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丝路外贸盛衰看“一带一路”

来源:参考消息 作者:梅新育 时间:2017-05-16
分享到: 收藏 打印

u=2252506738,3589521705&fm=23&gp=0.jpg

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商朝人因善于经商而闻名,以至于后世将从事此道者一律称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尔吉斯斯坦草原,为华夏先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在商人的努力下,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夏(今阿富汗)时,他惊讶地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崃竹杖,而这些中国货物又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而来。依托举世无双的长期“大一统”格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国效应”,凭借人民的勤奋才智,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据着有利的主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先后发生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显著深化了外贸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

汉朝:首开陆上和海上丝路

中国外贸的第一次飞跃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是一个全社会自信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是奠定了统一中国基本格局的时代,是确立了凝聚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两千年之意识形态的时代,只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张骞、唐蒙这样英勇无畏的探险家群体,两人分别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开辟了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两条陆地国际商道,卫青、霍去病、陈汤等名将以赫赫武功保证了这两条国际商道畅通无阻;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不过是少数勇敢商人单枪匹马的个体探索,此后则成为受到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与支持的国家事业;此前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贸易必须几经中转才能抵达最终消费地,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贸易蓬勃增长。

通过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输入了葡萄、苜宿、黄瓜、胡萝卜、汗血马、佛教和魔术,同时源源不断输出精美的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令远至大秦(罗马)的各国消费者目眩神迷;也令罗马帝国著名学者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焦虑不已,他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造成国内经济危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历经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动乱考验而不绝,在唐朝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两宋:依托海路商品行销世界

创造了神话般物质财富的两宋时代无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荣的国家,北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唐代全盛时期全国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户,两宋时期已经增加到40座。“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70%的政府财政收入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贩夫走卒”之辈也能穿上丝质鞋子,以至于有现代外国学者慨叹,中世纪西欧贵族实际生活水平只不过相当于宋朝开封府守门士兵。

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陆路贸易为主的时代,受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日益崭露头角。宋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建立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从高丽、日本到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处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宋高宗赵构以帝王之尊,也津津乐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

明朝:外贸顺差消除“钱荒”

当军事上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在血海之中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嗜血武夫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太祖重建中国国民经济、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皮莱资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发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革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西方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湾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朝后期,中国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为了维护八旗小集团的部族统治,统治者对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在“康乾盛世”的赞歌声里,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维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昔日高居全球经济体系顶层的中国沦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国侵略者用鸦片、洋枪洋炮轰开大门,中国外贸在极端屈辱、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动地走上了血泪铺砌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救亡和“赶超”进程。

“一带一路”:用中华文化减少摩擦

经过百年浴血奋战,中国重新赢得了自由独立;经过60余年奋斗建设,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和第一出口大国。1948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这一份额基本上已接近二战后、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论经济总量,1980年美国GDP(现价)是同年中国现价GDP的9.4倍,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21.9%;到2016年,美国GDP(现价)只比同年中国现价GDP高63%,实际GDP占全球总量份额下降到15.59%,只相当于同年中国所占份额(17.86%)的87%。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角色已经从80年代的“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14.2%,上升到了“十二五”期间的30.5%,2016年为41.3%,同年美国同一指标为16.3%,日本为1.4%。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中国正在稳步回归明清鼎革之前占据两千年的地位,现代“一带一路”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标是秉承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发掘中国与贸易伙伴各自优势,做大全球经济贸易增长“蛋糕”,分享繁荣。

“一带一路”要想成功,首要的事情是推动中国国内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要用外向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市场统一,不断消灭国内市场分割行为,而不是相反。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2016年伊朗副总统马苏德·苏丹尼法尔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是的,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否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已成公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常常归结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义的关键内容。

与直接的文化产品出口和拉动货物贸易出口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默认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更加合理、积极的思维方式,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仅仅就创造理性、可持续经济政策和商业环境而言,中华文化就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更多的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的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在一些文化传统较为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识的国家,社会和执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罪过”,更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来达到目的,导致其商业环境恶劣,结果最后往往是恶化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要解决由此而来的许多摩擦,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等渠道去寻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医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文化合作,潜移默化让大家接受共同的积极观念,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由于初级产品行情变动,当前许多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处于困境,这一环境变化本身就会促使他们自省,促使他们力图通过消减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商业环境来摆脱经济困境;在这样的时期开展文化合作,传播更合理更可持续的理念,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们追求和平与发展,但作为客观、冷静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可一厢情愿地带上玫瑰色眼镜去观察现实世界。开放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但开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大大加剧了困扰两宋政府三百年的“钱荒”问题,并因过度任用外侨、疏于防范而在末年遭遇蒲寿庚背叛之祸;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一度伴生出了荼毒万里海疆的“倭寇”问题;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边疆分裂主义,尤其是在对中亚贸易中传入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安全心腹大患。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相应防范。(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trategy/info_17961.html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北平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头条

一带一路论坛达成5点重要共识 成果清单

一带一路论坛达成5点重要共识 成果清单
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方对其[详细]

文章排行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