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配角

来源:世界知识 时间:20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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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规模传染疾病在内的生物安全问题从来就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它不仅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生物安全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入大众视野。

在疫情再次为人类敲响生物安全警钟的背景下,各国有必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综合统筹,强化生物安全治理,在国际层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切实有效的协调合作加以应对。

本刊与中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合作,以生物安全为焦点,推出本期“封面话题”。

——编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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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日晚,湖北武汉长江二桥继续上演灯光秀。在不久前的4月26日,武汉市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刘万侠 曹先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生物安全”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作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此次疫情已经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的行为方式,波及政治、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给世界格局和各国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冲击。


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指由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引发的问题领域,及针对相关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其作为一类问题,与人类相伴相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过去,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性,相关记载少之又少,且主要限于瘟疫。但从有限的记录中,依然可以看出生物安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和重大影响。

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暴发瘟疫,是人类关于大规模传染病暴发的早期记录。这场瘟疫导致当时雅典城近一半人口死亡,包括雅典领导人、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这次瘟疫不仅直接削弱了雅典的军事能力、摧毁了战争信心,还导致雅典的公共秩序与道德大幅倒退,最终改变了战争进程。

1347~1351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则可能是对欧洲文明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传染病。瘟疫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著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其短篇小说集《十日谈》里有如下描述:“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会起燃。”黑死病触发了欧洲社会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大量神职人员死亡,瘟疫削弱了民众对天主教教会的信任感,动摇了教会的权威;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禁欲主义受到冲击,及时行乐的思潮兴起;劳动力大幅减少,倒逼先进技术和发明的出现;瘟疫还促进了当时欧洲医学的发展、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可见,黑死病在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为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备好了土壤,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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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制服强大的美洲土著民族帝国过程中,瘟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马丘比丘遗迹。

公元16世纪,瘟疫客观上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助力。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以极少的兵力就制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强大的美洲帝国,殖民者还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强加给了当地社会。美国知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研究发现,打败美洲土著民族的主要不是火药和钢铁,而是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病毒。当时,欧洲人已经普遍对天花病毒产生抵抗力,但这种传染疾病在美洲仍是新事物。就在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击取得最初胜利之时,天花却开始在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今墨西哥城)肆虐,这彻底瓦解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力量。不久以后,另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印加帝国,正值天花疫情在印加蔓延,因而西班牙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重要的是,病毒还动摇了美洲土著民族的本土宗教信仰。在当时的美洲土著居民看来,瘟疫是天神对人间的惩罚,自己受到瘟疫严重影响而殖民者却安然无恙,是因为护佑殖民者的神灵优于护佑自己的神灵。这就促进了殖民者宗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大量美洲土著居民的归顺。

瘟疫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754年,唐朝将领李宓带兵攻打位于今天云南省一带的南诏国。唐军长途奔袭,身心俱疲。而南诏军队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结果唐军大败,加上军中暴发严重的传染病,几乎全军覆没。唐军的这次失败成为助推“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因素。在13世纪南宋王朝抵抗蒙古入侵的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军久攻不下,蒙古大汗蒙哥遂率军亲征。在围攻过程中蒙古军突然暴发大瘟疫,只好被迫撤退。瘟疫彻底打乱了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使南宋王朝坚持到了1279年。明朝末期,都城北京及周边地区鼠疫泛滥,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人口死亡。疫情之凶猛加上崇祯皇帝麻痹大意,使得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轻取北京城。而李自成进城后,鼠疫疫情依然持续,成为农民军面对清军进攻时溃不成军的重要原因。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出,大规模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并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不仅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因此,生物安全一直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


即便瘟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如此之深,但现代意义上生物安全的概念并非源于瘟疫,而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预示着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构建生物体,进而使得改造生物体甚至整个自然界成为可能。这标志着现代生物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基因工程时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生物安全问题由此出现。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法规规范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97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安全法规出台。随后,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制定了相关准则。198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共同成立特设工作小组,专门研究生物安全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份纲领性文件,围绕生物安全的立法由此提上联合国日程。1994年起,联合国启动《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工作。议定书于2000年5月完成并开放签署,这标志着生物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回顾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生物安全概念指向的核心议题及其相关法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是狭义上的,主要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境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生物安全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限于转基因生物安全、危险病源物泄漏、干细胞等研究引发的安全问题。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生物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复杂和严峻,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概念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其内涵和外延亟需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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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1日,美国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举行研讨会,邀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右)、美国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尔(中)和美国白宫前应对埃博拉协调官罗恩·克莱因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并探讨应对之策。


首先,大规模传染病从偶发事件向频发甚至经常性事件转变,影响急剧上升。近年来全球相继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埃博拉、寨卡以及新冠肺炎等十余次重大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疾病传播更快更广、影响更大。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其次,生物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近年来,生物科技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边疆、新高地。生物安全由原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再次,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明显加大。在全球生物治理严重缺失、管控体系和能力严重滞后的背景下,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可能走向失控并给相关国家乃至全人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最后,外来生物入侵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中国生态系统就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威胁,已确认544种外来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

形势的不断发展促使生物安全的现实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于“生物安全”究竟涵盖哪些问题领域仍未形成基本共识。源自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的相关问题都被认为与生物安全有关。不难看出,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处在模糊和快速扩展的状态,重心仍未确定,人类对它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这大致也可以反映生物安全未来对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目前的想象。


生物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的意义


俄罗斯生物学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带来的威胁。生物安全涵盖上述全部三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有着全方位、深层次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需要看到,生物科技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竞争意义重大。为此,必须从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深入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意义。

生物安全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不论是大规模传染病还是生物武器攻击,均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生物科技还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新制高点。冷战结束后,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际权威杂志每年评选的“年度科学进步”中,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几乎占一半以上。生物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产业之一。为此,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国家战略,加速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美国早在2012年即出台《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明确将“支持研究以奠定21世纪生物经济基础”作为科技预算的优先重点。德国2013年出台《生物经济战略》,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生物经济,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提高德国在经济和科研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俄罗斯、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我国也将生物科技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重大进步。

生物科技已经成为战略和军事竞争的新高地。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逐渐显现出很强的进攻性。谁在这方面占有技术优势,谁就能占有生物领域军事斗争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既具有战略影响又具有军事意义。同样,生物技术既可直接用作战场上的生物武器,也可与军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相结合,根本性地改变战争形态。为此,各主要国家纷纷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积极抢占战略制高点。

毋庸置疑,生物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根本保证,人类必须密切关注有关动向,通过国内国际的法律手段严格管理这方面的研究。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晦暗不明的生物战

李小鹿 郭向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的安全发展敲响了警钟。“生物安全”原本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术概念,却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赫然跃入公众视野。在生物安全领域,除了自然发生的(如大规模传染疾病)外,还存在人为的甚至以战争面目出现的行为,例如生物战就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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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战因残杀生命、滥杀无辜或者会造成巨大破坏,被公认违背国际法和人类战争伦理。图为2018年12月13日,黑龙江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正在举行悼念活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一支细菌战部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该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生物战和细菌战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惨绝人寰的人体解剖和试验。

生物战的历史变迁


生物战是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活动。生物武器由生物战剂和施放装置构成,战剂包括各种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命活性物质,主要分六类:细菌、病毒、衣原体、真菌、立克次体、毒素,其中细菌和病毒是战剂的主体。生物战的打击方式是通过向敌方军队或后方施放生物战剂,杀伤人畜或破坏农作物,从而削弱对方战斗力或国力。

生物战的历史几乎和战争史一样悠久,是一种重要战争手段,但它从来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按照对病原体的利用方式,生物战的演进可以分为“利用”“培养”“创造”三个阶段。最早的生物战据说发生在公元前1325年,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城市士麦拿(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一带)时,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羊投入敌方城市,使敌方染上致命的“赫梯瘟疫”。此后,多个民族和族群都曾使用过相关战争手段。进入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开始培养病菌进行生物战,这也使得生物战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此后,又有一些国家开始进行生物战相关研究,乃至实践,这一时期的战剂以细菌为主,主要通过特工投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战剂转变为以病毒为主,开始用气溶胶散布战剂。气溶胶是由悬浮在气体中的固态或液态颗粒构成的气态系统。生物战剂喷洒到空中后,形成细微颗粒,与空气混合,形成生物气溶胶,能长时间悬浮空中,随风传播。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改造病原体,生物战进入了“基因武器”时代。“基因武器”是通过DNA重组,把致病、致命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中,制造出致病力更强、更具传染性和耐药性的战剂,其抗原性发生改变,使现有疫苗等防治手段不再有效。


“不流血的战争”


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战日趋隐蔽,可谓“不流血的战争”。能用于生物战的微生物已经超过100种,其中很多致病性强、传染性大、作用迅速、防控困难。致死率在10%以上的为致死性战剂,至少有24种,其毒性比化学武器高许多倍,吸入少量即可使人得病并死亡。致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可使人畜长时间丧失某些身体机能。生物战剂侵入人畜体内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以气溶胶形式经呼吸道侵入;二是随污染的水和食物经消化道侵入;三是经黏膜或蚊虫叮咬后经皮肤侵入。生物战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投送,可通过人工用容器携带气溶胶、粉末或染毒虫媒投放于公共场所、水、食物中,也可用飞机、导弹、火炮、火箭等作为运载工具,通过气溶胶布洒器或发生器、各种生物炸弹、炮弹等布洒。生物战剂气溶胶通常无色无味,大小只有0.5~5微米,肉眼看不到,人或动物不知不觉间吸入气溶胶,难以发觉受到了生物战袭击。

另外,对生物战的侦测非常困难。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特别是在夜晚或光线不明的情况下,投放生物战剂难以被查觉。侦测生物战的仪器能力有限,而且侦测耗时长,比如需要采集大量空气样本。检测是否有生物战剂存在。即便如此,也未必能侦测出新战剂或经人工改造的战剂。而且,有时在发出警报之前就可能已经出现人员伤亡。如果将生物武器与其它类型武器结合使用,还会导致生物战爆发后难以甄别初始症状、出现第一批人员伤亡后仍无法确认是否是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状况,从而导致伤亡规模扩大。

生物战可以通过很多隐蔽的途径实施。9.11事件后,美国炭疽攻击事件表明,有的战剂可以放入邮件中散播。在现代城市中,建筑物通风管道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灭火喷淋系统等都可以成为“施放器材”,还有通过释放感染战俘等扩散感染的途径。投放于食物中的生物战剂种类就更多了,散播方式也更多样。生物战还可以借季节更替、传染病易发期等时机作掩护。

针对动植物的生物战更加难以被发现。针对牲畜的高致死和高传染性病菌更多,这些病菌有很强的环境耐受性,而且没有疫苗可以应对,防范措施很有限。加之现代农业资源的脆弱性,大规模饲养和种植给针对农业的生物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作物大面积暴露,容易受到攻击;牲畜高密度集中饲养,加大了传染病暴发后控制的难度;为了提高产量,牲畜饲养往往使用含抗生素和类固醇的饲料、广泛使用消毒剂等,导致家畜的自然免疫力大大降低;饲养的流水化作业,即牲畜在一地繁殖、另一地饲养、再一地屠宰,也加大了疫病传播的可能。往往很难将对动植物发动的生物战与自然发生的疫病区分开。

当然,生物战由于其特殊机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生物战剂多是活的微生物,储存、装填、转运和投放时都必须保持生物活性,而温度、湿度、阳光照射强度等都会影响微生物活性。紫外线对生物战剂气溶胶具有破坏性,严寒低温也会杀死某些战剂,大风、降水等气象情况则会影响生物战剂的投放。如果用炮弹或炸弹投送生物战剂,大部分战剂在火药爆炸时即可能被杀死。某些病菌虽然致死率高,但不能在人际传播,只能靠战剂传染,也难以造成大范围传染效果。总之,难以武器化的生物战剂就无法用于战场上的大规模袭击。另外,生物武器还往往有“敌我不分”的问题,投放战剂如果操作不当,受风向、风力等条件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己方人员亡损。从杀伤速度看,生物战不像其他武器那样能造成即时杀伤效果,人畜受到生物战剂侵袭,从感染到发病总有一个过程,生物战剂的杀伤力还受到对方免疫力及防护能力影响。如果对手防护和医疗水平高,能够即时发现,并实施严密防范和有效治疗,生物战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正因为生物战有种种局限性,所以一直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而被隐藏在战争的晦暗处。


生物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和深远影响


首先,生物战能够广泛、长久地危害人的健康与生命。生物战由于机理特殊,杀伤面积大,威胁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生物战可以攻击对手的政治经济中心、指挥中心、水源等战略要地或战场目标,对人口多且流动性强的国家、尤其是其人口聚居地进行攻击,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生物战剂气溶胶能随风传播很远。将50千克炭疽菌撒在城市上空,可以导致12万~50万人染病死亡。而且生物战剂有传染性,受袭目标可能成为新的传播载体,使受袭人数成倍增长。因此,若投放同等重量的武器,生物战剂的波及面积要比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大许多。在全球化时代,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加大,使生物战剂潜在的传播和扩散面积更大,可以跨国、跨洲传播,进一步加大了生物战的威胁。

基因技术、细胞工程等技术的进步,使制造出更具杀伤力的生物战剂成为可能:微囊技术使生物战剂的稳定性增加;将某些特定病菌结合,再配合特别的毒素,会使身体免疫系统无法有效对抗感染,导致被感染者同时感染多种疾病;把一些基因的抗药性整合,能使战剂的杀伤力大大增强,使疫病防控愈加困难,治疗更棘手复杂。

其次,生物战危害动植物,可以打击甚至重创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对生物袭击,经常需要封闭被污染区域、疏散人员、限制交通运输等活动,会造成经济损失,长期、大规模的封闭会导致经济衰退。伤害牲畜或农作物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从长期看,针对动植物的“基因战”甚至能摧毁一国的农业,间接对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再者,生物战能长久污染和破坏敌方生态系统与环境。生物战剂存活时间长,有些病原体在一定条件下能存活数十年,某些战剂以动物和昆虫为宿主,借宿主繁殖并长期存在,在适当的条件下重新开始广泛传播,形成难以根除的长期安全威胁。对受感染地区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的成本可能很高。对动物尸体无论焚烧还是掩埋,都会对水及空气造成污染。

第四,生物战能致敌方社会恐慌甚至动荡。由于隐蔽性,生物战往往出人意料地突然发生,难以防治。出现少数病例时,人们未必能意识到是生物战。而很多生物战剂却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或具有高传染性,迅速扩散,感染大量有生力量。生物战剂还有一定潜伏期,潜伏期的病原体可能依然具有高传染性。当大批有生力量发病时,敌方战斗力会遭到削弱,生产资源也随之减损。在信息化时代,小规模的恐慌等负面情绪在信息技术条件下能迅速传导、蔓延,演变为大规模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


保护国家“生物疆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由于生物战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战争手段能长久危害生态环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巨大危害,与生物战相关的国际法及伦理问题不容忽视。国际战争法和人道法力求减少对战斗人员的伤害、保护非战斗人员,其要求限制作战方法和手段,包括禁止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使用大规模屠杀和毁灭人类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禁止滥杀滥伤,禁止造成极度痛苦的作战手段方法等;要求区分不同性质的目标,包括平民和军人、武装部队中的战斗和非战斗员、有无战斗能力的战斗员、军用和民用物体、军事和民事目标等。与此同时,生物战行为也会引发严重的伦理危机。生物战造成的伤亡可能比传统武器更令人痛苦,难以符合“人道”的法理、伦理要求,也难以控制杀伤结果,无法区分对方的平民、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又难以控制打击范围,极易使手段远远超过预期的直接军事效果。针对敌方平民或农业的生物战则违背了中立或免毁原则。1976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也禁止了为军事或敌对目的使用对环境造成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技术。基因武器更是因为直接操控人的遗传物质而备受争议。在全球化时代,即使针对特定目标的生物战,也存在蔓延、失控的风险,从而造成人类普遍的灾难。总之,现代社会越来越要求战争和武器可控,生物战因残杀生命、滥杀无辜或者会造成巨大破坏,被公认违背人类战争伦理。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由于针对生物战的国际公约不健全、强制力有限,围绕生物武器研发的“暗战”仍然激烈。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永久禁止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生物武器,1975年生效,至今已有182个缔约国,但该公约没有核查机制。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另外,由于新的病原体不断出现,生物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未被公约禁止的新战剂或许已经被开发、制造了出来。与此同时,生物武器的扩散也构成了严峻的问题。现代技术使生物武器愈发容易生产,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生物武器的能力大大增强。保护好国家的“生物疆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制约及应对生物战或生物恐怖袭击成为国家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问题之一。

(李小鹿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向阔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助教)


完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维护国家生物安全


沈志雄 高杨予兮

2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强调指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个重要论断,为维护我国生物安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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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日,莫斯科迎来一年一度的劳动节。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节的莫斯科红场行人稀少。


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生物安全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和经济活动,给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威胁,纷纷发布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加强对生物安全的顶层筹划和整体布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2004年,美国布什政府颁布《21世纪生物防御》行政命令,建立了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总框架。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将应对生物威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对生物威胁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美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战略举措。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发布了《生物监测国家战略》,将生物监测作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首要环节。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联邦政府20个部门共同参与起草审议,涵盖了自然发生的、偶然的和蓄意制造的等各类生物安全威胁形式,要求设立内阁级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还提出了生物防御的五大战略目标。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反映了美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新方向。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阐述了美国在国内外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具体措施。通过这些文件,美国逐渐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和部署。

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生物安全统筹。例如,2018年7月,英国发布首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系统评估了英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全面阐述了政府各部门的生物安全职能和生物安全危害出现后的应对举措,明确由内政部统一负责生物安全工作,并计划组建专门管理委员会实施跨部门协调,以实现生物安全风险感知、预防、监测和应对措施的有效协同。日本早在2008年就制定了生物领域的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7月,日本政府再次制定生物领域国家战略,明确了九个生物技术和产业重点领域,将生物技术定位为与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的技术,并推进建设收集大量遗传信息和生物体样本的“生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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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很多美国民众的生计。图为2020年5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一家慈善机构推出领取救济品的举措,吸引民众前往。


突如其来并仍在不断蔓延的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为有效预防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谋划和布局,把生物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在把握生物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战略文件,综合评估生物领域安全风险和挑战,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将军队机构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以发挥军地融合互补、平战衔接的优势。同时,要推动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统筹构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紧出台《生物安全法》,修订和完善《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配套法律和地方生物安全法规,明确生物安全的相关责任和处罚,实现国家生物安全防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不断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


生物安全威胁是一种具有全谱性特征的安全威胁,可能突然发生于任何地域、任何时间和任何生物种类上,带来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通盘考虑、整体联动、全面防护,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

针对生物安全威胁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建设覆盖整个国家,寓早期预警、情报监测、应急响应、救援实施、后果处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美国出台了《化生放核爆标准国家战略》(化生放核爆即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和高当量爆炸物,英文缩写CBRNE),构建了联邦、州、地方政府部门等使用化生放核爆设备及相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规定和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方位的应对体系。此外,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威胁降减局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进一步完善生物安全威胁的预报和评估系统。据称,美军方生物监测网络体系已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欧洲国家瑞典也将化生放核爆防护与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融为一体,由政府、军队、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18个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行动,加强化生放核爆的防护,保障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一直高度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为主体的生物威胁防御体系,还成立了国家和省市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在非典、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暴露出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为此,需要参照各国有益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首先,强化应急医疗响应体系和物资保障体系。本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国相关应急预案的操作性有待增强、医疗物资等战略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进一步完善突发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落实集中高效、统筹协调,多学科、多部门联动的应急响应机制,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在新媒体时代的舆情管理能力。第二,优化军地一体的生物威胁防控体系。做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分层对接,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扶持和补助,健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强化综合性医院传染病专科建设。第三,完善生物技术领域创新体系,为生物技术科研攻关、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在传染病防治、病毒学、基因工程、药品开发等生命科学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


深化国际合作,携手维护全球生物安全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文化、宗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不能依靠封闭国门,而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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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图为4月29日,工作人员正在打包运抵广州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抗疫物资,物资将被发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首先,强化和升级生物安全国际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方面达成的重要规范性共识,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要框架和平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见证了现代细菌武器的使用,也催生了国际社会首个以禁止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条约——1925年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为弥补《日内瓦议定书》因微生物学等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突出的缺陷,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围绕弥补该公约的缺陷,为了建立有法律拘束力的核查机制,国际社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和磋商。作为历史上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生物武器,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1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一直严格履行公约条款,积极参与旨在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努力。

当前,生物科技迅猛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关键技术领域之一。2014年,美国专门负责前沿技术开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成立生物技术办公室,意图从国家战略高度强化生物科技与工程、信息科技等的交叉融合并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此举意味着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生物技术的战略投入,预示着生物科技已经成为大国博弈新的战略制高点。生物技术武器化始终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缺乏跨国合作和相互信任导致这一威胁难以得到有效应对。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携手规范生物技术发展,根据生物科技发展状况和趋势完善或制定新的国际公约,尽早掐断新型生物安全威胁的发展苗头。

其次,力所能及地承担国际义务。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框架下的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积极承担国际义务。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先后向疫区国家派出1000余名医疗卫生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援助,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在埃博拉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不仅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还积累了重要的传染病疫情防控经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在率先取得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之后,快速向遭受疫情冲击的其他国家派出医疗人员、提供医疗物资并积极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为抗击疫情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

最后,推动构建维护生物安全的地区和国际机制。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快速应对传染性疾病等生物威胁的重要保障。2014年,美国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正式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旨在通过集体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传染病疫惰”。该倡议致力于提升相关国家卫生力量,并将大学、研究所、智库、企业等非政府机构纳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能力,也无形中提升了美国的世界影响力。遗憾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以所谓世卫组织履责不力而暂停资助。此举不仅不利于控制疫情,也损害了美国的影响力。

面对不断扩散的疫情,东亚国家选择了“抱团取暖”,推动建立抗击疫情的地区合作机制。4月14日,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加强本地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就疫情形势和各国应对举措定期、及时、透明地分享实时信息,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在疫情防控、临床治疗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提高应对流行病的水平”。此外,还决定加强流行病科研合作,相互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这是中日韩和东盟各国为共同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强化地区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东亚地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还奠定了深化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必将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区域合作机制。

(沈志雄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高杨予兮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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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文章刊登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10期

责编:吴孟克 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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