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人民主权在不同制度下境遇大不同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光斌 时间: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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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政治的一个总体性特征,人民主权在不同的制度下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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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位政治学教授一篇轰动一时的成果

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政治学教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对美国1779个政策议程的研究,发现中下阶层提出的政策议程,只有不到30%的议案能变成法律或政策,而强势利益集团提出的议案则几乎都能变成政策或法律。结论是,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寡头政体

不是吗?关乎百姓性命的枪支泛滥问题,在历次的民调中,多达90%的人都呼唤实施控枪立法,结果老百姓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枪支反而越来越泛滥。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普通多数人斗不过美国步枪协会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议员和政治家基本上被这个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变成了1%美国人的“民有、民治、民享”。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的总体性特征,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人民主权的大旗下发生的。但是革命之后,人民主权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为践行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法国大革命民众,最后却愤怒地炸碎了卢梭的塑像。以“我们人民”的名义揭竿而起的美国革命,建立起来的最终不过是资本寡头政体,原因何在?即使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的命运也不尽相同,苏联东欧国家因脱离人民最终不再被人民支持,而中国历经风雨却依然屹立甚至更加强大,这又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政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待澄清。

■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代议制民主—寡头政体

资产阶级革命是首先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发生的,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是:既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必然要建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实行代议制民主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被资本权力控制的代议制民主最终必然是寡头政治。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催发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反过来有助于培育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进而通过代议制民主即选举式民主而“购买”政权,而资本购买的政权必然是资本寡头政体。

其内在逻辑似乎体现了“自然法”或者所谓的“自发秩序原理”:第一步,市场经济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带来多元化社会结构;第二步,多元化社会结构必然产生多元主义政治和多党制,即需要为特定的社会结构或者利益集团代言的人;第三步,多党制进行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就是代议制民主,即通过竞争性选举而产生政治家;第四步,代议制民主必然是一种寡头政体,因为选举其实就是资本权力控制政治权力的过程,政治权力被当成拍卖品,而选票就是金钱,用选票购买政治权力,其实就是资本控制了政权,因而代议制民主带来的是资本寡头政体。

历史的逻辑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政治学教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对美国1779个政策议程的研究,发现中下阶层提出的政策议程,只有不到30%的议案能变成法律或政策,而强势利益集团提出的议案则几乎都能变成政策或法律。结论是,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寡头政体。不是吗?关乎百姓性命的枪支泛滥问题,在历次的民调中,多达90%的人都呼唤实施控枪立法,结果老百姓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枪支反而越来越泛滥。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普通多数人斗不过美国步枪协会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议员和政治家基本上被这个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变成了1%美国人的“民有、民治、民享”。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控制政治权力看上去是一种“自发秩序”,社会控制成本较低,比如有所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个人权利。但是,这种“自发秩序”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是附条件的,即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共享信念、社会相对平等,否则多党制竞争就会使人民主权沦落为族群冲突乃至国家分裂、文化战争和宗教冲突,代价之高让人难以承受。历史上,英美的代议制民主都是在高度的同质化条件下发生的,印第安人不但不能参与到代议制民主的选举之中,还被种族清洗。但是,对很多现代性大国而言,同质化文化是很难满足的,基本上都是异质化结构。

在异质化条件下搞多党制的代议制民主,结果之一便是“否决型政体”。在美国,政党极化、利益集团之间的恶斗,已经使得抱负远大的政府难以作为,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总统执政八年,空手而归,只能在白宫里和几个黑人议员诉说委屈。对于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国家建设依然在进程之中,政治权力尚待整合,经济发展不力,族群之间、教派之间充满张力,在此异质化文化中搞代议制民主即党争民主,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战之后新兴的一百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而走向发达国家序列,相反大多数都是因为代议制民主而陷于党争之中,国家治理失效。

所以,作为“自发秩序”结果的代议制民主,虽然社会控制的成本较低,社会可以“野蛮”生长,看上去很自由,但是强大的社会力量即政党或利益集团,却能绑架或俘获国家权力,使之成为一己之私,发展的代价无比之高,政策制定和执行处处布满“否决点”,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碎片化。因此,这样的“自发秩序”其实也就是牺牲多数人权利的过程,少数人收获着自由的收益,而多数人承担着自由的代价,一人一票只不过是为党争民主或者资本购买政权背书而已,人民主权哪里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代表制民主—人民主体地位

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为实现人民主权而进行的。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的结果也会不同。苏联东欧的失败说到底是由两条错误路线招致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失去活力并招致社会结构的僵化;在政治上忘记了“初心”,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干部名册制度”,刻意搞出一个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从而严重地脱离群众甚至背叛了人民。因此,苏联东欧剧变是对人民主权背叛的结果。

汲取了中外国家治理教训和文明成果的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了国富民强,同时也势必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如果奉行“自发秩序”原则,中国也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在建设社会自治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代表型政党的共产党实行代表制民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是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中国民主和西式民主的分叉点在于此。西方是让特殊政治利益集团野蛮生长,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控制的成本,但结果是多数人承担“自发秩序”的代价,人民主权被绑架;而中国则是防止并清除政治利益集团,这就要花费巨大的治理成本,有时甚至不得不以某种自由为代价。但是,这种代价与其所带来的收益相比,人民心中有杆秤。政治固然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说到底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更重要,即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的实现不但通过人民的社区政治即社会自治这个渠道,更重要的是民本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发展理念。“为人民服务”,其实和林肯讲的“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有”、“民享”一个道理,讲的都是本质民主。本质民主的保障机制就是“有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非西方国家乃至目前的西方国家,治理难题的根源就是“自发秩序”导致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否决点”问题,国家治理失效。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的实现不但依靠与人民性一致的党性,而且这个代表型政党必须奉行人民主体地位的民本思想。不得不说,民本思想是一种文明基因和可遇不可求的宝贵资源。中国既然享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政治遗产,就应该也必须将其发扬光大,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制度饱享自己的文明基因的滋养。人民主体性政治制度和民本主义思想传统所形成的政治合力,是一种天然的、独特的政治优势,没有道理去舍近求远,更没有道理去模仿那些已经证明不利于人民主权的道路,因而有理由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终结论”的成功之路。 

与所谓的“自发秩序”相比,人民主权在中国的实现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控制成本问题,但收益则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所保障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实质上所保障的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公正。不存在成本为零的政治,政治的好坏只能以人民利益为尺度,以成本大于收益还是收益大于成本为尺度。

■人民主权:在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

人民主权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总和。通过形式民主,即各种程序性民主形式,人民通过自治的形式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形式民主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民主生存于社会之中,而这个“社会”的性质就决定了形式民主的命运,进而影响着实质民主的实现程度。在社会性质上,即什么样的社会,不但有亨廷顿所说的参政为私的“普力夺社会”,还有米格代尔所说的奉行丛林法则的“强社会”。在很多国家,社会自治强化的只不过是强势集团的地位,鱼肉乡里。被“强社会”俘获的形式民主,还会有什么实质民主?

顺应了“自发秩序”的代议制民主,事实上是一种党争民主,而党争民主在现实中被两种力量绑架:一个是资本权力,在此情形下,党争民主其实就是资本民主;另外一种情况,党争民主发生在族群冲突、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的社会之中。无论是资本民主还是族群与教派之争,牺牲的都是良序政治,国家得不到好政策的治理。且不说非西方国家的无效民主,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的形式民主导致的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对西式民主的重创。事实上,党争民主祸害的不仅仅是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亨廷顿曾呐喊“谁是美国人”,担忧的是美国“拉美化”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国民性危机。在此条件下,即异质化文化加剧的政治中,党争民主打击的是西方文明。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若衰落,将衰落于党争民主之处。也就是说,以党争为核心的形式民主不仅因其实质上的资本民主、民族矛盾而保证不了人民主权,更可能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发达的以党争为核心的形式民主,必须得到民主程序上的重大修正,但从现实看似乎绝无可能。

如果说西式民主必须在形式民主上做减法,那么以代表制民主而保障了实质民主的中国政治道路则需要在民主形式上做加法。建设中国的形式民主,当然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党争民主而移植西式党争民主,何况历史上中国人曾深受党争民主之害,广大非西方国家乃至西方国家本身也都陷于党争民主的泥淖之中。作为实践民主的形式民主,必须与自己的文明基因相匹配,即实践民主的模式要与价值民主的模式相匹配。如果说党争民主的价值模式是自由主义,而中国的价值模式则是与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通约性的民本主义。在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想传统里,决策过程一直是协商政治:在中央层面,参加“朝议”的群臣总是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由皇帝决断;在基层,祠堂就是乡村的公共生活所在,一家派一代表参加乡里事务的协商。可见,中国自古以来的公共政治生活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广场民主”演绎而来的党争民主。鉴于自己强大的文明基因,以及西式民主招致的祸害,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弘扬民本主义民主。

概括地说,人民主权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总和;具体地说,人民主权的好坏则取决于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平衡性。由代议制民主演绎出来的党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文化演绎出的对立性政治,不仅在形式上分裂了人民民主,对抗性政治更不可能保障实质民主。代表制民主是人民主权理论和民本思想的一种政治合力,是协商文化中演绎出来的共识型政治,不仅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整体性地保障了人民主权,更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各种实质性权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主题链接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道德的理想国”

卢梭是洛克以后另一个人民主权论的集大成者。在人民主权的来源上,卢梭也以自然状态、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为前提,与洛克大致相同。但卢梭是激进的人民主权论者,主张“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完全合一,不可分割和委托。该理论在现代国家宪法和宪政中无法实施,因而被称为“道德的理想国”。(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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