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2014.6 作者:马风书 时间:201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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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一、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国际局势的巨大震荡,甚至直接决定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势。目前美国推行的以所谓“重返亚太”为标志的新亚太战略,是其冷战结束以来对外战略的第三次大调整,它将极大地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态势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力量格局,对亚太地区及该地区大国的未来政治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与以往不同,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是在其综合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中国来讲,美国的新亚太战略既是我们未来不得不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也为我们全面思考和制定合理有效的地缘战略提供了机遇。总体上讲,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空间并未缩小,而且存在多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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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分析模式的现实意义

所谓地缘政治,即“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并“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索尔·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是“以地理环境与视角为一端和以政治过程为另一端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

历史上,地缘政治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是大国对外侵略扩张、小国谋求安全保障的工具;其二,它是不同国家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相互博弈和制衡,谋求主导权或均势状态的战略谋划;其三,它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关照全局的宏观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意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由于二战期间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为纳粹政府侵略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支持,因而战后被国际社会封杀,一般地缘政治理论也受到学术界的排斥。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例如核武器和导弹的出现与应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开始面临重大挑战。于是,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尽管如此,基于地缘政治理论的外交分析和运作依然是大国通用的实际做法。无论是“铁幕说”、“多米诺效应说”、“遏制说”、“均势说”等理论假设,还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北约和华约的建立、美日等军事同盟的成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以及美苏太空与核军备竞赛等,无不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而且,批判地缘政治学从未完全否定传统地缘政治学,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它的补充和修订。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地缘政治便开始逐步走向复兴。1976年元月,《希罗多德杂志》在巴黎出版,其副标题为“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同时,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公开将地缘政治引入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中。到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理论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对抗的终结,地缘政治分析模式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研究和国家对外实践的前台,其影响日益扩大。英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的复兴有三种显著表现: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其次,地缘政治学在学术界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热门领域;第三,地缘政治引起了各国领导阶层、政治集团、学术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心。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连续出版了《大失败》、《大失控和大混乱》、《大棋局》、《大抉择》、《第二次选择》、《大博弈》等影响巨大的著作,从地缘政治视角对美国的地缘战略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和设计,由此带动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全球性大发展。有学者甚至指出:“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已经有20年。在这20年中,各种新的理论和设想(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等等)已纷纷退去,最终必将让位于浴火重生的地缘政治学。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看,地缘政治作为国家间相互博弈和制衡的战略谋划以及国家制定对外战略依据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北约东扩、欧盟扩张、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伊朗危机、朝鲜半岛危机、中亚地区变局以及最近的乌克兰危机等,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这种形势下,运用地缘政治分析模式考察我国的地缘环境及其变化,客观、理性、准确地认识美国新亚太战略对我国的影响,并做出尽可能合理、可行、有效的地缘战略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美国新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和内容

美国的对外战略谋划一切以主要敌人和对手的确定为基准。到2008年,已进行近10年、代价昂贵的美国全球反恐战争遭遇挫败;其插手的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不仅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亚太地区相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不断激化,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美国经济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则快速发展,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此形势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亚太战略成为其主要部分。

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四个领域,彼此呼应,相互支持。

美国新亚太经济战略的目标有三:重返亚太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具活力、发展势头最盛、对世界经济带动最大的区域,借以恢复自身经济能力;通过一系列制度和规则设计减少中国的竞争优势,平衡中国愈来愈强的影响力;重新占领亚太经济核心舞台,主导其未来发展方向。其主要内容有:首先,竭力阻挠和破坏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一切地区一体化努力。早在1990年12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呼吁由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共同组成东亚经济集团(EAEG),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韩等国提出在东亚成立一个筹资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同样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制止。2009年日本提出以中、日、韩为核心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倡议,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最终不了了之。对于“东盟+中、日、韩”机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相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也颇多微词,并利用领土问题不断挑拨相关国家的关系。其次,努力淡化区域合作的亚洲色彩而强化其亚太色彩。作为非亚洲国家,美国对亚洲色彩浓厚的各种地区合作十分敏感,反复强调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APEC)则是其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工具。此外,美国还积极同一系列东亚国家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安排,试图从内部稀释东亚经济一体化机制的亚洲色彩。最后,谋取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由于APEC仅是一个松散的官方论坛和磋商机构,坚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因此它所通过的决议和文件对成员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加上成员国之间在技术合作、削减关税、劳工标准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所以APEC出现了空洞化和边缘化的趋势。在此形势下,美国转而高调介入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并将其改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建立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体系。

美国新亚太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有:首先,大幅增加和提升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和装备水平,强化亚太作战能力。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军事战略评估报告,强调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同年6月,时任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到2020年美军将把60%的海军舰船部署到亚太地区。2013年6月,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又宣布,届时将把六成海外空军力量转移至亚太,同时调集相似比例的太空和网络力量,驻亚太地区的陆军部队也会增加。7月,美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称,美国空军将把50%的F-22战机部署在亚太,F-35战机第一个永久海外基地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也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他公开表示,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将精锐部队轮流部署到中国周边,包围中国。除此之外,作为军事实力的前沿存在,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群。为了展示威慑力和提高实战水平,美军每年还在亚太地区进行多达数十次的单边军演和联合军演。其次,调整、强化和扩大亚太军事同盟与伙伴国体系,更新和升级由其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例如,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强化美日同盟;借朝鲜半岛争端加强美韩同盟,并力促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建立;借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加强与菲律宾、新加坡的同盟关系和军事合作,并启动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关系,实现美军驻澳永久化。不仅如此,美国还与印度、越南等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以及印尼、马来西亚建立了军事伙伴关系,不断扩大和提升军事合作的范围和水平。这表明,美国正竭力“将‘美国+盟友’的传统政策架构扩展为‘美国+盟友+伙伴’的新架构”,即由“轮毂-轮辐”架构变为网络架构。美国“Ground Report”网站2013年8月6日刊文称,美国正在努力与几乎中国周围所有国家加强军事联系,以图遏制中国,达到在亚洲建立“支点”的目标。俄外交部主办的《国际生活》杂志主编阿·奥卡涅相甚至强调指出:“很快我们将会看到旧有军事政治集团的加强或新军事政治集团的产生”,美国及其同盟可能发展成“亚洲北约”。

美国新亚太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有:首先,全面介入。与以往有选择地介入不同,目前美国实施了全面介入亚太事务的政策,依据“到场原则”大力实施“无空缺外交”和“前沿部署外交”。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关键部门的高官频繁访问亚太地区,其密度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受访对象国不仅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还包括所谓新伙伴国(如越南、印度、印尼等)和曾被美国长期敌视和制裁的国家(如缅甸)。同时,美国还全面参与各种地区多边机制,任命并派遣驻东盟大使,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与“10+X”系列对话活动,创建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机制,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积极参与“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等。其次,重点经营。在全面介入亚太事务的同时,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其外交经营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是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最重视东南亚、最有作为的一届政府”,其目的之一是“拉拢东南亚国家,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深地介入地区事务,牵制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最后,搅局亚太国家间关系和地区事务。亚太地区既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国家间关系最复杂、国际争端最多的地区。这些争端既有冷战期间国际矛盾和冲突的延续,也有冷战后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面对复杂、动荡甚至危险的地区形势,美国总在搅局,为本已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并不断制造新的对立和危机。事实上,朝鲜半岛新一轮核危机、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不断加剧的争端、菲律宾和越南等对中国不断加强的挑衅等,无不与美国的插手和干预有关。

美国新亚太文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价值和道德制高点,掌握亚太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极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美国政界普遍认为,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以三权分立、多党制和代议制为标志的政治模式,以及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应推广到全世界。向亚太各国推销美国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是其新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次,竭力推动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2000年6月,在美国的倡导和推动下,107个国家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世界民主国家大会,除法国以外的106个国家签署了《华沙宣言》,正式成立了“民主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Democracies,CD)。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成为该组织的成员。随着美国新亚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民主国家共同体”的重心也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2013年4月27日至29日,在蒙古乌兰巴托市举行了“民主国家共同体”第七次部长级会议。除讨论一般的全球性议题和举办全球性议会民主论坛(Parliamentary Forum for Democracy)/青年论坛(Youth Forum)之外,会议还特别就亚太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首次举行了亚太各民主体外交部长会议,决定启动“亚洲民主网络”(Asia Democracy Network)计划等。最后,以所谓“保护人权”和“新闻自由”为切入点干预和操纵亚太国家的政治进程。在美国的新亚太文化战略中,所谓“保护人权”占有重要地位。相对而言,美国的亚太人权外交主要以中国、越南、缅甸和朝鲜等所谓“非民主国家”为目标。鼓吹“新闻自由”亦如此。

战后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的对外战略往往以军事战略为先导,以包围和威慑敌对国家为基本方式,以经济和文化措施为重要手段,以获取地区事务主导权为核心目标。美国的新亚太战略同样如此。

三、美国新亚太战略对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

美国新亚太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意在牵制和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亚太影响力。这意味着,美国此次战略调整必将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在许多方面开始显现。

影响首先表现在地缘安全方面。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无疑兼具陆权和海权的特征。但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海权几乎丧失殆尽,海洋政治能力急剧下降。新中国成立后,海权也一直是中国最薄弱的战略环节。冷战期间,美国构建的岛链和军事同盟体系妄图将中国死死困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走向海权大国的能力和信心显著增强,维护领海主权和其他海洋权益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前述美国亚太扩军的种种举措对中国发展海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形成了重大牵制和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还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极力纵容日本、印度等国大力发展军备,鼓励和推动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极有可能将中国拖入与多个国家的军事冲突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因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尽管中美军方也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但鉴于彼此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交流不足以减轻中国的压力。事实上,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日趋恶化,军备竞赛已成事实,地区热点持续升温,如果各方不能就地区安全达成某种共识,局势极有失控的危险。

其次,在地缘经济方面,美国新亚太战略虽然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负面影响更大,也更深远。第一,美国主导的TPP进程有可能在未来亚太经济格局中边缘化中国。TPP的建立和扩大无论如何都是对APEC及东亚经济一体化机制作用的削弱和稀释,也是对中国日趋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的弱化,甚至有可能对中国经济本身造成损害。由于TPP设定的标准和范围触及了成员国的某些经济主权和政治制度,而且“入会”程序和条件过于繁杂与苛刻,因此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恐难加入,而“中短期内,中国能够有效应对TPP的手段有限”,“如果TPP将中国长期排除在外,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纷纷加入TPP,那么不仅从事对美出口的中国企业将不得不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二,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可能会受到很大牵制。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建立并运行良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进行了两轮。然而,随着美国强势“重返亚太”,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除了力推TPP谈判进程,美国还与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并开始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东盟谈判和探讨建立FTA。尽管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并非一定是零和博弈,但两强竞争的格局必然会对相对弱势的一方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美中两国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但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远大于和强于中国。而且,中美之间并未实现自由贸易,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经常对中国采取歧视性措施。在这种形势下,“随着美国与越来越多的中国贸易竞争对手缔结FTA,中国将遭受更多的贸易转移效应”,“在投资方面,一部分美国对华投资有可能将转移到竞争国内”。此外,东盟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将会减少,“有可能降低东盟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同样因美国的牵制而变得前景不明。

再次,在外交领域,美国新亚太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和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在综合国力发展的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和谐周边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同邻国的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亚洲国家同舟共济,为克服危机做出了重大而无私的贡献,赢得了亚洲各国的信赖和好感。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军事现代化步伐日益加快、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立场越来越坚定,许多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甚至此前一直对中国的发展抱持欢迎态度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也公开呼吁美国加大参与亚洲事务的力度,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近年来,美国加强了与中国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加强了同中国存在利益纠纷、对中国不满甚至敌视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对于那些不愿开罪中美任何一方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威逼利诱比之中国的友善言行似乎更有成效,毕竟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动辄以种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大打出手的强权行径更令人恐怖。尽管亚洲国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但看美国脸色行事也是其普遍的外交心态。“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成为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模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国际形势黄皮书》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的3年里,美国正在积极运用“巧实力”等手段,介入甚至挑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纷争,企图通过外交牵制和孤立中国的方式来增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这在客观上无疑会对中国的亚太外交产生一定压力。

最后,在文化领域,美国新亚太战略使中国在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面临被亚太多数国家隔离的危险。为了应对中国对亚太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以及各国对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美国试图以其美式民主、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笼络亚太多数国家,丑化和孤立中国。2012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泰国、缅甸和柬埔寨期间不指名地指责中国“为求经济增长,走捷径、避免民主的政治机制”“绝对是错误”,“这种机制将会消失和崩溃”。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7月访问日本、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时盛赞蒙古是“亚洲民主典范”,“与某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强化亚洲版“民主共同体”的意图之一亦在将中国等“非民主国家”同其他国家隔离。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新亚太战略的意图并非遏制或仅仅是遏制中国,而且由于其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该战略能否成功尚待观察。尽管如此,上述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压力是难以否认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则用“全场紧逼”来形容中国面临的形势。

在考察美国战略转变对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时,还应注意到影响的另一面。美国新亚太战略不仅意味着美向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同时也意味着其在其它地区的权力收缩。对中国来讲,其中影响和意义最大的当属美国即将撤出阿富汗及其对中亚影响的下降。

“9.11”之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迅速控制该国,同时在中亚9个国家建立了13个军事基地,还租用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多个机场,其中亚驻军达6000人左右,客观上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奥巴马上台后,深陷阿富汗泥潭的美国政府决定于2014年底前撤出全部驻阿美军,而它在中亚积极推动的“颜色革命”也招致相关国家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其撤出。2005年11月2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汗阿巴德美空军基地正式关闭。吉尔吉斯斯坦也多次要求美军撤出玛纳斯空军基地,2013年6月再次宣布将于2014年正式关闭该基地。此外,由于美军常常无视别国主权,滥施武力,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还多次发生侮辱伊斯兰教事件,引起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民众的强烈愤慨,两国政府因此大幅减少了与美军的合作,甚至拒绝继续为其提供行动方便。

中亚局势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美军撤出中亚将大大缓解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压力。中亚位于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心脏地带”,是世界四大势力(俄罗斯、中国、伊斯兰势力、突厥势力)的交汇点,控制这一地区可以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这些势力进行牵制。美军撤出中亚对中国国家安全无疑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以及潜力巨大的未来市场,同时处于欧亚贸易通道的中心枢纽位置,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撤出中亚也有可能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卷土重来,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也可能趁虚而入,从而使阿富汗局势再度陷入混乱。这必然会刺激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危及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

四、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

环顾四周,中国的地缘政治版图基本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块,每一板块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点,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态势各不相同。

东部地缘政治板块主要由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和西太平洋沿岸十几个半岛、离岛国家组成,自北向南呈弧形将中国大陆包裹在内。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上贸易和能源进口通道,也是中国核心利益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又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被侵犯最多、与中国的潜在军事冲突最易爆发的地区。因此,该地区的形势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领土主权、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等根本性问题。对中国来讲,目前美国是该区域的主导力量,中国台湾地区是支轴和核心,俄罗斯是重要的北部支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盟是关键要素。其中,只有俄罗斯是我国可以借重的战略伙伴;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关系尽管近年来有了大幅改善和提升,但在美国的影响下难以在短期内根本转变;日本、越南与中国存在重大领土领海争端,而且争端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朝鲜半岛核危机已成为美、日扩大军事力量,并借机加强对中国威慑的重要借口;东盟因菲律宾等国的频频搅局和美国的干扰,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较大牵制;美对中国采取了“非接触遏制”政策,利用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的矛盾,鼓励、支持其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表明,在东部地缘政治板块,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显性安全威胁明显上升。

西部地缘政治板块主要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亚五国在该区域占有核心和关键位置,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是战略支轴。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和所有中亚五国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的双边合作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快速发展,成果斐然且势头迅猛。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兄弟”和“全天候战略伙伴”,双方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等几乎所有方面密切合作。“发展巴中友谊,已成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阿富汗在经历了十多年战争后几近崩溃,政局不稳,安全形势恶化,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普通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与日俱增,迫切希望国际社会在美国和北约撤军后能为阿富汗未来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承担起责任。近年来,中国为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了大量援助,已成为阿最大的投资国,赢得了阿富汗越来越大的好感,2012年两国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局面为我国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空间,边际效应巨大。然而,由于该地区是世界上民族宗教矛盾最突出、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基地和大本营,西方撤军后各种极端势力东山再起的风险极大。这表明,西部地缘战略环境前景不明,地区局势有可能出现冰火两重天———中亚五国越来越稳定和繁荣,并在多边合作框架下团结前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则陷入混乱并再度成为破碎国家。对中国来讲,显性安全威胁有所下降,隐性安全威胁大幅上升。

北部地缘政治板块只有俄罗斯与蒙古两个国家。从各方面看,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世界上合作最全面、发展最顺畅、成效最显著、矛盾最微小、合作水平最高的大国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中俄关系事实上已形成了某种“准同盟关系”或“统一战线”。蒙古是一个小国和封闭的内陆国家,处在中俄两大邻国的夹缝中,不仅没有任何战略缓冲地带和安全屏障,而且国力孱弱,在经济和安全上严重依赖中俄。这决定了蒙古的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与中俄两国和睦和友好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睦邻友好的政策得到了蒙古的积极响应。2003年,中蒙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11年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效。中俄、中蒙战略协作关系大大巩固了中国在北部地缘政治板块的良好态势,战略环境持续向好,既不存在显性威胁,也不存在隐性威胁。

南部地缘政治板块主要由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组成,其中印度是战略核心,越南、泰国是战略支轴,三者呈鼎足之势,决定和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态势及其走向。中国在这一地缘政治板块中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国与多国比邻而居,经济联系密切,合作势头良好,政治互信不断提高,中国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相继与印度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斯里兰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忧虑甚至焦虑,担心受制于中国,一些国家刻意炒作“中国威胁论”和所谓“珍珠链”战略,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担忧。加上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端、中越领海争端,我国在该地缘政治板块的安全形势面临巨大压力。

面对上述形势,有必要在客观、冷静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尽可能合理和有效的地缘战略选择。对此,我们应明确三点基本认识:首先,以中国的幅员、规模和实力,除非周边所有国家联合起来与中国对抗,否则对中国的遏制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其次,美国新亚太战略的目的并非仅仅是遏制中国,防止被排挤并掌握地区事务主导权才是其主要意图,它对中国的遏制是一种有限遏制,所要营造的是局势适度紧张而非失控,尤其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因此,尽管对美国的新战略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我们不犯严重的战略错误,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使局势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再次,与强者博弈应避实就虚,以己之长克彼之短,不要“在自己不占优势的地方作战”,“应该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在自己占优势的地方还击,攻敌所必救,攻敌所必交换”。据此,不妨将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归结为东防、西进北固、南稳四个方面。

首先,强化面向东部的国防力量,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由于东部地缘政治板块是我国核心利益最集中的地区,面对某些国家日益猖獗的挑衅,我们无路可退,必须强化国防力量,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在这里,关键是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第一,尽可能充分利用美国“重返亚太”所产生的于我有利的客观因素,尽可能扩大中美间的共同利益,加强与美国在各领域的战略对话,增加战略互信,同时要表明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坚定立场,不给其任何幻想的空间。第二,充分利用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发挥中国作为经济贸易大国和庞大内需市场的优势,增强中国在亚洲及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中的影响力。坚持进一步开放的政策,深化各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化解TPP的压力。第三,继续加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努力促使两岸友好关系的发展势头不可逆转。第四,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在坚持和平解决领土争议问题的同时,必须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最后,加强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全面战略合作,并争取与朝、韩等国在反对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

其次,扩大和加强面向西部的战略影响。考虑到西部地缘政治板块出现的巨大空间及其紧邻中国战略大后方的地理位置,西进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重要内容。第一,大力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西部因发展差距而诱发的社会问题和隐患。第二,在经济上将中国西部与大中亚区联结起来,特别是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和中东国家的经济联结在一起,既为其提供中国崛起的红利,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安全可靠的能源基地。第三,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支持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稳定所做的努力,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加强与阿富汗的合作。中国应当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阿富汗的重建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中国在阿富汗和该地区的形象和“软实力”,也有利于遏制恐怖主义势力及其向中国的蔓延。第四,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兄弟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形成坚定的利益共同体。第五,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战略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确保该体系在西部地缘政治板块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这本身也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加强。除此之外,还应认真对待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影响日益扩大的担忧,承认和尊重俄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加强与俄在该地区事务上的协商、协调与合作。中方应支持和鼓励俄方在地区安全、维和、反恐、防扩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经济、投资、金融、科技、环保、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方应做出更多的贡献。

再次,巩固和扩大面向北部的战略合作。中俄战略合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有利于维护我国在其他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利益,必须全力维护和巩固。同时,有必要加强中、俄、蒙三国之间的合作,争取建立中俄蒙三边信任与合作机制。至于中俄应否结盟,笔者认为,至少不应预先放弃与他国结盟的权利,不应“战事未开先自缚”。如果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特别是安全压力持续增大,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基本安全,结盟应成为我们的一个选项,毕竟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强化的同盟体系。至于同盟的性质、目标、范围、方式和结盟方的权利义务,当然不同于过去的中苏同盟,应有明确的限度和实施条件。

最后,稳定南部地缘战略区的安全局势。为防止该地区局势向于我不利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努力维持与地区核心国家和关键国家的稳定关系。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暂时影响有限,我们最应关注的是印度、泰国和越南三个国家。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应充分展示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善意,甚至可以在某些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适度让步,但也要明确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第一,在双边和多边机制框架下巩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的战略互信营造良好的氛围。应当明白,领土问题只是中印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不能让领土问题主导和搅乱两国关系的大局。由于该问题的极端复杂性,短期内很难突破,只要双方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克制,避免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坚持对话和协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加强双方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在“金砖国家”、G20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将有利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第二,在稳定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坚决反对和遏制越南对中国领海主权日益扩大的侵犯。建议两国就领海问题建立定期的磋商机制,同时停止任何损害对方的单边行动。第三,巩固与泰国、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泰国尽管是美国的盟国,但在对华立场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与中国始终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我们应为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而努力。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和缅甸是中国的邻国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可以大大减轻我国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同时可以利用其在地区合作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和制定未来国家大战略,是我国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当前必须进行的一项重大任务。只有未雨绸缪,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马风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原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017-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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