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马兰花——追忆邓稼先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彭继超 时间:201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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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鹿希、邓稼先与他们的子女(1958年摄于北京)
工作中的邓稼先
邓稼先塑像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稼先院长的情景,仿佛是在梦中——

邓稼先的手很凉,有汗,湿漉漉的。

我们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远处的那片荒原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

那是1983年,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前夕,时任核试验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绍我认识了邓稼先院长。

那里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交谈。于是,我们相约,改天到他长期工作的位于大西南的研究院,去听他好好讲那秘密历程中的故事。

没想到,那是邓稼先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没想到,那时的邓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

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1993年,在北京花园路邓稼先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怆然心动的马兰花。这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志特意从罗布泊带给邓院长的。马兰花旁边,是邓稼先的照片——两手在胸前张开,仿佛拥抱着一颗太阳。马兰花已经枯干,曾经浓绿的叶片苍白得几乎透明。它像遗像中的主人那样,把生命和颜色献给了阳光和时光,但它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细心地用白色塑料线把这枯干的马兰花缠绕起来,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许教授告诉我:“这花,已经摆了好几年了。”

在邓稼先遗像旁的玻璃板下,摆放着一张领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奖励金额: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躬下身来鞠躬,再鞠躬……

许教授告诉我: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这是杨振宁来访时他们倾心交谈坐着的沙发,这是邓稼先去戈壁滩时背的水壶,这是准备停电时点的蜡烛……

许教授拿着一本书《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慢声细语地讲述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那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中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1950年回国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于1954年起做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而学术秘书就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邓稼先对钱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间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这次谈话的分量。当晚,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30岁的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她懂得邓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虽然当时女儿只有4岁,儿子才两岁,但许鹿希认为,不能因家里的琐事让邓稼先分心,她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邓稼先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三个人之一,九局后来也叫九所、九院、221厂。1958年8月,邓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历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开始。那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他们的院址,叫作三号院。邓稼先和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们毫无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修建准备存放苏联答应要给原子弹模型的库房。但后来,原子弹模型没有等到,苏联专家却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当时的九所组长以上人员交底,他对邓稼先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高粱地上刚刚盖起的一座灰楼,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个麻袋的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的“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

许鹿希常常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

在那艰难的岁月,许鹿希很快发现,邓稼先变了。他们1953年结婚。从1954年开始,他们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当时在北京医学院上班,校门到车站之间是空旷无人的野地。到了晚上,邓稼先大半是骑着车子到车站来接她,有时两人也一块漫步在寂静无人的小马路上。到了1954年10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956年11月,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小宝宝的到来,使他们温馨的小家庭更加其乐融融。邓稼先每天下班回来,进门第一件事,便要和孩子玩耍。当女儿刚会叫一声“爸”的时候,他总要抱起这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她再叫声,再叫一声。到后来,孩子们会说的话增多了,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不仅要他们重复地叫“爸爸”,还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这时的邓稼先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孩子。

从1958年到1959年,仅仅一年时间,一向开朗活泼、被人称作“娃娃博士”的邓稼先,刚刚35岁,就变得沉默寡言。晚上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了。许鹿希常常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有时谈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不禁开怀大笑,但笑声往往突然中断,又走神了。许鹿希很着急,可又知道帮不了他什么忙。后来才明白,邓稼先回到家里其实并没有休息,他上床躺着,常常是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有时候,看他眼睛闭了,但许鹿希知道他并没有睡着。邓稼先可以不用纸笔,就凭着脑子里背下来的内容去推算公式。常常是有些公式,年轻人在白天推算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躺在床上给推算出来了,接下来才是鼾声大作的沉睡。第二天早晨,邓稼先带着令人兴奋的消息,骑上自行车到办公室去向年轻的同事们报告结果。每逢这样的早晨,他总会在路边停下来,吃一块烤白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邓稼先很喜欢去品尝生活中这种别致的乐趣。

1960年,邓稼先的家搬到刚刚盖好的花园路一号院宿舍楼。这里离办公区三号院只有一公里路。他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一号院大门关了,年轻同事就把邓稼先送回家,连人带自行车从门口的铁栏翻进去。日夜连轴转使他们十分疲倦。有一次,邓稼先讲完课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着了。无论怎样辛苦劳累,他们心情都是愉快的。只有一次,邓稼先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有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工作一紧张,他竟然把妻子值夜班不在家、晚饭时要给孩子开门的事忘记了。他把两个孩子抱到床上,望着熟睡的孩子,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就这样,邓稼先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靠着那些近乎原始的计算工具,连续进行运算,终于解开谜底、攻破难关,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和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等物理学家齐聚罗布泊。一时间,这片沉寂千载的荒原,成了中国物理学界群星闪耀的辉煌星座。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等知名科学家。而我们最先来“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轻人。

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惊人的名声和资历,但他们以一种比当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集团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和千百万人共同创造了我国原子弹、氢弹接连爆响的伟大奇迹。

他冲过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

这些年来,我多次拜访许鹿希教授。邓稼先家的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沙发、水壶、蜡烛依旧那样摆放着。有一天,我看那束马兰花不见了。许教授告诉我,那花已经完全碎了,她让摄影家侯艺兵给花拍了照片,放起来了。我再一次拜访许教授时,特意送给她一幅盛开的马兰花的照片。那是核试验基地摄影家王泗江精心拍摄的。许教授把这照片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每次拜访,许教授都给我讲一些有关邓稼先的故事,讲一些有关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故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一进门,许教授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巴掌长的计算尺,她说:“这是一位老同志刚刚送来的,邓稼先当年让他买的,这么长正好能装在口袋里,想起什么问题随时能拿出来算一算……”

许教授对我说:“邓稼先做的事情十分保密,过去他从来不说,我也不问。后来,他病了。临去世前,他的事情公开了。我就想,邓稼先为这件事情把生命都献出去了,我要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秘密历程中默默奋斗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从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又在这一伟大历程中默默追寻了30多年,天长地久,此情绵绵……

1972年,邓稼先出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他离开北京,来到九院的大三线基地——四川绵阳梓潼县。他在长卿山下一座三居室的红色砖房里住了14年。

1984年10月16日,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二十周年时,邓稼先给九院写了一首诗表达心中的自豪和喜悦:“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邓稼先多次到罗布泊参与领导核试验。仅从1972年到1986年进行的19次核试验中,他10次任试验党委委员,其中4次任试验党委副书记。

谁也没想到,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点。有一次,核弹从飞机上投下,降落伞没打开,没有爆炸,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核材料有很强的放射性,防化兵找到之后,科技人员立即带着仪器赶到现场。人们一到跟前,防化战士就说,快撤快撤!邓稼先走到跟前,防护人员说前面五十米的地方就是中心点。周围全是浮土、沙尘,邓稼先一直向前走,拉都没拉住,一直走到中心点。走到跟前,他弯腰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看了一下之后又放下。就这一下,谁也说不清就这一下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这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邓稼先从中心点回到远处的吉普车,见到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为这一句平安无事,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健康和生命。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细胞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尿不正常。

许鹿希后来知道了情况,跺着脚跟他吵:“你是搞这个的,你又不是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到跟前把它拿起来看一看呢?”邓稼先说:“这次产品出场试验是我签字的,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它成啥样了,以后还要继续试验。再一个,我要看看辐射面积有多大。”

许鹿希说:“邓稼先可以避免这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他冲过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那么多。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他来不及考虑个人安危。这就是邓稼先。”

谢谢,似乎他还在人间,共祝国泰民安

1985年,邓稼先发现身患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

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20多万字的《群论》和《建议》。专著《群论》是由当年邓稼先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的“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讲义整理而成。他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写《建议》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中国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恰是十年前邓稼先逝世的日子。

邓稼先逝世三年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奖金1000元。许鹿希教授把奖金赠给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协,她同时在信中写道:

“……一个人靠脊梁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靠铁脊梁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国挺立得更高更强,青年同志们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同时,在你们身边有和邓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奋战不息的元勋们。因此,青年同志们会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许鹿希,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是五四运动时著名学生领袖、《五四宣言》起草者许德珩的女儿。在她50岁生日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父亲给她写了一首诗:“汝年已半百,如日正中天;学业依时进,教习勤钻研;儿女能向上,爱国心志坚;夫婿业超群,现代化居先;我年虽近迈,深望你们贤。”诗中对女婿邓稼先的事业由衷赞赏。据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许德珩高兴地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原子弹是哪些人搞的?”严济慈回答:问你的女婿去。许德珩这才知道邓稼先承担了这么重要的工作。1986年,邓稼先逝世时,许德珩已96岁。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泪交流,他亲笔题写了大幅白绫挽幛: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亲人不会忘记邓稼先,祖国不会忘记邓稼先,人民不会忘记邓稼先!

200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邓稼先诞辰80周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邓稼先文集》和许鹿希教授率子女等撰著的《邓稼先图片传略》。201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邓稼先诞辰90周年之际,许鹿希教授率子女邓志典、邓志平和孙子邓昱友撰著的《许身国威壮河山——邓稼先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2013年成功公演,2014年又专程到核试验基地演出。舞台上,满头银发的“邓稼先”饱含热泪,与他的同事、亲人和挚友一一话别:

“如果要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愿意再做中国西部戈壁滩上那一朵小小的马兰花!用我全部的生命凝聚成那一瞬间的光芒,用它照亮这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用它照亮这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用它照亮这民族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还有永不停息的强国梦想!”

今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32周年。我把核试验基地战友们怀念邓稼先的诗文转呈年过90的许鹿希老人。老人在微信中回答:谢谢,似乎他还在人间,共祝国泰民安。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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