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评价与贡献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齐昊 时间:201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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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专门撰写书评宣传此书。《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那么,这本《21世纪资本论》是如何看待资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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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一、《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这本书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皮凯蒂十几年来一直研究不平等问题。他及其合作者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获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而这种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富人会瞒报收入和财产,另一方面是因为最富裕的阶层往往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亿万富豪并没有进入研究视野,也缺乏关于这些人财产和收入的具体数据。皮凯蒂等人利用税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的这两个缺点,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这本书就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重要贡献。其中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二战以后,以“库兹涅茨曲线”为名的流行观点认为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试图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给资本主义带来希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头30年的确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仿佛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动产生的结果。然而,皮凯蒂认为,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个特例,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长期趋势中。

皮凯蒂认为,从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来看,不平等程度的演变没有什么固定的趋势,既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持续恶化,也不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不平等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大危机与大萧条以及国家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来缓解的;再如,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需要举债生活,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还有,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财富,危机爆发短短几年之后,最富裕阶层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

同时,这本书也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于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分配的依据是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以不平等程度加剧一定是不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差距增大了。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的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工资差异增大。结果,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资本由谁占有并不直接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而普通劳动者成为问题焦点乃至罪魁祸首。

对于新古典理论的上述“传统”,皮凯蒂做出了纠正。第一,资本占有的不平等已经极为严重,且这种不平等在缺乏遗产税的有效调节下会通过子孙继承下去,威胁社会的流动性和民主性。第二,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过去30年出现了新的现象:美国最富有阶层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美国最富有1%的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增长,大部分是由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薪酬所导致的。皮凯蒂认为这些“超级经理”的巨额薪酬不能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得到解释,而实际上是收入税率下调后高管与股东博弈的结果。

不仅如此,新古典理论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分析对象,并认为个人收入通常来自多种要素,以此为由抛弃了以要素分配为核心的古典范式。皮凯蒂不采用新古典的基本方法,而是把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放在分析的核心。他这样做有其理论缘由和事实依据:皮凯蒂继承了库兹涅茨的传统,即用最富裕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来直观表示不平等的程度;并且他发现,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阶层的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所以资本份额与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是正向相关的。因此,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变化就要分析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如何变化。 

二、西方学界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评价 

对于这样一本以主流面目出现却触动西方社会神经的书,西方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

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书高度赞扬,而保守派经济学家如劳伦斯·萨默斯、肯尼斯·罗格夫则提出了一些狡辩式的批评。罗格夫认为,皮凯蒂仅仅关注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没有看到国家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萨默斯认为,资本收入份额并不会随着资本积累长期上升,因此资本主义下不平等程度并不会长期加剧。萨默斯否认资本主义长期矛盾的存在,并把不平等问题的矛盾转移到全球化和技术变化上来。对于征税的政策建议,自由派经济学家赞同其必要性但怀疑其可行性,而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征税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此书,西方左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大卫·哈维认为,皮凯蒂仅仅陈述了利润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却没有揭示其原因。同时,哈维认为皮凯蒂对资本的定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资本不是“资产”,而是剥削、积累的过程。哈维认为,由于这一理论错误,皮凯蒂计算利润率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只有处于流通中的资本才是资本,而资本主义会迫使一部分资本退出流通、限制处于流通中的资本量来维持流通资本的利润率。

托马斯·帕利认为,皮凯蒂的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看不到造成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只能提出征税这种幼稚的政策建议。理查德·沃尔夫认为,征税等再分配政策事倍功半,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消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安德鲁·克里曼的看法则比较特别。克里曼一直坚持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的长期矛盾,否认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克里曼认为,皮凯蒂的研究在政治上把矛头指向1%,使人们过于关注不平等问题而忽视底层人民的失业、贫困等问题。克里曼还认为,皮凯蒂的研究只考虑税前收入,没有考虑税后和转移性收入,不是以个人或家庭而是以“纳税单位”为研究对象,所以其所揭示的不平等恶化的趋势也并不可靠。 

三、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的贡献? 

《21世纪资本论》能够引起各方的热烈评价,主要原因或许是皮凯蒂以合适的身份在合适的时间说出了“合适的”观点。

合适的身份是指皮凯蒂长期从事不平等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承认皮凯蒂的学术贡献。此书出版之后,保守势力的智囊们不得不做出回应,但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反驳意见,无奈只能指责皮凯蒂是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冷战思维让读者提高警惕。保守势力甚至呼唤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英雄人物重出江湖,期待有人像20世纪60年代批判凯恩斯主义那样回击皮凯蒂的研究。总的来看,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舆论上都处在极为孤立的位置。

合适的时间是指2007年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激增。尽管近几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依靠举债、救济生活,生活水平停滞乃至倒退。谁是这一社会现状的罪魁祸首?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包括所谓“中间阶级”亟待解答的问题。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而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的早期研究恰恰为这一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皮凯蒂的研究受到工人、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合适的”观点是指皮凯蒂指出不平等问题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并且将来很可能延续,却没有深究不平等问题的制度根源,也不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批判。实际上,皮凯蒂对不平等问题的揭露在西方并不新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及其根源。左翼研究不仅有理而且有据,从学术严格性上也不逊于皮凯蒂的研究。皮凯蒂的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面貌出现,自然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呼应。然而,这种新古典的面貌也给这本书带来了诸多问题。或许,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皮凯蒂所揭示的事实才能真正体现《21世纪资本论》的意义。

皮凯蒂的“资本”实际上成为纷繁复杂的事实和没有头绪的混沌。皮凯蒂把性质不同的财富统称为“资本”,所以也就无法对有关财富的重要经济变量做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只能从数据中寻找证据。但是,资本如何增值?如何分化出不同职能的资本?如何分配剩余价值?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这些问题都不能仅凭数据来回答,而必须像马克思那样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相互印证来探寻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21世纪资本论》恐怕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静态描述,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凯蒂的书仅是完成于21世纪,而马克思的书则是写给21世纪。

同样,皮凯蒂没有对资本积累机制及其矛盾的分析,仅从数据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皮凯蒂和库兹涅茨一样强调税收在历史上对扭转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但历史上资本积累遇到了怎样的历史困境才迫使国家通过税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对于这一问题皮凯蒂则不去回答,所以他所提出的税收政策也就显得缺乏可行性。从历史来看,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离不开危机对资本积累的破坏、对资本家权力的打击、工人力量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的威胁。不借鉴马克思式的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方式,这也就造成了在缺乏上述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空谈大规模再分配。

这本书所揭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没有彻底打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阶层的利益。如果我们从这一事实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趋势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还在苟延残喘,危机和衰退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从盛到衰的分水岭。皮凯蒂的研究以雄辩的事实奠定了未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讨论的基调。然而,由于最富裕阶层对舆论和政治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缺乏动机和能力来实行高额收入税和全球统一的财产税。可以预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将处在不平等问题恶化与新自由主义没落的尖锐矛盾之中,由不平等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乃至激化,而新自由主义的没落也将拖累各国经济整体陷入低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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