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请看美国高中的经验教训

来源:经略网刊 作者:经略评论 时间: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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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泛、公平而优质的基础教育所确保的劳动力素质,中国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遍及庞大受教育人口的人才选拔,中国社会的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知识改变命运”给千千万万穷人的孩子带来的希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赖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支持和社会公平的保障。如果中国教育的管理者并不准备让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教育事业变成资本逐利的所在,那么,他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按照现行“减负”思路,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孟子说得好,“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最近,一篇叫《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刷爆了朋友圈。原来,教育部声称要给学生“减负”的政策引发广泛关注,并遭到严厉批评。教育部网站上登出一篇叫《“减负”需要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观》作为回应和反驳。

事情的起因是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教育部长陈宝生与媒体交流。有记者就现在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学校下午三点半就放学,引发家长因为接送学生困难而不满这一点向部长提问。

陈宝生部长回答说,三点半之前责任在学校,之后责任在家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都在摸索办法,比如北京是规定3点到5点是校后服务时间,广西是“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家长们满意,从而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遂有了《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一文。作者认为,教育部此举是回避根本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减少学生在校时间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造成的矛盾,而希望通过把责任甩给家长、社区等办法来缓和矛盾。

教育部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符合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政治正确”。                                           

教育部的两会专题下的专家文章一栏,有多篇文章是关于减负的,可见教育部对减负的重视。而他们都在异口同声地阐述减负的好处和必要性,只是作文的角度有所不同,可见教育部的官方态度。如今减负的大旗已经竖立起来,剩下的事情仅仅是如何减负等技术问题和细节问题。

教育部认为,我国已经普及了基础教育,进入到“后普及化”教育新时代。在这个阶段,小学到高中的学校教育应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幸福体验,“首先需要得到系统治理”。

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争议。网络舆论认为,所谓的“减负”,向“应试教育”宣战,非但不能如官方所言提高学生的素质,反而会让学生学业荒废。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损害教育公平。教育部门打着减负的旗号,削减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等于减少中下阶层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时间,等于把他们赶进补习班,而这往往成为中上层阶级的专利,唯一的结果就是加深阶级固化。

为什么“减负”会造成这种结果呢?那是因为小学、中学的学校学习任务可以缩减,但是大学入学竞争不会减少,学生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面临的竞争不会减少,中国目前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会减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中国家长对于子女出人头地的期望不会减少。

面对这些竞争,为了实现期望,家长们只能“各显神通”。有钱有势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入高质量而价格不菲的补习班,并通过“出国考察”、“专家指导”等机会给自己的子女加成,从而获得竞争的优势。而平民子弟连刻苦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学校“减负”了。于是乎,精英的孩子接班成为精英,贫下中农的孩子被剥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上升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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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察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对上大学有直接影响的高中教育对一个国家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的影响,美国的高中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罗伯特·普特曼教授的《我们的孩子》一书,正好可以让我们管窥美国的高中学校教育情况。美国高中教育通过自己的方式加深着阶级固化。

普特曼研究了加州橙县不同阶层的居民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橙县人口三百万,是全美第六人口大县,白人和拉美裔杂居。当地贫富分化严重,而且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多,中间阶层逐渐减少。总体而言是白人比较富裕,拉美裔比较穷困。后者内部也有剧烈的分化,家庭年收入不足25000美元的从70年代的13%到了2010年的25%;而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也从13%涨到了17%。Fullerton是一个富裕的小镇,而Santa Ana是一个贫困镇,镇上有29个不同的黑帮。调查的两组对象,伊莎贝拉和她的父母,克拉拉和李嘉图(都是化名)属于中上阶层,住在Fullerton;罗拉和索菲亚姐妹俩出身贫困家庭,住在Santa Ana。

克拉拉和李嘉图均受过高等教育,成为专业人士。伊莎贝拉是他们的二女儿,毕业于特洛伊高中。这个学校2013年被美国《新闻周刊》排在全美47名,是名副其实的“重点中学”。学校有几大特点,第一专注文化教育,甚至克拉拉都觉得学生缺乏社交。伊莎贝拉每天七点到学校,午夜才能休息。二是大搞“应试教育”。高中生一进去就会模拟考SAT(就是美国高考),摸摸底细。学校有专门的SAT应试培训,如同我国高中准备高考那样充分。第三是贵。虽然属于公立学校,但是每个月学费达900美元,要参加课外班还得另外捐款。第四就是学校开设了丰富的课外班,而且也是学习性质的居多,比如数学俱乐部(据说美国人数学不好?)。学校还能和当地的大学搞一些联合项目,让高中生去上课。

看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感叹一句,这和笔者曾经在西南某地的某市重点中学接受的教育一模一样。要说区别,就是这类学校的美国学生其实过得比我那一代高中生更累,笔者直到高三才每天学习到午夜。还有就是笔者的母校学费真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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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度很大,效果也是很明显,克拉拉的大儿子米歇尔的那一届,有15位学生SAT考了满分。克拉拉自己也深度参与孩子的教育,是一位“虎妈”(Tiger Mother)。看来虎妈是普世价值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穷孩子罗拉和索菲亚的学校教育。她们上的是Santa Ana中学,这个学校毫无组织纪律,也毫无学习压力,甚至有学生带枪去上课。帮会、毒品、喝酒、暴力、甚至谋杀充斥着学校,在这里没人尊重老师。只能说,很像《百变星君》里周星驰去的那所学校。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老师也不管事,对学生说,他们只是领了工资,按部就班,杵在那而已。

不过学校也有一个尖子班(Honors students),只有尖子班的学生才会准备SAT,与重点中学人人备战SAT形成鲜明对比。姐妹俩不知道怎么进去,因为没人指导她们。她们也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因为被人嫌弃。姐姐因为要照顾妹妹,高中都没毕业,后来去社会大学拿了一个GED(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一般教育发展”证书,其效力等同于高中毕业证书),但是过程很心酸,让她心累了。妹妹一开始由于学校的不负责任,根本跟不走,后来去了“继续教育学校”,就是给跟不走的学生准备的机构。那里的老师迷之负责,妹妹于是顺利地高中毕业了,上了一个社区大学。

看得出,不存在一个同一性质的所谓“美国式的高中教育”,而是分为“美国富人的高中教育”和“美国穷人的高中教育”。两者差别巨大,全美范围来看,2009到2010学年,顶层25%学校开设的AP课程是底层25%学校的3倍。美国富人的教育与笔者经历的重点高中教育做法如出一辙,重视课程学习,重视应对高考,竞争激烈,学习辛苦,一点都不“快乐”。穷人的教育与之相反,老师家长三不管,字面意义上的“放羊”,也许学生们每天很“快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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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曼认为,学校教育中体现的阶级差别,是美国各阶级贫富分化的产物。首先,美国学校本身出现分化,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扎堆上学,这是因为富人和穷人在地理上的分化造成的,也就是学区房。而且富人往往掌握更多的信息,更能够找到“好”学校。其次,父母会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富裕孩子(affluent kids)的父母们,通常要求孩子们要成绩好,能够上好大学,这就让学校依照需求培养孩子。富裕的父母们往往更能够捐钱(ATP)。再次,同伴压力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好学校集中了好的教育资源,而坏学校里全是菜鸟老师,因为稍微好点的老师都离职了。

作为阶级分化产物的教育分化,通过影响学生的前途反过来对美国的阶级分化产生作用。几十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也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或者GED。但是首先GED和高中文凭贬值迅速,穷孩子即使高中毕业,也无法与有大学文凭的富孩子竞争。其次,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别,从80年代的50%涨到了如今的95%。普特曼形象地说,穷孩子是在赶一班下行的电梯。

在大学入学率方面,总体来说差别扩大还是持平并不清楚,但是好大学的录取率方面显示出了越来越大的阶级差别。如今只有5%的穷孩子有机会上“精英大学”(selective institutions),而上层25%的孩子这个比例是36%。穷孩子一般只能去社区大学。在毕业拿学位方面,阶层差别就更大了。2015年,上25%的孩子有高达80%能够顺利毕业,拿到至少本科文凭。中上25%就只有30%左右,中下和下25%分别是是15%和10%。的确,穷孩子也有进步,但相比起来,富孩子属于在折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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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美国不存在一个“减负”的问题。精英家庭的孩子学习负担非常沉重,而穷人家的孩子相当于没有任何学习负担。当然,其结果就是精英的孩子顺利地靠SAT拿高分考上精英大学,而穷人的孩子能读社区大学就不错了,更多的人只能挣扎着拿高中文凭。然后,前者步入华尔街、硅谷,或者白宫、国会、K街,成为掌握美国的各界精英;后者继续混帮会,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就不应该是“减负”了,而是在教育公平上做文章,避免出现美国目前的状况。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的学校教育水平较高,“老少边穷”和农村地区学校教育水平较低。“重点”学校教育水平较高,“一般”学校教育水平较低。也许我们应该保持教育水平较高学校的优势,并同时想办法提升水平较低学校的质量。

毕竟,受教育的权利不单是用时髦的话讲叫“人权”,而且这背后凝聚着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血汗,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争取而来的,是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庄重承诺,是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在教育上的体现。

在旧社会的乡土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下人多不识字。红军建立起了根据地后,除了生产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让知识和文化扩散到农村基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克服物资困难,广泛地发展国民教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建国之后,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不过由于国家贫弱,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长期而艰苦的。到了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泛、公平而优质的基础教育所确保的劳动力素质,中国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遍及庞大受教育人口的人才选拔,中国社会的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知识改变命运”给千千万万穷人的孩子带来的希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赖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支持和社会公平的保障。如果中国教育的管理者并不准备让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教育事业变成资本逐利的所在,那么,他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按照现行“减负”思路,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孟子说得好,“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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