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三个逻辑误区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杜朝举 时间:2017-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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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渐趋式微,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复苏,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刮起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之风,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达到巅峰,成为一股社会学术思潮,以鼓吹西方政治价值观念为主要目的,向世界范围蔓延。其中,无论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熊彼特的社会“趋同论”,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亦或“普世价值观”等,都是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来增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此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观。而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上,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决定的,而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客观环境与现实的人的需要;在历史逻辑上,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助推历史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负载着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继承性等都呈现出具有属于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在现实逻辑上,增强综合实力、巩固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与实现其价值引领是任何政党、阶级、集团等的施政目的,等等。这些都深刻说明意识形态不会终结,更不会被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因而,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必将终结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观点必然蕴含着理论思想的虚假性与欺骗性、历史认知的有限性与片面性,以及现实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逻辑误区。

一、理论逻辑误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虚假性与欺骗性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由“普世价值”、社会趋同论与历史终结论等共同构成其理论基础。“普世价值”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核心观念,其以倡导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博爱与平等为主要理论支点,认为这些理论思想超越了阶级与历史,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进而强调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否认人的社会性与现实阶级性。显然,这种理论观点是基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抛开了现实社会的人的实际场域;社会趋同论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技术决定论、现代化社会趋同论和经济发展相似论等为理论架构,通过比较论证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相似性,得出社会意识形态将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以及经济发展形式的相似而消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学说。显然,这是彻底的先验论,是完全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因为,这完全否定了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趋同论的思想实质,诚如罗衡宁所说“‘趋同’理论一形成就表现出其明显的辩护性、虚伪性和反科学性,担负着麻痹人民斗志、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职能”;[1]“历史终结论”是借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学说,并从单线进步主义视角,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成是已经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为此,历史将走向终结。如福山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成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2](P9)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使人们得到认可,并对于自我价值的充分体现而感到自豪,但“在我们时代,共产主义之所以为自由民主所取代,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承认形式有重大缺陷。”[2](P16-17)为此,历史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可见,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的话语表达,呈现出鲜明的虚假性与欺骗性。

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是“实际支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某种思想理论体系”。[3]这种思想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一定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提炼与升华,是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核心,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支撑,其理论来源也离不开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文化的熏陶与现实社会文化环境的渲染,即由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决定。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即在任何时候的任何理论来源与其基础支撑都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的客观环境与现实人的需要,当然更不能以先验论与抽象的人作为理论依据。

由上可知,意识形态本身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它的形成受到某些具体的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社会环境牵制,而不会随意改变。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并非意识形态真的终结,只是用西方意识形态替代其他意识形态,试图在理论上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与永恒性。显然,这种理论思想具有明显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也没有说服力。因为,让人们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填补另一种意识形态,这本身就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

二、历史逻辑误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有限性与片面性

“意识形态终结论”所遵循的历史轨迹是以科学技术的历史演进与满足人性需求的制度保障为主轴,将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物,并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看成是人类追求的永恒,进而将人类发展史定格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认为,为了促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得不走向同质化道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征自然也就呈现趋同现象。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因而社会发展必将趋同于或者向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靠近,且“常识表明,自由民主比它在二十世纪的主要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更多优势,而只要忠诚于我们所继承的价值和传统,就会毫无疑问地走向民主”。[2](P297)从人性的终极追求来看,“自由”是人性的终极需要。所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障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与满足人性需求构成了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方向与动力,而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并满足人性对“自由”的需求,因而意识形态必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显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首先,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本身负载着意识形态。而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层面看,虽然促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每个国家奋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不能必然促使每一个国家都走向同质化发展道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利用过程实质上是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过程,其终极目的是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而不会促使意识形态终结,更不会走向社会同一化趋势。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科学固化、牢靠了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终结,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淡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相反,发达的工业文化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为浓烈。“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5](P11)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保障了经济的稳步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6](P4-5)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终结,反而使意识形态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

其次,承载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具有差异性。从自由民主的历史意蕴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领域承载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具有差异性。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中蕴含自由民主的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含义,符合一定历史时期的要求,即自由民主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意蕴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它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需要的产物,它所能自我完善的程度必然是有限的,其存在的缺陷也必然是明显的。因此,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观念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实质,没有看到它的虚伪性和有限性”。[7]

最后,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具有对某些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继承性,呈现某些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的足迹。因为,决定意识形态更替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不会在瞬间发生爆炸性突变,它必然是在原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继承性发展,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必然离不开对某些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继承。这种继承性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民族性,而民族性本身又存在着差异性。这种继承性与差异性足以表明意识形态不会终结于单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由上可知,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涵养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之中。而“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片面地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机械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产物。由于助推历史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负载着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文化”的差异、“民族风情”的异同与承载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具有属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等都说明“意识形态”不会终结于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它只服务于一定阶级社会的需要,只能扎根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之中不断发展、演进,以满足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类发展需要。

三、现实逻辑误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经济全球化与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空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似乎已成为一种现实趋势。当前,促进经济发展与助推现代化已成为全球争相奋力追逐的目标,注重“经济”发展、注重“科技”进步已成为许多国家、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共识。这一共识助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这种发展趋势似乎在向人们表明意识形态的争夺已让位于人类对现代化的追求,其发展模式越来越趋近于西方资本主义。尤其在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照耀下,以及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种认识已渐趋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识,并逐渐演变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事实上,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梦想和价值追求。因此,亨廷顿曾说“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8](P6)他认为:首先,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交流的频繁往来,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摩擦走向包容与融合,而获得共同发展,并早日实现“现代化”将超越意识形态的壁垒与隔阂;其次,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促使社会走上一条西方化道路,即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保障现代化建设的加速进程就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规章制度,等等。在这种条件下,使得追求现代化和经济的合理性又成为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传统的阶级对抗将自行减弱,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自行结束。[9](P67)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在国际交往与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缓和与淡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10](P14)如美国总借助于国际舞台在任何场合宣扬它的价值观,且不容许外国干涉它的内政,却又“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是放之四海准行”。[11](P2)据此,新的历史条件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固然正确,但不等于阶级斗争已退出历史舞台。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领域,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客观地观察敌对势力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所以,在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过程中,要“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12](P83)可见,经济全球化助推下的国际化并没有消除意识形态,反而加强了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和传播路径的隐蔽性。因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实质就是要达到“西方化”,而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是经济全球化掩盖下的西方意识形态。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3](P209)同理,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具有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境况的现实性,价值观是以现实为基础、以实现现实目标为旨归,以推动现实满足一定社会阶级发展的需要为使命,达到凝聚人们的精神力量、形成价值共识、实现价值引领的目的。因此,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不仅仅是传递价值的需要,也是实现价值引领的需要。

由上可知,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现实逻辑是基于一定社会的现实境况提出来的,而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是站不脚的。首先,各国加快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开发、合作,实质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增强综合实力,以免遭外敌凌辱。在任何情况下,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为了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并非趋向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其次,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是某一民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其价值传播与对本民族的价值引领,而不是让所有民族都臣服于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是西方意识形态论,其逻辑误区大致可以归结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其思想理论上以先验论与抽象的人性观为理论基础,而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在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上具有与生俱来的符合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现实客观环境,这深刻说明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其理论逻辑上具有鲜明的虚假性与片面性;在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上,促进历史发展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本身负载意识形态,而承载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具有差异性,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又具有对一定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性,这就揭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社会发展的趋同论与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逻辑误区;在其生成的现实逻辑上,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需要的现实性,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要实现的价值引领性等都深刻说明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谬误。所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所极力推出的非意识形态的、普适性的、人类的终极价值”是精心包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14](P45)因此,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它所能维护的社会都只具有历史性,而不具备永恒性,更不会终结于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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