由此引发的西域动乱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帕米尔-喀什-兰州一线。

“兵强”与“马壮”在中国古代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这是因为马匹是古代战争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新唐书·兵志》说:“马者,兵之用也。”故此养马即“马政”与今的国防重工业一样,在历代王朝中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业。汉代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36所马场,多集中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军马之用。唐代专设“牧监”一职。唐乾元后,“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今兰州)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

近代以降,国防动力系统改为机械力。为了西域的稳定,兰州一直都被列入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设立兰州制造局,这对稳定甘肃及随后进军新疆顺利消灭为祸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义伪政权,都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1880年左宗棠再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新中国在“一五”规划中就将兰州列入布局重镇,建国之初奠定国家新工业基础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2个定址在兰州。

近年来,新疆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死灰复燃。这警示我们莫忘历史经验,在注重打造兰州的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时,切莫忽视兰州在整个大西北安全稳定中所担负的战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将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引入兰州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期间已形成的近可确保西北稳定、远可稳送物流西出的装备生产能力。1964年中国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我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战略问题,就是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国临外患,先备好钢;有了钢铁,才有装备。就目前的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81]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未完待续)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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