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三: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

来源:昆仑策 作者:张文木 时间:201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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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

【原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1、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接见莫洛托夫,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的,他说:

【美国今天执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它不是为英国进行斗争,而是为了把不列颠世界帝国搞到手。它帮助英国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刺激自己的军备,靠获得军事基地来加强自己的军事强国的地位。这里说的是未来,当这个与英国一模一样行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其他可能受到它伤害的国家应该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这不是近来的事,不是1945年的事,也不是1970年或1980年之前的事,这是遥远的事,到那时,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严重威胁其他民族的自由。[1]】

希特勒告诉莫洛托夫:应反对美国“靠牺牲欧洲利益而获得好处”的所有企图。美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和亚洲都应该规规矩矩,什么也不应该插手。[2]1941年,希特勒在向苏联发起进攻前,对其部下说: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将落入美国的魔掌,它现在还未能预见。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美国人要在这场战争中做一笔极大的生意。[3]】

读了这些文字,就明白了2015年初,德、法两国为什么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前途召开“明斯克会议”。

2、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的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4],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5]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6]】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美国向国内黑人推出马丁·路德·金以及更早的满清王朝向汉人推出武训的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7]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3、正如资产阶级在一次次失败后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样,无产阶级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血泊中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反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他们的欧洲老师相比显得很没底气[10]。目前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般地承认并欢迎“中国崛起”,但他们只将中国崛起归因于文化、科技等普世层面,而不承认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崛起中所起到的“保驾护航”的托底作用。为此,他们便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他们要求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中国人民“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11]的无产阶级专政,其核心就是取消或变相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偷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异化为不能实践的“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2]。在这方面,列宁与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划出了界线。列宁说: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13]】

这个理论在中国根据国情还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4]】

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5]。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虚化为任何人都可把玩的艺术品,但“国家不是艺术品”[16]。没有专政,何谈国家,没有国家,共产主义就只能永远是天边彩虹而不是保障劳动获得解放的新制度。所以邓小平说: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7]】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焦点,也就在这里。

4、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决定辞职时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次政治演说了,可说是天鹅的绝唱。”[18]27年后,戈尔巴乔夫终将这份原本是个人的“绝唱”变成国家的挽歌。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9]】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是精确。1959年12月,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20]】

从1959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仅有五年时间。

两个议定书文本。斯大林评价说:艾登提出的文本很像一份声明,相反,苏联政府提出的是两份条约。声明是代数,而条约则是简单的实用算术。我们需要算术而不需要代数。艾登听到这里笑了起来。斯大林补充说:代数是一门很好的科学,他对它充满敬意,“但是现在,在目前具体情况下,我们情愿要算术。”[21]

6、英国人以精明崛起,也因精明而衰落。1944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位共产党政治家说道:“丘吉尔连你口袋里的一分钱都不放过,而罗斯福可不是这样,他只把大票子掏走。”[22]

7、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23]

8、美国着手剥夺英国对地中海的制海权这项工作的时间起点,就是德黑兰会议,尤其是会前罗斯福与斯大林会晤中针对英国形成的战略默契。1956年美苏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将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英国也就失去了印度洋。罗斯福明白,仅凭美国一家是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的,而有能力与美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苏联。因此,将东欧让给斯大林,对罗斯福是一举两得的事,而对斯大林则是正中下怀的事。如果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是在战时打败德日法西斯目标下走到一起的,那么,罗斯福和斯大林则是为了战后瓜分英国世界财产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

9、苏洵在《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24]公元211年7月(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东,后对诸将说:“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25]曹操在《蒿里》一诗中道出“联军”的内在矛盾及其“纸老虎”本质: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26]。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27]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8]】

诗的意思是说,关东义士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各有各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10、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29]从德黑兰会议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汲取以往俄罗斯人谈判的经验教训,在这次战争谈判中所获甚丰。与轴心国的那几个赳赳武夫不同,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利益所得绝大部分是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军事征服中获得的:第二战场在法国北部开辟使苏联将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并以1939年的边界线与东欧国家分界。正因此,时任“霸王”行动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3月28日致函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军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30],在达达尼尔海峡,苏联也获得了自由进入的权利。在远东地区,斯大林获得了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以及将来占领日本一些岛屿的权利。

11、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息息相关。与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南非开普敦的地缘战略地位下降的道理一样,如果未来位于泰国境内的连接泰国湾和孟加拉湾的克拉运河建成,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甚至澳大利亚等国之于亚洲大陆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将相应下降,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支点布局将相应向北收缩。

12、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陷塌——所引起的变化,那时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收缩。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1],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短祚的教训,在处理双边关系中,中国和印度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13、利随势定。在历史大势中,财富是养人的因素;离开了大势,财富往往就成了毁人的利器。同样的道理,顺应了历史大势,人的优点才是优点;偏离了历史大势,人的优点往往就成了缺点。

14、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15、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32]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33]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对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34]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16、我们已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可同时我们又用“民族分裂”概念来表达国家分裂的内容: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东部台海地区称“分裂国家”,而在西部地区则称“民族分裂”,这在法权逻辑上是矛盾的。

17、社会共识在“公民国家”层面比在“公民社会”的层面整合,更有益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就发生动摇。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宗教自由即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其宗教行为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18、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35]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36]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19、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20、国际斗争原则与大自然优生原则一样,大凡能留下的,并不是长的肥硕和漂亮的,而是牙齿和爪子锐利并能主动适应环境的。

21、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保发展就无以保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7]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应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

22、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由中东向东西两线延伸的通往北美和西欧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则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海上线路。20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行动,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的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美国坐视不管,只是在日本靠近上海时,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东北扩张,美国就表示出慷慨的资助。然而,一旦伊拉克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

23、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美中关系的焦点:美国利用台湾钳制日本南下,同时又使台湾、西藏构成遏制中国影响力南移的内线;中国则要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不应忘记日本也随时准备坐收渔利,这是因为台湾对日本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都是侵占台湾。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与中美关系及日美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台湾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反正美国永远不会把台湾让给日本,因为美国宁可让台湾“独立”,也不会让台湾为日本控制。美国许诺台湾“独立”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大陆可以对台采取收复行动,正如英国准许香港“直选”的潜台词就是撒手不管一样。二战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曾预见苏联将很快恢复,就竭力扶持中国以抗衡苏联,为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支持中国参加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并在《开罗宣言》中要把“日本所窃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还归中国”。朝鲜战争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试图抛弃台湾以换取与中共某种形式的“联合”,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参战使杜鲁门的设想化为泡影。1972年,尼克松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北方苏联时,也曾有限地抛弃过台湾。可以肯定,苏联解体后,随日本的崛起及俄国的强力复苏,历史可能会在中美日之间再次为中国提供收复台湾的契机。

台湾只是西方大国在亚太牌局里的一张牌,[38]这是20世纪历次重大国际事变已证明了的定理。至于目前台湾某些领导人一相情愿地自称“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台湾根本就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台独”明天的命运,与其昨天的命运一样,只能是大国之间被踢来踢去而又为美国所不愿全心接纳、日本又无力接纳的球。而台湾要彻底摆脱这种命运,除了回归祖国外,别无选择。

24、中国在西藏新疆的主权问题上绝无丝毫妥协的余地。现在就应提醒的是,21世纪,如果西藏新疆地区发生规模较大的动乱,我们首先要警觉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再次运用他们在海湾战争中用过的所谓“保护库尔德人禁飞区”的策略来变相肢解中国西藏、新疆地区。[39]西藏新疆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枢纽。苏联的解体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开始的,西藏与新疆如果独立,就不可能不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这不但会使我国西侧失去高原屏障的天然保护,而且还会进一步威胁到西南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安全。

25、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原则在海湾战争中暴露无遗:海湾战争后期向伊拉克政府军发起攻势的库尔德人曾确信高喊“人权”的美国人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结果大出所料,美国人竟保留了战争中的死敌萨达姆。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萨达姆不倒,科威特等国就会对美国的军事有所依赖,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就有正当理由;只要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国际石油价格就控制在美国人手中。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不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心慈手软。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

26、陆战历来都是东方军队的特长:且不说拿破仑在西班牙和俄罗斯(与西欧相比,这两个国家具有较多的东方特点)的惨败,我们只要看看二战后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东西方军事较量,西方人似乎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制空权和制海权是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的基石。尽最大可能避免陆地作战,是西方人在东方作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抗美战争除外──的通行方式。

27、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距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小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大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摩擦挤压掣肘中无力他顾。恰好近代以来的世界地理政治就是沿这条线索发展和布局的:在欧洲大陆是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及南亚,是两伊及印巴间的掣肘。20世纪9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又通过促成苏联解体的方法,把它们的宿敌俄国版图远远地推向北方,在俄国和中东石油国间,出现了一片细碎的中小国家。这个原理也可以说明,巴拿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科威特及新近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等小国得以脱离大国母体并能在大国眼皮底下长期存在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就是通过所谓“巴尔干方式”制造小国,并通过玩弄平衡游戏大获其利。目前除中国外,在中东和中亚周围,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将很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28、美国利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在科索沃兵不血刃却大获全胜的军事战绩,使我们看到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航空母舰曾使这种三位一体的立体战争具有机动性和综合作战能力。21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是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和浅层海域为目的、大国争夺将进一步从外层空间转向深层海域为核心内容的军事革命。在未来的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将被在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完全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军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未来战场上,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的信息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从而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鉴于此,我们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我们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9、海湾战争,连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克劳塞维茨是对近代欧洲战争理论最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通过武力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决战是达到目的的基本手段。在决战的诸形式中,由几个战斗形成的一个大规模会战的战斗成果最大。在会战中,主力会战是战争的重心。但在20世纪末,战争模式却发生了与克氏理论截然不同的变化。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与传统的“诺曼底”式也可称作“克劳塞维茨式”的大规模地面部队率先会战的战法不同,由于有了信息监控技术,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都是从海空远距离导弹大规模“切割”式打击开始:美国先摧毁敌国“大脑”即信息中心和“造血功能”即生产能力,其次是“神经传递”功能即通信交通能力,再次是扫除一切可疑的目标。在这些任务完成,在敌国失去了除作战人员的体力之外的战斗力之后,攻击国才开始——并且是在对敌方坦克具有大杀伤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配合下——地面军事切入的。

30、美国是否可以肯定,今后在亚太地区就不再需要中国的帮助?别的不说,就说达赖在美国的支持下若真的实现了西藏a独立,美国政府考虑过没有:届时谁来填补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呢?靠达赖?只要看看周边的国家实力,就知这显然不可能;靠美国?美国把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投到这远离海上交通线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象鸦片战争那样过于激烈的行动。[40]那么靠印度?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麻烦。别的不说,仅印度那如剑插入印度洋的版图就对美国的海上利益形成相当的压力,如印度在获取远程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后,再获取西藏地区并在波斯湾侧翼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这并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情景。如果事情真到这一步,届时美国的西藏政策就会再回到19世纪英国的思路上来,即让中国控制西藏最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今天美国和印度的政治家们在忙于眼前事务时可能没有考虑这么久远,而现在笔者沿着当下美国政府的思路为其指出上述可能出现的政治后果,这有助于美国乃至印度正视与中国合作的长远意义。

31、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41]结果换来的是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二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5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等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对中国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锁链。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至70年代初,长期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已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合作,其在亚太已独木难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冰冷的气氛中从大西洋彼岸向中国伸出寻求合作之手;70年代末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发起咄咄攻势,美国更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1978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再次进入良性互动阶段。如果了解这段中美关系史,就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是亚太稳定的重要基石。现在美国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旧病复发,在顺利时又开始犯忽视中国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32、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象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我们只要看看已成为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就知道印度不会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之后,“印度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33、在台海统一问题上,中国至少在近海必须拥有随时可以动用有绝对把握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只有如此,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听起来掷地有声;只有如此,台海两岸才可能避免发生对后果无法负责的行动。

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从近代中国经历的战争看,中国政府失败并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现在就应优先迅速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34、与美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极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府为中国长远利益所作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努力。但中国在为长远目标而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也必须弄清中国近期目标所在:是为贸易或是为赢得时间,还是为取得美国在台湾和南沙及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最后一项选择在中国对美军事实力处于较大弱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第二项选择与80年代比留给中国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二三两项所获不多,而放弃第三项对中国也绝无可能,那么,第一项选择对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中方在与美贸易上也一直处于极其委屈求全的地位。问题是,中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之后,是否可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南沙乃至西藏问题立场的理解或至少像尼克松时代那样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呢?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

35.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20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36、佛说“慈悲为怀”。慈,包含着爱,但不溺爱,它是有方向即向着大道的有约束和自律的爱;在修行方面,佛讲觉悟,对于不接受约束和自律要求或曰没有大道觉悟的人,佛只说悲而不说恨。

37、常说“忠孝不能两全”。事实不是这样。黄继光为新中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没能为母亲尽孝,可毛主席接见了黄继光的母亲,全家成了英雄的家庭,享受着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岳飞为国家统一含冤而死,可他至今仍受到中华民族的爱戴。常见有人为自己是岳飞多少代后人而自豪,鲜见有人愿与秦桧家族有半点瓜葛。由此说来,为国尽忠便是尽孝,而且是可延绵几十代人的大孝。

38、虚无主义与教条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两端,宋朝的禅学和理学——这在今天就是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它们从两端合伙击垮了宋朝。

39、据美国之音网站报道,2016年4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表示:“美国正在采取防御措施,抵御来自朝鲜的‘低层次’威胁”。4月27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一篇文章中迅速回应:“美国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战略决择:要么放弃对朝敌对政策,要么遭受核打击。”[42]奥巴马的讲话明确表示美国对朝鲜只是“防御”性的,而朝鲜对美国的威胁也只是“低层次”的。“低层次”,当然也不是美国重返亚太首要关注的目标。朝鲜的表态主要侧重点并不在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后一句即美国“遭受核打击”,而是在充满暗示的前一句,即希望美国“放弃对朝敌对政策”。在朝鲜劳动党“七大”即将召开的前夕,美国放下了身段,朝鲜硬中有软,要求美国“作出战略选择”,其中含义,耐人寻味。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的亚太政治正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40、法律是对法权的诠释和追认;法权是自然法的另类表述。毛泽东说:“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43]

41、与列宁时期不同的只是,列宁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为托拉斯帝国主义即以工业资本为主的“工业—金融”帝国主义做帮凶,而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却是在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做帮凶。它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社会主义,还有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一切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人类进步力量。因此,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中最反动、最腐朽,对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鉴于它的极端隐蔽性——危害最大的一支。

42、右派是左派成熟的孵化器,也是使左派更加锋锐的磨刀石。

43、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手持中共华北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来到陕北保安,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会见并与毛泽东长谈。1937年10月斯诺将这次访问的见闻以《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为书名在伦敦出版,“短短几周发行10万册以上”[44],1938年1月又在美国出版。毛泽东通过斯诺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延安的新闻封锁,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距离。[45]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完这本书后三次召见斯诺并使他产生了和中共建立联系的想法。[46]1970年8月至次年2月间,斯诺应邀访问中国。1971年4月,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与毛泽东的重要谈话,向美再次发出示好讯息:中国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或非正式访问中国。毛泽东通过斯诺再次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僵持了20年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44、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被恩格斯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47]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8]的著明论断。马克思逝世后,这句名言被刻在马克思墓碑上[49],它意在告诉人们:“改变世界”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所在。

45、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向制度的关键环节,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的关键就是坚持列宁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科学判断,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当代所有重大国际现象,比如反恐、战略东移、占领华尔街、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金融危机等都与时代问题相联系,而研究时代问题若不回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目前这些国际现象以及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趋势就不能被很透彻地理解和很好地解释,甚至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也就没有立论的根基。

46、我们现在谈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对“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之上;而没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这个关键环节,“两个必然”就不能有科学的时代定位,我们的自觉和自信就失去了参照系和座标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建立在对列宁主义的信心之上,不提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提“两个必然”的社会主义一样,很可能异化为没有方向和目标、没有时代定位并被标榜为“运动就是一切的”的伯恩斯坦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47、泛滥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很有迷惑性。其表现是: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有意忽略、淡化甚至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制度的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每次生死大博斗中,它都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帝国主义“拉偏架”,从而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列宁说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如果不用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而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党面临的下一步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不仅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完成,而且我们日益接近实现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甚至还有功败垂成的可能。

48、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鹊噪之后目前已声名狼藉,但为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帮闲的意识并没有退出中国,这种意识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世”为对资本主义无害并由此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层分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攻坚战中,目前中国国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已显式微,取而代之的又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以至有人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50]的口号。

49、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作为宗主国的欧美国家有从南方国家剥削而来的世界资源和超额剩余价值回流以弥补本国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所以他们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至少适应西方国家表面缓和的阶级斗争。与欧美不同,中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分配条件,所以,它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革命实践之间的“桥梁”,是东方国家在没有国际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回流的条件下共产党如何获得人民支持的学说。从生产资料领域而不是仅从分配领域入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比较而言,列宁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践品格,它也更接近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50、“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昨天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在击败新自由主义之后,随着金融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国际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便会迅速提上日程。与昨天的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健康发展曾起到过的毒害作用一样,这时,民主社会主义便成了中国进步的阻力,成了中国健康的改革及其理论的腐蚀剂,因此也自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危险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决斗争的新对象。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51]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光明的未来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注释:

[1]《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2]《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页。

[3][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4]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

[5]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抗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6]《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7][俄]列宁:《无产阶级的军事纲领》,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2页。

[8]《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9][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10]“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1]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

[12]“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俄]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13][俄]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1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1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16][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8] 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9]社1998年版,第471页。

[20]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21]《艾登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记录》(1941年12月1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22]转引自[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23]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24]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25][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6] 嗣:后来。还: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ɡ):自相残杀。当时盟军中的袁绍、公孙瓒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27]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谋废献帝,想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于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

[28]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4页。

[29] 转引自[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30][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31]“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32] 笔者在这两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张文木:《论中国海权》(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33]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页。

[34][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35][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 页。

[36][美]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

[37]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38]1964年10月中国核试验成功。11月23日,美国白宫官员柯莫在致总统特别助理邦迪的信中写道:“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台湾的地位?按照冷峻的现实主义观点,台湾是我们与北平进行最终妥协的最后一张牌。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予以保存的廉价物品柜。”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三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页。

[39] 需要说明的是,从美国地缘战略的角度看,西藏和新疆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对华外交宣传中,不怎么提新疆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这是因为美国在新疆问题上有两难选择: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虽然可以隔开中国与中亚富油国的直接联系,但却可能导致伊斯兰力量进一步向东扩展和加强,将来也不足以制衡重新崛起的俄国南下,这并非是美国所愿意看到的。

[40]1950年3月8日美国驻印使馆在给美国务院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6月20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第3480号电文中报告了英国外交部对美国希望英国援助“藏独”分子的回应,英国认为:“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335页。

[41]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但西奥多·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第65页。

[42]《朝劳动党决定下月6日开七大》,2016年04月28日《参考消息》,http://dzb.38mhw.com/zzshow.aspx?id=2107。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44]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45]“看来,斯诺到西北苏区,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中共和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46]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47][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48][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49][49]马克思墓位于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马克思墓碑的顶部是马克思的头像。碑体的上半部刻着:Works of all lands unite;碑体的下半部刻着: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however,is to change it.

[50]谢韬:《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来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177.html。

[5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节选自《战略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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