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李罗力:香港政策的六大失误

来源:前海传媒 作者:李哲 时间: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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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香港固然有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但中央的政策失误也是主要因素。前文在“香港问题一”中,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主要探究了香港目前困境的关键因素——经济。有因才有果,经济上雪上加霜,社会以及政治必然是其导火索,甚至从世界来看,政治化背后的主因也依然是经济。

与此同时,除了自身的经济结构失衡外,中央政策对香港的导向性失误在这其中又占据何等地位?这个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含糊不清。

因而,刨根问底才是解决彼此问题的关键,为此,李罗力理事长在此文中更深刻地探索了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存在的六大失误,同时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政体也做了深入探究。

前海传媒:从中央来看,对香港存在哪些决策失误?

李罗力: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存在六大失误。

第一大失误是,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在对港政策上,过分强调两制,在强调一国方面严重不足。我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最大失误。

我认为从香港回归一开始,就应该首先强调“一国”,所谓“回归”,当然就是说它已经从英国殖民地回到了祖国怀抱,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就是要讲“一国”,而且也应该要讲足“一国”。更何况,从逻辑上来说,只有是“一国”,才可能讲“两制”。没有“一国”何来“两制”?但是显然当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做足了,做好了,香港现在的很多问题就不会出现,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由于我们这么长时间里只片面地过分强调“两制”,所以现在香港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认为自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严重忽视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这个“一国”的根本理念。

我常常讲,只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中央对港政策的失误。香港回归前,内地干部到香港出差视同出国,办理赴港手续甚至比办理出国手续还容易。香港回归以后,已经成了一国了,反而办理赴港手续比出国手续难得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主管港澳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说,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就是要像守门员一样为香港把好大门,要保证港人高度自治,不能让内地官员随便跑到香港去。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香港与大陆都成了一国了,内地干部到香港出差怎么会比到外国都难?换言之,中国的官员到任何国家都可以很方便地去,为什么到自己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就那么多重重限制?这岂不是自己采取政策在把香港和内地严重隔离开来!

所以我认为,在“一国两制”上过分强调“两制”忽略“一国”,是中央政府对港政策最大失误,导致现在香港社会里民众普遍的意识形态严重忽略“一国”的理念,甚至很多香港人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把“一国”的理念看成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学生在学校里讲授中国的历史课和中国的文化课都受到攻击,谁要唱个国歌,感觉像是香港的罪人一样,这不是出了大问题嘛!要知道香港回归的时候,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拥护和认可的。香港回归将近20年了,发生了怎样令人触目惊心怎样的变化啊?

第二个大的政策失误,就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本来我们应该依靠中产阶级,因为香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是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我们采取的政策却是全部依靠工商界的大资本家,而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因此,当我们的主体政策是依靠香港工商界人士的时候,就忽略了广大香港老百姓的利益。

前海传媒:同意您第二个判断,马克思讲无产资产阶级没有国界,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国界。利益是没有国家的,我们依靠大资产阶级,但他没有爱国之心,分分钟可以拿钱走人。

李罗力:由于我们主要依靠香港的大资产阶级,导致香港社会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像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垄断了香港主要的产业——房地产、物流、金融,还垄断了电力、电信等主要公共服务产业,许多香港老白姓都变成是给大资本家打工的。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香港送大礼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资本家的利益。不但如此,我们依靠香港大资本家,还为他们在内地投资大开绿灯,让他们在内地大发其财。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出现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贫富悬殊现象。

换言之,香港回归后,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回归的好处,而香港回归后的将近20年,正好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完全可以让回归后的香港民众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惠和好处,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主要依靠大资本家的政策,因此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再一个方面就是没有依靠中产阶级,没有依靠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所以现在为什么知识分子会闹起来?其实像香港这样的民主法治社会,其所谓的主流民意,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主流民意。

我认为,中央对港政策第三个重大失误是,在保持"一国"的关键环节上软弱退让。我认为最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法(即“二十三条”)上。国家安全法到现在香港都没能通过。这是什么道理?看看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国家的安全法?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实行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但是在香港就不行。为什么?还是中央政策的失误。 

一是错失了通过的最好时机,本来在香港回归后董特首的第一个任期,就应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在董特首的第一个任期,由于香港刚刚回归,小平同志和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威信很高,老百姓对香港回归总体上认可,绝大多数持欢迎的态度。在这个最佳时期里,中央政府没能果断决策通过国家安全法。 

说到底,就是为了想体现“港人治港”,没有把这件回归后应做的头等大事完成。等到董特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央想要通过“二十三条”时,香港出现了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其实当时已经知道,在这五十万人中真正“泛民”动员起来反对“二十三条”的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中央政府一看这么多香港人上街了,就把通过“二十三条”放下了,不敢再做这件事。 

这真是很奇怪。在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集会游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一有人上街游行就害怕了,就不搞了。本来那个时候要通过国家安全法,就是中央政府对于一国大政方针的要义明确,结果这一退让,实际上就是在最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放弃了把一国的大政方针坚持到底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这次退让,其实是纵容了香港的“街头政治”。这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从一开始就屈服于香港的“街头政治”。于是想与中央政府搞对抗的人都知道了,中央政府怕“香港人到街头闹”。现在这个恶果很严重,“占中”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而且没有国家安全法,“港独”这类严重威胁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不能得到依法严惩。

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第四大失误,就是不断给香港送经济“大礼包”。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种送“大礼包”的行为实际上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换言之,在香港出现产业空洞化和加工贸易产业已经遇到发展瓶颈无法前行的时期,中央政府不是鼓励和支持香港政府和产业界实现经济转型,反而用不断地送“大礼包”的方式,维持香港现有经济模式的苟延残喘。

这等于说香港你经济发展遇到了什么困难,由中央政府来给你承担。

香港不是由于产业空洞化和经济萎缩导致高端服务业发展困难吗?好,我给你送个“大礼包”,让你的高端服务业进入内地来发展。但现在的事实证明,反而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把香港的一部分高端服务业也从香港本土转走了,加速了香港的产业空洞化。

香港不是由于现有经济模式发展式微导致普通老百姓就业和生计困难吗?好,我再给你送个“大礼包”,来个“自由行”,放开让大陆人到香港去吃,去玩,去旅游,去购物,通过这种措施去刺激香港的低端服务业,让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普通劳动人群得到收入。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同样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抬高了香港的市场物价和地产楼市价,同时造成了某些香港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给香港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紧张和压力,引起香港社会新的矛盾和不满。

这就是按倒葫芦起了瓢。不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只用送“大礼包”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归是要出大问题的。

送大礼包的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香港人本来就是总想着不费劲就赚快钱,我们动不动就送“大礼包”,就是纵容了这个坏的习惯,现在看来遗害很大。

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第五大失误,就是没有支持香港政府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府,没有支持香港政府在管理香港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说香港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香港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民粹主义盛行,政府严重的无作为。

我多年来研究香港,认为香港社会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理念和认识误区,那就是认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政府就应该“积极不作为”,或曰“积极不干预”。这个错误理念和认识误区,是英国人给他们留下来的。香港大部分人也包括他们的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那就是政府要少管甚至不管。我每次和香港人争论,都会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干预。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哪一个不是发展良好和运行高效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但他们的政府不但不是无作为、不作为,反而是要作为,而且要强作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强有力的政府,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不争的事实。

其实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个体都在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他们不可能去为社会着想,去谋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这方面就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而政府从根本上就是公众选出来,代表民意来管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机构。所有的政府,都应当为公众服务,替公众办事,而且要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要制定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发展规划,扶持产业发展,同时要济贫救危,搞好公共服务,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做的事。

但是我们看,香港政府这么做了吗?将近20年来,香港政府在香港的产业转型上做了什么?在扶持香港的大企业上做了什么?在香港的产业升级上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都没做!香港的产业发展规划是什么?到现在我们都没看到香港政府明确的提出来过。 

要知道,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有自己经济长远发展的规划,我们都有五年规划,美国也有,他们虽然不叫五年计划,但长远的发展目标绝对有。美国每一届政府都提出自己的发展目标,包括它的新能源发展、油页岩气革命、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机器人产业,而且奥巴马还提出,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你看它是不是在引导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不是在用各种政策手段来扶持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现在香港出现的严重乱局,与香港政府的不作为、无作为,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中央政府一直对香港社会中的这个错误理念视而不见,对香港政府的不作为和无作为听之任之,这显然是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又一大失误。

前海传媒:第五个大部分同意。英国实际上四十年代后,是严重的社会主义化。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撒切尔夫人的再自由化,很多英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股占股比重还是在50%以上。这方面上香港对自由市场经济有一个严重的误判。

李罗力:对,香港政府在观念上很有问题,所以。现在香港很多和我们合作的专家学者,也都提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他们给香港政府提出很多有关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建议,但是基本上是没用的,香港政府用一个对市场和企业“积极不干预”的说法就把他们挡门外。他们也感到在很无奈。香港政府平常都是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中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好像是在解决民生,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政府如果不能解决社会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香港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那么香港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第六大失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政治的社会,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做好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工作。

怎样利用这个特点来做好香港的政治治理工作呢?我的想法就是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就是我们中央政府到香港来,也应该来玩“政党政治”,而不能把我们在大陆一党领导多党协商的政治制度搬到香港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讲“一国两制”。

玩政党政治,就要按政党政治的规矩和办法来玩。其实共产党对这一套并不陌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主要大中城市中就是玩政党政治,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反专制,用这种办法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民主知识分子和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拥护,把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逼上了政治绝路。

那么今天,在香港这个政党政治的社会应该怎样做呢,我认为其实就是香港回归后,应当由我们大量派人过香港去,作为中央政府来讲,应该下大力气把国内一部分人弄过去。让他们到那儿去“组党”,组织爱国爱港的政党,这在当时是完全有条件的。而且众所周知在香港组党很容易,而且组一个大党也很容易。民建联是香港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政党,才两万多人。对大陆来讲,如果派人过去组个几万人的党,岂不是易如反掌!

当然,要完全按香港政党政治的规矩来“组党”,然后完全按照香港政党政治的规矩来玩。但是这些政党从根本上贯彻我们中央政府的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在香港的根本利益,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青年,争取和团结社会上一切爱国人士,争取和团结最广大普通民众,与那些反华、反共的所谓“泛民主派”和港独派大斗特斗。通过香港的民主选举,来争多数席位控制权,争社会主导权,争主要话语权。争取民心,从而来实现依靠香港中产阶级的大政方针,形成我们治理香港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能够真正既顺应香港的社会民意,把香港治理好,同时又能够让香港回归后从根本上符合我们“一国两制”的战略意图。

我认为我们的中央政府出现的失误,不光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这个政党政治的社会特点,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反而完全用我们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思维来看待香港。更为糟糕的是,甚至一直把香港的政党政治简单化地只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把那些搞反对活动的政党,也是简单化地只当做一种敌对势力来应对。这种简单化处理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按香港社会的内在政治规律办事,因而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更加引起民众的反感,引起社会主流阶层的抵制,结果更加糟糕。

还有些人,因为不懂香港的社会机理,不懂香港的社会政治,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得了,好像香港的天要塌下来了。其实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承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法理在你手里,治理香港的大法——基本法在你手里,香港驻军在你手里,怕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又干了很多错事蠢事,看到有反对的力量就认为这是敌对势力在那儿搞。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没底,自己不会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只能简单地用对敌斗争办法来做。

前海传媒:您的六大失误总结得非常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您怎么理解一国两制?有人说邓小平为什么要为一国两制设定50年?您也回答下,这是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了一国两制以后,中国还是不是单一制国家?

李罗力:我觉得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根本问题。所谓“一国两制”,“一国”才是根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国”就是说你香港也必须要遵守中国的国家法律。香港有个基本法,而香港基本法是由中国人大常委会设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大常委会也是香港的最高权利机构,最高立法机构。换言之,香港的法制是隶属于一个中国的法制。另一方面,香港回归后,邓小平坚持要在香港驻军,要的就是在香港的军权。另外,众所周知,香港不能有自己的外交,外交权也都是中国的。因此你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中央政府用基本法赋予了你的法治权利,你的最高权限是也是由基本法确定的。所以我说,要理解“一国两制”,首先必须是“一国”,然后才有“两制”,一国两制从根本上就是这么定的。

所以香港回归后,尽管我们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当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因为中国国家制度本身没有“两制”,只是对香港采取这种制度,因此把香港定为是“特别行政区”。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只承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们普遍忽视“一国”这个根本的理念,很多香港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早就应该向香港人宣传这个理念,应该告诉香港的法律程序也不能独立于中国的法制体系之外,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香港来说,同样也是最高立法机构。但是现在流程完全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的决议要拿到香港的立法会上去讨论,然后可以弃权可以否决。这真是奇怪!谁是香港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因为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

“一国两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而且这是邓小平很有大智慧的很巧妙的政治框架设计。那么既然是一国“两制”,那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去要求香港,所以就设置了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就相当于香港的宪法。但是基本法是谁设定的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才是香港“一国两制”真正根本的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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