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点上确立中国学术话语权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顾骏 时间: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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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点上确立中国学术话语权

●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

●谁都不会认为西方科学已经肃清了人类在科学所及范围的一切未知,这样的确信显得过于狂妄,不是科学和科学家应有的品格。

●西方关于物体与规律之关系的世界观,决定了其认知取向是专注于对实体的物及其动态表现的描述,此即所谓“知识”,而中国以“道”为起点的世界观,则决定了其舍弃物体的外在表现而回归于“道”本身,其理论表达形态就是所谓“道理”。

●古老文明可以为独立绵延而自豪,但拒绝学习不是中华民族的品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奠定的开放心态和学习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

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国内学界要求“创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经验必须上升为中国理论,这个要求之意义重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尚未见到严格的方法论阐述。学界固然已开始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希冀探索出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之路(这样的努力是重要而可贵的),但由于尚未找到区别于西方学派的中国学派的出发点或中国话语权的基准点,简单的成果收集、整理和概括,一则难以避免“碎片化”,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二则所有整理作业仍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基上展开,“中国学派”的标注有了,但中国话语仍不清晰,讨论的问题和切入的视角体现的仍是西方学术体系。这意味着,确立中国话语权的历史性任务仍需要根本性突破。

要确立中国话语权,既不能“言必称希腊”,唯西方学术规范马首是瞻,也不能简单同西方学理范式反着来。这如同中医,固然有效,但今天国人不可能拒绝抗生素、核磁共振和外科手术等同传统中医毫无关系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所以,平等看待不同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各自贡献,超越不同文化之间的个性差异,从人类文明的共通之处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经验何以构成对人类的独特贡献,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证明,才是中国话语权的依托所在。所以,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仅仅与西方学者在西方设定的理论跑道上“你追我赶”,意义不大,辟通足以同西方对话的中国自己的理论路径,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而找到这个逻辑起点、回到原点更是重中之重。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

“中国不是没有科学,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约定俗成的句式,目的在于避免陷入一种貌似科学其实不合逻辑的学理纠缠,“中国何以没有××”。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这一句式的价值在于提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和定义,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中国经验?”

各种主张“中国没有××”的观点看上去并非毫无证据,中国确实时常缺少同西方关于“××”定义相吻合的“××”。然而,看似有数据支持的论断却存在一个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用于判断中国有没有××的经验依据本身建立在只有一个模样的预设基础上,凡与这个标准不符的就不是××,所以中国没有××,自然成了学界“公认”。如果可以证明,这个关于××的定义本身是有缺陷的,那么以此认为中国没有××的结论,自然只能是“皮相之论”。

比如,西方哲学关于“超越性价值”的界定往往包含了摆脱日常生活的意向,似乎唯有建构了彼岸世界才能体现人类对超越性存在的追求。但人对自身的超越,为什么一定要同日常生活过不去?人为什么不能在世俗生活中直接达致“超越”?庄子的“庖丁解牛”故事,就用技艺纯熟而至“游刃有余”时,分割牛肉的日常劳作会呈现为充满韵律感、艺术感的舞蹈动作为例,说明了“超越性价值”无处不在的道理。古人曰“大隐隐于朝”,禅宗也倡导“吃饭喝茶”中的顿悟,不都是中国式“超越性价值”的经典案例?

再作进一步的推论,要严肃回答“中国有没有××”,不但需要回溯到关于××的界定本身是否成立,还需要确定一种文化是否天然有资格提出定义并以此判定其他文化有没有某些事项。这个问题不解决,看上去“事实确凿”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反过来,只要能找到一个超越特定文化提出的界定,并从学理上给以证明,就可能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科学的基本特征

许多西方人和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因为中医的理论推理不符合西方的形式逻辑,概念找不到对应的生理实体,证据链不完整,疗效的个体间差异太大,内在机理也缺乏可以量化的经验支持,如此等等。

可是,西方用来判断一项活动是否科学的标准只反映西方思维达到的视野和高度。传统实证科学依赖于人类的感知世界,而任何一个物种所能感知的世界,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同宇宙可能存在的事物与现象相比,趋向无穷小。

既然宇宙中存在那么多无法用人类感官,也无法用目前主导人类感知和思维的西方科学来把握的事物,那主张中医恰好处于西方科学思维既无从感知,也无从理解的那部分之中,逻辑上是成立的。西医之所以无法证明中医是科学,既可能是因为中医本身“非科学”,也可能是西方对科学的认知存在局限。所以,如何找到一个既能超越中西医的区隔,又能为两者共同接受的评判标准,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这就需要回到“什么是科学”的原点。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话,点出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科学”的最核心特征。实证哲学创始人孔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贡献就在于让沉溺于本体论思辨的哲学转向方法论的探寻,其背后的动力也在于人类需要走出神学虚构和玄想思辨,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

把符合这一潮流的科学标准用于中医,那问题就从是否符合西医的标准变为中医是否真的产生了疗效。推而广之,能否“以有设计的手段符合逻辑地实现预期的目的”,才是评判科学的终极标准。谁都不会认为西方科学已经肃清了人类在科学所及范围的一切未知,这样的确信显得过于狂妄,不是科学和科学家应有的品格。科学永远只是向着真理逼近,而不是到达;科学认知结果永远等待着被推翻,而不是故作矜持、担当证明别人“非科学”的绝对标准。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理论预设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有一系列理论预设,第一条是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认识论预设:“以人类理性之有限,个人不可能掌握经济规律,只有通过无数个人自发决策的博弈和对冲,才能最后发现市场价格和依托于这个价格的效率”,所谓“无形的手”就是这个通过无数的“手”所造就的“超越个体理性的市场定价机制”。在这一预设中,所有人类个体都被降格为电脑的一个元件,其作用只是整台机器运算中的片段。

这个认识论预设基本上左右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走向,“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等命题由此而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也在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这个“不可知论”预设也被自觉不自觉地作了修正,政府作用逐渐得到正面评价,“凯恩斯主义”的登台甚至盛行,隐含着为集中于个别人头脑中的决策过程辩护的意思,但“政府是没有效率的”之类命题仍然根深蒂固,所以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效率何来”的困惑。破解这个话题容易,破解话题背后的问题不容易,动摇经济学问题背后的认识论预设更不容易,而要真正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把中国经验抽象为普遍方法,为世界解决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又必须跨出这一步,回到理论预设这个原点,实现哲学层次的方法论突破。

比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只有通过无数个人同时决策的对冲,才能克服人类理性的不足,从而得以发现价格、实现效率,这种横向比较的“纠错”模式本质上属于“共时性”范畴,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策略,其中隐含着某种前后相续的“试错”模式,理论上可归之于“历时性”范畴,这个模式是否同样可以取得“错误决策对冲”的效果,因此得以弥补个体理性的不足,从另一个方向实现效率最大化?虽然这条理论路径尚未得到学理论证,但中国经验至少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共时性”预设的“历时性”预设的存在可能,而这正是一个值得“中国学派”努力去把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学科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探究世界本原有关,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长期占据了西方哲学思考的主流。与此不同,中国文化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是一元论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跳出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中国学者有可能从“道”的概念得出全新认识,找到既与西方最新科学研究相衔接,又不走同一条路径的新起点。

中国文化推崇“道”,但“道”在西方的对应概念是什么?译为“Road”,肯定不行,形而下的物性实体无法与不分形下形上的“道”相对接。译为“Way”也不行,路径、方式之类完全虚化的内涵覆盖不了派生万物、既虚且实的“道”。后来又找出一个“Rule”,但西方意义上的规律或规则,同样配不上中国的“道”。最终,西方人放弃了,直接采用中文发音“Dao”来指称之。

但如今国内仍将“道”解读为“规律”的文章比比皆是,始终没有搞清楚中国的“道”同西文翻译过来的“规律”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西方本体论思考中,世界本原是物,物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规律是实体物的存在方式或者实体物相互关系的表现。如果说实体物是静态的空间存在,规律则是实体物动态的时间存在。先有实体,再有体现实体的规律,这是对规律的基本规定。

中国的“道”却与之截然相反。道乃万物之本原,在时间上,道先于物而存在,无道则无物。而且,道始终存在于万物之中,所谓“道在屎溺”。所以,道与物的关系是:物乃道的有形载体,而非道为物的动态表现。这是中国的“道”与西方“规律”的重大区别之所在。

西方关于物体与规律之关系的世界观,决定了其认知取向是专注于对实体的物及其动态表现的描述,此即所谓“知识”,而中国以“道”为起点的世界观,则决定了其舍弃物体的外在表现而回归于“道”本身,其理论表达形态就是所谓“道理”。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妨翻译为“追求知识会懂得越来越多,追求道理会知道得越来越少,少之又少,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才能无所不知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就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最高境界:“通”。万物一理,知一便是知万,所以知“道”自然知“万物”。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为何知识积累不多,而专注于阐发“微言大义”,部分根源便在于此。这种认知观念和模式有其局限,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着某种极具未来价值的认知基因,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截然不同于西方的认知观念和模式,一旦同未来科学新发现相互印证,就有可能为人类认知打开新路。

回到原点:为了中国经验同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

就其根本性质,确立“中国话语权”属于“跨文化工程”,内含着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人类不同文明各有轨迹,也各有长处,近代以来,中国的巨大发展是通过吸取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文明成果而得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诸多重大领域中,完全凭借中华文明内生而达到当下水平是十分困难的。古老文明可以为独立绵延而自豪,但拒绝学习不是中华民族的品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奠定的开放心态和学习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回到原点,是为了中国更好地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做中国的事,说西方的话”几成主流,不仅在认知西方时,中国人采用了西方话语,而且叙述中国时,也完全采用西方话语。这里不但有东方大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缘由:中华民族似乎有一种不善于甚至不屑于表达的倾向,推崇“心领神会”、“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习惯于意会的中国人,在发明概念和由概念连贯而成的理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并因此影响到学术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向西方学习如何提炼概念、构建理论的能力,以此形成方便交流沟通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架构,确有必要。中国经验要从国人感悟的集合变成能为其他文明中人抽象把握、熟练使用的话语体系,不可少了这个环节。

回到原点,最终是为了向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共同体传播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作为古老文明一以贯之的结晶的中国经验必须提炼出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这是世界走进中国的非预期结果,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华民族所负载的人类使命,是华夏先哲前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新篇章!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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