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

来源:经济导刊 时间: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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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新闻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要立足时代特点,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两类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2017年11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座谈会”,20余位来自新闻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研讨。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和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 历经24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辉煌、曲折、改天换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我们就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我党历史的传承,经过了努力的探索,来之不易。“中国特色”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教训作了高度的总结。“新时代”来自于党和人民长期的实践,它是在实践和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扭转局面、矫正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一次在湖南主持巡察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经过五年的砥砺前行,形成现在的大好局面。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前不久,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十九大前后我们开了几次会,探讨“中国学派”问题。党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早已奠定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毛泽东就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邓小平则是开拓者,他努力推进中国学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进展。至习近平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最大的努力,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孔丹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特殊性的新闻学。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但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界出现西化倾向,学术界的一些人不但被别人矮化,而且自我矮化、自卑。我们既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一套理论拿来做框架。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基于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新闻学界的各位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对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新闻学理论领域里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到会专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社会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新闻学,解释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既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包含本国和国外新闻学界的理论贡献;既吸收西方新闻学值得借鉴的东西,也坚持中国新闻业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具有一些各国普适的要素,包括:

新闻本体(新闻是什么):陆定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据实报道,充分体现真实性,新闻又是按特定要求对事实所做的反映。

新闻特质:新闻区别于文学艺术,它的功能是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好的报道选取的事实应具有较高新闻价值,避免令人生厌的生硬说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形成和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媒体经营: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管理: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需要有新闻法治,也要有新闻伦理。

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同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将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和舆论引导有效,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既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精华,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断丰富发展的新鲜内容融合其中。

关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从中国有新闻学的时候就开始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方面。新闻传播事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核心价值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新闻学包含着古代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传承、近代引进的新闻事业的影响、本土新闻业诞生过程中的时代烙印、苏联党性新闻理念的植入,本土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对新闻学的实践和诠释。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真实、客观”等新闻学核心概念,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排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新闻业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沟通,议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实践,商业报纸虽然兴起,但是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依然是报纸的主流。教化是媒介功能的核心。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认为,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所以要把社会动员、凝心聚力放在第一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既不能让这种政治属性取代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不能以新闻的专业性为借口,脱离政治。

必须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划清界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设想,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提出的,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对西方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产生冲击的回应,带有很强的战斗性。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对手,就是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流行思维对新闻界影响很大,大多数青年记者与其说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新闻专业主义。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指出:新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新闻理论已被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这成了不容否决的范式。他们排斥和打压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讨论,声讨针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文章。尽管批评的语言看似温和客观,实际上很霸道、极端。

只从特殊性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远远不够,必须反思整套西方建制下的学术思想。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的强调特殊性,否则中国的特殊性就缺少正义、平等的价值关怀。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模式、市民社会的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文明等级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所谓普遍模式,其实存在极大的等级关系和歧视关系。不从正面和西方新闻理论交锋,不清算这种霸道的学风,中国特色新闻学就不可能确立。

中国新闻学的原则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新闻学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借用这个说法,我曾提出,如果原来从国际共运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看山是山”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理想化了的西方新闻理论来看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看山不是山”的过程,那么,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新闻学,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精英的傲慢和脱离民众的情况已暴露无疑。从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和麦克切斯尼)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已经被批判得很充分。

在新时代重构中国新闻学体系,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继承其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批判新闻学、尤其是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这包括对媒体的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媒体商业化的反民主倾向、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倾向的批判。

但是,西方批判新闻学也有自己的盲点。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新闻学体系时,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盲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框架内,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媒体是“看门狗”,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在批判学者那里,西方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随着福利社会的消解,西方国家政权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更加明显,西方批判学者的分析更无法超越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中国国家的性质不同,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来构建中国新闻学。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前提下,重新确立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第二是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盲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宪法把工农联盟当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国家把振兴乡村提到了战略高度,探索中国道路意味需着重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回到延安传统,与乡土中国紧密连接,这不是任何西方理论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新闻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比如,中国传统的传播智慧讲究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与西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许多教条不同,而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就充分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国传播观念。

张垒认为,中国的新闻业实践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没有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框架中。例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甚至记者和被报道对象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例如《齐鲁晚报》记者张刚在做社区新闻时,真正参与了整个社区的治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与那种号称独立自主的西方媒体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新闻实践总结出来。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要到实际中去,要深入具体的人群。构建中国学派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逻辑和真实的本质。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欢迎各国记者在中国多走多看,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反映了积极清朗的舆论态度,体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性。和西方新闻学不同,我们是全面积极的真实观,不需要溢美之词,只要客观有益,就是好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话语,既要能与世界沟通,又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新闻传播学

吴玫(澳门大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西方新闻绝不是所宣扬的那么客观、自由、公正。美国将自己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被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崇拜。

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第一,以信仰或信念挂帅,以改变人的思维为目标,这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所有的传播都根据信仰来编排,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新闻和故事就根据这样的思维框架来编写。第二,市场经济中,社会的运作基础是商品营销,营销广告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每年的政治选举通过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和基层运作,控制了人的政治生活。第四,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以心理学为基础,包容部分社会学内容。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发展,控制了人们的社交范畴,编制了一个非常大的符号网络,任何思维、解读都在这张网中,不管事实怎样,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中一些信念和概念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跳出这张编织的符号大网。新闻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学科,它由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协同运作规律支撑。如何进行意识改造、如何进行入脑入心的运作,美国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要以实践为基础,做更多探索。

徐长银(原新华社参编部副主任、《参考消息》原副总编)指出了西方新闻报道的虚伪一面。他说,新闻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这对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西方媒体也有假新闻,即利用新闻渠道传播谣言。

新闻报道要为政治服务,中国是这样,西方媒体同样如此。美国新闻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或者说政治立场意识非常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意识形态偏见。

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会晤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了,然而第二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张照片,其中克林顿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国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刊登的照片中,两人的神情很融洽。这分明是美国新闻当局在操纵。又如国内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听证会抨击中国产品大量进口损害了美国产业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听证会作证的,进口商和生产商各占一半,而进口商是不主张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可是美国媒体从来不提进口商的态度和意见,这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性。

美国对新闻的封锁也有很多例子。1993年10月,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18名士兵被打死,两架直升机被击落,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索马里首都民众拖着美国兵的尸体在街上游行的镜头,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为什么当地民众那么恨美国兵?后来据一些小媒体透露,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打死300多名当地百姓,打伤700余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一年后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又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屠杀平民上千人。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这次行动。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西方媒体对这个消息封锁了一年之久。可见,美国对新闻的管理也很严格,美国媒体绝对不是国内某些人想象得那样客观、公正、自由。

中国新闻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个支撑性学科之一,这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对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直接的教育指导作用。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专家们指出,目前的中国新闻学处于弱势的位置,还远未起到支撑性学科的作用。

一是新闻的发展落后于国家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国家形象问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成长了,但是新闻的发展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我们国家的形象一直树立不起来。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理论落后于西方理论,我们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完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教学总是停留在口号化、简单化、片断化状态。所以至今许多人仍死抱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放。当代新媒体兴起,新旧媒体融合出现许多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是理论没有跟上,甚至有的新闻理论课的教材始终都没有更新。

尽管多数高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但很多课程的设置更像是应付任务,有的就是基础理论教育,而且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

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的挑战

丁柏铨指出,当代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新闻生产平台、生产者和受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官媒、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加入新闻生产,使用自媒体的人可以随时披露信息、发表意见。网上情绪化意见盛行,可能形成舆情大潮,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困难。新闻受众的眼界也比过去更开阔,要求更高。传统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深度挖掘新闻。

新媒体崛起和新旧媒体融合博弈的问题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等问题。

一是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改革,试图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而BAT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媒体陷入断崖式下跌状态。BAT是垄断性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不使主流话语权旁落,我们鼓励传统媒体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平台。然而这无异于“以己之短搏彼之长”。例如某主流报纸官网,上市5年来,不论硬件软件,和门户网站的技术差距依然明显,新闻生产的压力不减,经营情况也不乐观,三大主营业务中“广告宣传”和“移动增值”都在下降,只有信息(舆情)服务费上升,舆情分析的主要用户还是政府。由国家资本建立的网站,其生存靠政府买单,这样的市场化模式究竟带来何种经济政治效益?

二是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

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和“舆情市场化”不是一回事。现在官方网站作为第三方,政府购买舆情分析、靠舆情修复解决问题,恰恰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舆情产业”还催生了一大批市场化的“舆情分析师”(据统计,2013年全国大约有200余万),其资质认定和分析方式参差不齐,主要靠行业自律规范。他们的报告递交给政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判断形成误导。

媒体所有权和市场化经营的广告权问题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认为,当前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平台问题和激励问题。

媒体属于谁?西方媒体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是私有的,它们这个理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反抗压迫教会压迫而产生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今天美国媒体虽然是私有的,但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它沿用了当时教会的宣传方法,本质上是资本的公共媒体。

中国的媒体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媒姓党,这是对媒体所有权属性的明确主张。应该明确,网络媒体也是媒体,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我们网络平台的现实情况是,无论“中央厨房”还是网络媒体,使用的都是别人的资本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乌镇互联网峰会上强调互联网主权。没有平台的所有权,如何实现互联网主权?

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经地义,媒体私有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对所有国家是否“民主”的评判标准也是专断的——媒体是否开放、是否自由、是否准许西方资本进入。而我们要认真考虑中国媒体所有权的形态问题。要对媒体所有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多出正能量作品。如何落实?如果拍一个正能量剧,谁出钱?目前媒体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传统媒体不如网络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广告额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但中国如此大的广告市场,前四位广告代理商都是外国公司,总份额在70%以上。换句话说,媒体的指挥棒在外国资本手里。

目前网络媒体的价值已经超过传统媒体。要吸取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收视率被资本操控的教训,对于网络公司的数据、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价,一定要由独立第三方操作。核心问题是要隔离或减弱资本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可能的融合方式

吕新雨提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可考虑以下可能的方式。

第一,参照欧洲收取部分票房收入扶植电影的方法,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视听税,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商)。如果传统媒体跟平台逐一谈判,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同等的谈判能力,中小媒体不具备谈判资格,且会因为版权原因导致内容传播受限和独占,与新闻的公共性冲突。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在地性,是媒体生态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必须避免恶性竞争,这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第二,网络社交媒体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现在广告经营权完全被社交媒体平台垄断,只有强制社交平台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按比例回馈平台,才可以维护公平,克服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是旁观者或者被动的受众,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只有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才是改革体现公共性的时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既然是优势互补,两方面都不应该以己之短搏彼之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构建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试错要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定,路径需要调试,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并驾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如何体现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进

关于新闻学的教学,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传播学纳入社会学、心理学、商学等社会科学序列,成立服务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需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培养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新闻舆论人才。传播学与新闻学可以有所交叉,但各自的学科地位必须清晰明确。

第二,新闻教育要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系统目前实行的是一套西化的评价体制,以能否在美国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为标准。而新闻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胡钰建议,在教学中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科学方法,培育学生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走出中国,看看亚非拉国家,让他们看到中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是要解决学界自信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有充分信心。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要做好学科基础工作,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深入阐释学理,论证它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这一学科应该是统领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舆论学和宣传学领域。我党在宣传方面曾经很有研究,但宣传在西方是贬义的,西方传播学引进后,宣传学研究陷于停滞,目前国内研究宣传领域的人很少,亟待拓展。

李铁铮(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大学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培训、座谈会等,动员更多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投身学科建设。今年夏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会”,培训效果很好。要发挥好新闻学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学术权和建议权。任何真理的传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旗帜鲜明,对模糊认识做好说服和阐释的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和壮大队伍。

大学应该成为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前沿阵地。这一学科正处于创建阶段,传播是渐进的、动态式的,要加强与教育、宣传部门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让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讲座、进课堂、进教材。要用好期刊、书报、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注释:

[1]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

[3]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摘自《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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