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前,马可·波罗首次向欧洲描述了牡丹

来源:文汇报 作者:[英]西莉亚·费希尔 时间: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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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今日西方庭院及田园里种植的花草蔬果,有许多都是过去收藏家或贸易商从东方引进的,如茶、石榴、牡丹、兰花等。新近由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东方草木之美》一书,为人们讲述73种亚洲草木从东方到西方的迁移史。该书作者西莉亚·费希尔,是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博士,对于15世纪绘画和手抄本中的花卉以及植物和花园艺术的历史都有深入研究。品读书中那些东方植物跨越千百年的历史流传,人们会发现,与草木一同抵达西方的,其实还有神秘的东方文化。

  歌咏草木花卉,是东亚古已有之的传统

  抒发对草木花卉强烈的喜爱之情,始见于中国古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片多样性和美景并存的土地上拥有着最丰富的植物。中国古典文集《楚辞》确立了诗咏植物的文学传统;同时,《论语》里明确提到了杏花,因为孔子设教讲学于杏坛。尽管诗文中对于皇家园林的描述令人叹为观止,但文人名士阶层的私家园林——论面积虽小得多,却精心装点了各类含义丰富的植物——亦成为园林的典范。园林在咫尺之间富于意蕴,它之所以契合这种精神气质,因为园林均为微缩的景观。如果园中没有空间能造养金鱼的莲池,那么园主就会代之以青花瓷的大缸;特定形态的山松则被做成小型的盆栽(源自日本盆栽),拥有直干式、悬崖式、曲干式或提根式的造型。中国古人在花盆中栽种植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7000年前,浙江省考古出土的两块陶片上雕刻着的盆栽植物可以佐证。在不同季节,人们都会摆放或者购买某种鲜花,将它们放置在最显眼的地方展示一段时间。

  日本的园林也有令人尊敬的文学遗产,其中,两位平安时代(公元1000年前后)的女作家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作品最为杰出。从她们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对鲜花的爱好在当时是一种流行。《源氏物语》(紫式部著)的主角是皇帝的儿子(并非王位继承人)。故事围绕他和一系列女子忧伤的爱情展开。爱情通常发生在花园中,女子也由花命名。她们坐在屏风后,靠着装饰有浮雕的廊道,因为她们的爱人要穿过花园来赴约——他先踩着垫脚石走过生长着鸢尾花的溪流,再经过一片竹林和苍劲虬曲的松林,最后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走廊下,停步摘一朵有特殊意义的花。许多章节名都以花卉命名:桐壶、花宴、红叶贺、花散里、朝颜(槿姬)、夕颜等。但是,在书中所有花卉中,紫藤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源氏为他未来的妻子紫上所建造的花园中就装点着这种植物。

  《枕草子》(清少纳言著)读起来更像是一本日记,取材范围很广,同时也带有个人的好恶。有时,作者会列出清单,比如“漂亮的事”这一小节里写道:“宽阔的院子,积满着雪,也是很漂亮的。”“凡是紫色的东西,都很漂亮,无论是花,或是丝的,或是纸的。紫色的花的中间,只有杜若这种花的形状,稍微有点讨厌,可是颜色是漂亮的。”清少纳言也给花和树列了清单,并这样开头:“草是菖蒲、菰蒲、葵,是很有趣味的。贺茂祭的时节,这是从神代以来,就拿葵叶插在头上的吧。”

  到了晚一些的11世纪,同处平安时代的歌人橘俊纲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造园的专著书籍——《作庭记》。而后一直到19世纪的江户时代,这类体裁的书籍都是层出不穷,书中会详细地描述如何正确地造园借景以及布置园中的植物。在《作庭记》中,不同的园林形式被称作大海样、山河样、大河样、湿地和芦苇。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就是,观赏美丽的自然景色可以被看作一次朝圣;同时,园林是心灵历程的重现。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会增加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运用石组、石灯笼来照亮道路,精心排列好石阶的间隔,以及御手洗处。除了日本的许多美丽的植物,树木通常是焦点,花卉则总是有讲究地摆放。

  海上贸易的繁盛,令大批东方植物被欧洲人知晓

  数个世纪以来,东方的精神内核一直保持着神秘,尽管许多最具实用性的植物已经渐渐通过知识等途径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圣经》中提到的棕榈、葡萄藤以及葫芦;希腊人和罗马人知道的异域水果有石榴、榅桲、樱桃、甚至橘子;园艺技术有苹果嫁接。不仅如此,还有纺织品,如丝和棉等制品;染料,如靛蓝染料;以及香料,如茉莉花香。中世纪的阿拉伯拥有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欧洲人所使用的草药多半来自阿拉伯的医学著作,尽管当时的植物能存活至今的已经所剩无几,无法证明疗效(罂粟是个例)。与此同时,阿拉伯商人也控制着通往亚洲所有的陆路和海上航线,这使得丝绸、香料、藏红花和糖,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十分昂贵。直到葡萄牙人在和欧洲其他各国你追我赶的拉锯战之下,发现了绕道非洲的线路,这才打破了阿拉伯人的垄断。新的产品,如茶叶以及颜色鲜艳的染色棉织品、日渐增长的商业逐利驱动,打开了东方的大门,荷兰旅行家约翰·纽霍夫所描绘的宝塔、进口壁纸上的花卉、扇子以及茶杯把人们的想象力也点燃了。很久之前,只有极少数欧洲人能进入中国人的庭院中,这些人便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传教士。

  最早运抵欧洲的是从广东苗圃里培育出来的山茶、牡丹、菊花和兰花、杜鹃和紫藤盆栽,后来上海等其他通商港口也开始了此项贸易。1842年,罗伯特·福琼首次被派往中国进行植物采集,体会到了小型园林的复杂与精妙。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正是这个时候,福琼成了第一名植物采集者。他于1848年启程来到中国,穿上中式服装伪装成中国人,搜寻茶树和新的花卉品种。后来,不少人纷纷效仿,在中国丰富的植物宝库中搜寻新的样本。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采集植物,并且发现了新品种的铁线莲、绿绒蒿、木兰、百合以及牡丹。其他中国和日本的本土植物第一次传到欧洲都是经由日本出发的,因此都被扣上了误导性的“日本产植物”的帽子。尽管在17世纪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促使日本下达锁国政策,但是长崎港内的出岛上却留下了一个荷兰贸易站。欧洲植物学家恩格尔贝特·肯普弗(于1690年到达)、卡尔·彼得·通贝里、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等人都以荷兰官员兼医生的身份登陆出岛,对日本体量惊人的植物进行采集并整理出版。他们著作中的信息一部分收集自与日本医学生的交流,还有一部分是借着大使馆每年允许拜见江户(东京)的皇室的机会,收集自路途中。

  特别是西博尔德,他对许多植物做了极其重要的介绍。不仅如此,他还请了日本艺术家绘制了美丽的可永久保存的图像记录,均发表在《日本动物志》上。就在此时,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欧洲东印度公司对商业贸易的控制权日益加强,这也给了他们更多收集和记录植物的机会。举个例子吧,在印度西南海岸的荷属马拉巴,荷兰司令官亨德里克·范·瑞德在这里创作了不朽的12卷巨著《马拉巴尔植物志》,其中包括首次采用雕版印刷制作的热带兰花图谱。在印度尼西亚,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从1653年到1702年间一直都生活在安汶,他和一名插画家彼得·德·吕泰尔共同制作了一套12卷的著作《安汶岛植物志》。插画家在书中生动地再现了热带花卉丰富的色彩,比如莲花、刺桐和食肉植物。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植物采集者逐渐意识到,他们其实可以邀请本地画家,运用东方传统中的轻盈质感来描绘这些宝藏,就像西博尔德在日本采取的做法一样。其中一个人就是威廉·罗克斯堡。在印度植物的研究领域,他是杰出的专家,从金合欢到棉花再到香料,他尤其通晓植物的商业属性。1766年,罗克斯堡第一次来到印度,他以东印度公司的医生身份驻扎在印度的马德拉斯(即现在的金奈)。在马德拉斯,他建造了一个花园,并在里面种上了经济作物和药用植物。到了1793年,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不久的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管。他在编纂著作《科罗曼德海岸植物图谱》时,会培训本地的画家们如何将他们与生俱来的技艺与必要的科学观察相结合,所以在绘制的植物图谱中可以看到细致的内部结构以及花卉的种子外壳。与他同时代的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勋爵在编写他自己的自然历史图集时也用的是当地的画家。而在所有人当中,最热心的赞助人当数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他历任爪哇总督和苏门答腊总督,同时还是新加坡的创建者。他在自己住的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建了一座繁忙的工坊,里面雇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画家,其任务就是描绘当地的动植物。

  原来这些草木都源自东方

  ◆牡丹

牡丹,选自橘保国《画本野山草》

  早在中国唐朝时期,牡丹就掀起过前所未有的狂热。其艳丽的花朵被誉为“国色天香”(“牡丹”二字分别意为“雄性”和“红色”)。唐代诗人李白在唐玄宗的牡丹园中写下了关于杨贵妃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清平调》)。唐朝诗人李商隐也同样赋诗一首,诗中则引用了卫夫人和鄂君(春秋时期卫灵公的夫人,以美艳著称)的典故“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四个世纪之后,马可·波罗首次向欧洲描述了牡丹,称其为“卷心菜一般大小的玫瑰”。这个描述说来也算恰当,因为珍贵的牡丹花是装在竹笼中运输的,竹笼里还会内衬着卷心菜叶。但是直到19世纪,东方的牡丹才到达欧洲,这要归功于在日本的西博尔德和在中国的罗伯特·福琼,尽管中国瓷器和壁纸上的牡丹花早就点燃了人们对其的渴望。

  璎珞木

  璎珞木是东方最为秀丽的豆科花卉之一,其树木高大,还会生出形似短弯刀一样的豆荚。别名叫作“缅甸之光”。它本是缅甸原产的稀有品种,但由于在热带环境中生长速度很快,如今已是分布广泛的装饰植物。璎珞木的发现是欧洲人揭开东方神秘面纱的一个典型事迹。加尔各答植物园的负责人纳萨尼尔·瓦立池于1826年首次收到了璎珞木的干花和描述,对其进行了鉴别。然后,他便决定借着跟随印度总督阿美士德率领使团出访缅甸的机会,寻找这种植物的踪迹。正是在十年前的1816年,阿美士德也曾率使团拜见嘉庆皇帝以求商谈贸易,但最后无功而返,和其前任大使马戛尔尼的那次访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826年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希望随行人员能够对植物有所发现。1827年,瓦立池跟随阿美士德一同来到了缅甸仰光,随后就沿着萨尔温江开始了搜寻植物的旅程。最后,他在一座寺院草木丛生的庭院中找到了璎珞木。当时他就惊为天物,他还注意到璎珞木的花束被供奉在了神坛的前方。他将这种植物命名为amherstia(英文名)。这并非是以大使阿美士德的名字命名的,而是指代大使的夫人和女儿,她们母女也都是热情洋溢的植物学家。

  山茶

山茶花,选自大英图书馆馆藏中国花卉图谱

  中国古人对于山茶属重瓣花或者彩斑花由来的详细记载,可以追溯至宋代,但早在这之前,中国云南(这里也是野生品种的主要分布区)就率先开始种植山茶了。中国人把这种植物称为“茶花”,其实就相当于承认了茶树和山茶两种植物的近缘关系。之后山茶作为观赏性植物被传入日本和欧美。在山茶属植物当中,花朵个头最大的是滇山茶,但种植最广的还是山茶花,其学名释义为“日本的山茶”——这其实是误称,因为1712年,欧洲人首次对其进行记载时,错用了恩格尔贝特·肯普弗在日本看到的花卉。日本土生土长的品种实际上叫作茶梅,即日本椿(在日本广受喜爱的花卉,被鉴定为中国山茶的一个品种),恩格尔贝特·肯普弗也采用了这种植物在日本当地的名称t subaki,这个名称取自日本最古老的诗集 《万叶集》中时常出现的叠句“t sura-t sura-t subaki”。他还回忆了18世纪时,当他来到“春天尾濑的原野上”,浅间山脚下的尾濑湿地漫山遍野都是野花(包括大片的山茶花),风景醉人。在创作于1635年的日本著名的《百椿图绘卷》中,作者还在椿花图的旁边附上了语录。日本甚至还有一种香甜的果子叫作“椿饼”——上下各放一片椿叶(即山茶花的叶子)夹着吃,文学作品对日式椿饼的描述最早可追溯至《源氏物语》。

  百合

百合,选自大英博物馆馆藏波斯古籍

  古人对于百合的热爱,如同它的香气一样,萦绕在克里特人的花瓶周围,沿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一路潜入《雅歌》里。在这之后,它们的身影又出现在波斯细密画以及莫卧儿王朝手绘品的黄金花边中。波斯神秘主义诗人尼扎米于公元14世纪创作了《五卷诗》,他在其中提到:波斯王子胡美看到一位中国公主的画像后一见钟情,决心去寻找她;在穿越了一片荒原后,他见她站在高楼上,高楼四周是被围墙围起来的花园,里面开满了鲜花和百合,如同伊斯兰教中的天堂。在中国和日本有着品种最为丰富的野生百合,人们种植这些百合以获取其可食用的球茎,直到欧洲的植物搜集者揭开了这座宝库的神秘面纱。卷丹百合在英文里叫作Tige r Li l y(老虎百合),在日本被叫作鬼百合,植物学家威廉·克尔在1804年将其从广州运往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1830年,在日本出岛进行植物采集的西博尔德引入了艳红鹿子百合,并将之描述为“高高低低,好似布满宝石红和深红色的斑点,又像闪烁着的尖尖的水晶”。20世纪初,为维奇苗圃(19世纪欧洲最大的家族苗圃)采集植物的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引进了最容易栽培的百合——岷江百合和湖北百合。虽然后来又有许多新品种相继出现,但它们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品种。

  木蓝

木蓝,选自《克什米尔图集》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下“直似挼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春池上戏赠李郎中》)的诗句。虽然每个大洲都有用靛蓝作为染料的传统,但在古代,印度是蓝染工艺的中心。随着商贸线路的拓展,木蓝取代了其他可以制作靛蓝染料的植物,比如欧洲的菘蓝或者日本染房里的蓼科杂草蓼蓝。提取靛蓝的步骤十分烦琐且缓慢,包括浸泡、发酵及氧化,然后将其晾干,成块出售。在染缸中,靛蓝不管是用水还是酒精都不溶解。这时需要加入久置的尿液或硫酸,用来加速一系列化学反应,浸入染料之中的布料刚取出来时是黄色的,暴露在氧气中则会变为蓝色。用靛蓝成功染色需要技巧,印染图案更是如此。在扎染工艺中,人们会使用棉线等工具,对织物进行结扎,以保留其底色。而蜡染工艺是用蜡或者面糊遮盖某些区域,令其不上色。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克什米尔图集》所展示的这种工艺叫拔染印花,工匠在靛蓝已经染好色的织物上还原出白色的图案,然后再将织物浸入烧热的红色浅草染料之中。([英]西莉亚·费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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