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隐藏的”基督徒: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来源:文化纵横公众号 作者:卢云峰 张春泥 时间:201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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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本公号编发“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发展到何种程度?”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一些热心读者提出:这篇文章的数据来源及其对在华西方宗教规模的描述是否准确?北京大学卢云峰、张春泥两位老师在2016年发表的这篇旧文中,基于一手的调研数据,全方位勾勒出了中国基督徒的规模和格局、人口特征、社会心态。经作者授权,特此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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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发展迅速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但是对于其规模却是人言人殊。

本文将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两个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三个问题:

一、中国当前到底有多少基督徒?这是回应中国基督教规模的“数字之争”,我们以多期调查数据为基础提供多种可能的估算方法和结果,找寻“隐藏的”基督徒。

二、基督徒具有怎样的人口及社会特征?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基督教的传播是否在某些特征的人群中更广泛。

三、基督徒在社会心态上与其他宗教信徒和无信仰人群相比有什么特点?基督徒对信任、生活状态的评价和心态与其他群体相比是更积极,还是更消极?

寻找“隐藏的”基督徒: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在回答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之前,需要首先指出的一个基本现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明确声称的宗教归属的。

无论是CGSS还是CFPS均显示,绝大多数被访者自认为“无宗教信仰”,除2014年数据外,2006至2012年数据显示只有略多于10%的人自认为有宗教信仰。即使CFPS 2014年的调查中以信神的方式提问,并纳入了祖先崇拜的选项,也仍有73.5%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的神或祖先。

从回答的具体信仰归属上看,佛教是我国的第一大宗教团体,约5.5%-7.4%的受访者自认为是佛教徒,若不严格限定回答宗教派别,有15.9%的受访者回答“信佛或菩萨”。基督教是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团体,成年人口认为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约为1.8%-2.2%。社科院宗教所2009年的调查显示1.8%的受访者信仰基督教。这三个不同机构独立主持的六次问卷调查反映出的中国基督徒的比例相当接近,即约有1.8%-2.2%的受访者认定自己为基督徒。

我国在合法的“三自”教会之外,还有大量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的存在。有人认为,部分基督徒会出于各种顾忌在接受调查时不愿意披露自己的信仰状况,因此基督徒的实际规模远大于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但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校验和校正。具体而言,方法之一是从宗教实践出发推测被访者的宗教身份。

通常来说,基督徒需要每周礼拜,所以“每周去一次教堂并祷告”可以成为判断被访者是否属于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如果被访者几乎每周都做祷告而且去宗教场所,但却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这个人是基督徒。这种估计或许会高估基督徒的规模,因为他们也可能信仰别的宗教(比如天主教、东正教、摩门教等)。但这至少是一个让我们从声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估计 “隐藏的”基督徒的办法。

CGSS 2010的宗教信仰模块抽取了4231名受访者提问他们 “您现在做祷告的频率如何?”以及“您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如何”,受访者回答的实际行为可能反映了他们的真实信仰状况。数据显示,在3,646名接受宗教信仰专题模块调查并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0.04%的人既“差不多每周都祷告”且“每周都去宗教场所”。我们再大胆一点,把这些人都算作基督徒。如此算来,2010年,基督徒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1.97%。这个方法或许有些高估了基督徒的比例,因为很多聚会型的宗教都有类似的实践要求。如果我们把只要“差不多每周都祷告”或“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却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视为基督徒,那么有0.26%属于此类,以此计算基督徒的比例大概为2.18%。

另一个辨别基督徒隐藏宗教身份的方法是在追踪调查变换提问方式。这是CFPS 2014做的尝试。在CFPS 2012年的问卷中,对宗教信仰的提问是这样表述的:“请问您属于什么宗教?”选项为:1.佛教 2.道教 3.伊斯兰教(回教)4.基督教(新教) 5.天主教 6.无宗教 77.其他(请注明)。这是直接问宗教身份归属。但考虑到中国人对宗教的制度性认同感不强,其信仰很有可能是以神灵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因而在2014年的访问中,CFPS把提问方式改为:“您信什么?” 选项相应地改为:1.佛、菩萨 2.道教的神仙 3.安拉4.天主教的天主 5.基督教的上帝 6.祖先 78.以上都不信。有的基督徒或许不会明确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否认自己信奉耶稣基督。因此,2014年的数据也许能更真实的反映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的规模。

由于CFPS是追踪调查,历次调查的是同一批被访者,将他们2012年的回答与2014年的回答做比对,我们就能推断出哪些人是“隐藏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并不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但却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当然,这不能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在过去两年中才改信的基督教,但从数据变动的幅度来看,CFPS 2014“捕捉到”更高比例的有信仰人群应该是由问法的改进带来的,并非是由于中国人信仰的改变造成的。

总的来说,通过比较CFPF追踪样本在2012年和2014年回答,我们发现,2012年已经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人,2014年新的问法并没有给他们的回答造成什么影响,73%的基督徒被访者在2014年仍回答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回答的一致性很高。而对于2012年声称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绝大部分是无任何信仰的人),有0.8%在2014年回答信仰“基督教的上帝”,这一部分人极有可能就是“隐藏的”信徒。

根据上述两种对“隐藏教徒”的甄别方法,我们总结了几种可行的估计方法并以此估算基督徒规模。

首先,我们以2010年的CGSS数据为基础,如果仅根据CGSS 2010年问卷调查被访者回答的宗教身份,基督徒的比例为1.93%(估计1)。

如果把那些自认为无信仰但差不多每周都参加宗教组织/场所活动并每周祷告的人认定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比例修正为1.97%(估计2)。

如果我们把差不多每周都祷告或参加宗教场所/组织的无信仰者都当成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比例进一步修正为2.18%(估计3)。

若利用CFPS 2014年追踪样本的发现,有0.8%的“隐藏”基督徒,减去0.5%两年回答不一致的比例(即2012年回答信仰基督教,2014年回答信仰其他宗教或无信仰),将这些比例运用到 CGSS 2010年为基础的估计,则基督徒的规模为2.2%(估计4)。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2006年至2014 年历次CGSS和CFPS调查得到的基督徒比例来线性推算,假定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是线性的,以年平均增长率对2010年的比例做数据插补,据此估计的2010年基督徒比例约为2.12%(估计5)。

综合上述方法,我们估计2010年基督徒的比例下限为1.93%,上限为2.2 %,相对应推算的成年基督徒规模在1411.9万至1614.3万人之间,如果该比例同样适用于18岁以下人口,则据此推算的全国基督徒规模为2568.3万至2936.5万人。由于我国不允许向未成年人传教,未成年人口的信教比例应该低于成年人。

因此我们认为2936.5万基督徒是根据CGSS 2010数据所能得到的最高值,但这一数字存在高估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把每周都祷告的无信仰者都认定为基督徒是有高估风险的;

第二,将成年人口的基督徒比例运用到未成年人也会高估基督徒的比例。

如果真要给出一个点估计,我们认为估计2更为合理,也就是2010年基督徒占我国总人口的1.97%,绝对数量在2600万上下。

或许有人认为,出于某种原因,基督徒相比于普通人群有更高的无应答率,在这种情况下,问卷调查的结果可能低估基督徒的比例。但是目前我们尚未获得严谨可靠的证据证明基督徒比其他信仰人群更可能在入户调查时不在家、拒访、无法作答或不回答与宗教相关的问卷问题。另一种问卷调查会低估的可能性是基督徒在回答信仰或宗教归属时不能意识到或有意避免承认自己的宗教身份。对于这一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采集与宗教相关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基督徒。正如我们在估计2和估计3中的尝试。

但是CGSS提问的宗教行为不仅适用于基督徒,还可能适用于其他宗教群体,因此在没有更多、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与基督教相关的宗教实践的测量时,我们还是难以准确估计在自认为无信仰的人群中有多少人实际上为基督徒。此外,以估计比例推断信徒人口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研究者(包括我们)往往根据全国人口数来推断,但问卷调查通常只针对16岁或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口采集宗教信仰数据,而基督教在成年人口中的比例能否同样运用于未成年人,以及全国人口中有某些少数民族是有特定信仰的(比如回族多信奉伊斯兰教),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也算在估计规模的基数中是否合适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上述调查数据表明佛教是我国汉族地区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排名第二,但我们如果从更综合的指标来考察,会发现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因为相对于佛教,基督教的信徒更重视宗教信仰,宗教实践上更频繁,同时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用宗教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基督徒的委身程度很高。我们发现,虔诚的基督徒在数量上不亚于虔诚的佛教徒。此外,1.93-2.2%的估计是一个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局部地区,基督徒的绝对规模甚至超过佛教。对此,我们主要借助CFPS 2012 采集的对宗教信仰重要性的自我评价、宗教实践的绵密程度以及是否加入宗教组织三个指标数据来说明。

首先,相对于佛教徒,基督徒更加重视宗教信仰。

CFPS 2012的数据显示,在评价宗教对自身的重要性时,69%的基督徒认为宗教对自身“很重要”,其次是穆斯林(57%),佛教徒和道教徒认为宗教对自身“很重要”的比例很低,佛教徒比例不及三成,道教徒不及五分之一,与此相呼应,自认为信仰佛教的人有接近三分之一认为信仰“不重要”,其在有宗教信仰群体中此项排名最高。相比之下,仅5.5 %的基督徒认为宗教信仰“不重要”。这一数据表明,基督徒更重自身的宗教信仰。

其次,委身程度高的基督徒在绝对数量上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CGSS 2010和CFPS 2012均提问了宗教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两个调查一致反映出声称自己信仰佛教的人中接近40%者几乎不参加宗教活动(“一年少于一次”),又有至少40%的人一年仅参加一次或几次,只有15%-20%的佛教徒能够坚持每月至少参与1次。信仰佛教者通常会在农历的初一、十五礼佛,这15%-20%的人大概能被称为比较虔诚的佛教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半数(54%)的基督徒坚持每周参与一次或几次宗教活动,这些人可以被视为高委身程度的基督徒。尽管佛教徒的总体规模三倍于基督徒,但考虑到经常礼佛的佛教徒比例不及经常去教堂的基督徒的三分之一,因此,可以大致认为虔诚的基督徒在规模上与虔诚的佛教徒不相上下。

其三,组织化的基督徒在规模甚至高于组织化的佛教徒。

在中国,人们信仰某一宗教不一定意味着会加入该宗教的组织或团体,而在这个方面,基督徒相对于其他宗教群体体现出了相对较高的组织化程度。1%的基督徒加入了宗教组织,具有组织成员身份;穆斯林(16%)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只有2.5%的佛教徒回答自己加入了宗教组织。CFPS 2012的数据表明,虽然自认为信仰佛教的被访者三倍于基督教信仰者,但是具有成员资格的基督徒比例却十倍于有成员资格的佛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组织的基督徒比有组织的佛教徒在数量上或许更多。

最后,基督徒在局部地区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佛教徒。

CFPS有五个具有抽样自代表性的“大省”样本,基督教传播迅速的河南省恰好是其中之一。据其统计的河南省分城乡居住地被访者的宗教信仰分布。从中我们看到,河南的基督徒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在河南农村,声称信仰基督教的被访者比例(6.9%)已经超过佛教(5.9%)。据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分布格局。

综上所述,撇开基督徒人数的争议,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基督教在我国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从数量上来讲,我们虽然只能估计其规模的大致范围,但基督徒的规模仅次于佛教在数量上位列第二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此外,从信徒的组织化程度、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进行综合评定的话,基督教已经成为汉族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

当代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和社会特征

接下来,我们试图回答基督徒具有怎样的人口和社会特征。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具体探讨基督徒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婚姻状态、城乡居住地等人口分布特征,以及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或社会地位。为了突出基督徒的特征,我们也同时描述了无信仰群体和其他主要信仰群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特征,以便与基督徒比较。

在这一部分的描述中,我们主要使用CGSS 2010数据,该调查提问的宗教信仰的类型分为10类: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拜妈祖、关公等)、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但实际调查中,没有被访者选择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在所有选项中,选择佛教、民间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相对较多,而信仰道教、天主教的个体较少,不足30人,根据统计学常识可知,百分比过少可导致统计估计有偏,因此,我们将道教与民间信仰进行合并,在分析样本中排除天主教。最终描述的信仰类型仅包括五类:无信仰、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

根据CGSS 2010的数据,我们发现:基督徒以女性居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通常都会比男性更容易信仰宗教。但中国基督徒的性别差异之大让人印象深刻。CGSS 2010 的数据显示,接近70% 的基督徒是女性,男性只占30% 。女性基督徒是男性基督徒的两倍有余, 这说明基督教在我国大致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宗教。相比之下,虽然伊斯兰教和佛教中女性也较男性多,但其女多男少的程度都不及基督教。

基督徒的年龄偏大。从各信仰群体的平均年龄来看,基督徒和佛教徒的平均年龄最高。或者换种方式,将人口划分为五个年龄阶段,30岁以下(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岁及以上,依此描述各信仰群体的年龄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教中60岁及以上老龄人的比例较高,接近三成;除基督教外,佛教的中老龄人口比例也很高,两者在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与这两个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教徒的年龄结构明显偏年轻。

男性基督徒的在婚比例更高。我们将被访者的婚姻状态简化为在婚和不在婚两类,并分男女统计了不同信仰群体中不在婚者的比例,这里的不在婚状态包括单身、离异和丧偶。如果以无信仰人群作为参照,我们看到除道教/民间信仰外,有宗教信仰群体女信徒的单身、离异、丧偶比例均要高于无信仰群体,该比例最高的是佛教徒,女佛教徒中有接近23%处在单身、离异或丧偶的状态,其次是伊斯兰教,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跟无信仰女性接近,两群体差异并不显著。但从男信徒的在婚/不在婚状态看,除了佛教徒外,其他宗教男信徒的在婚比例都高于无信仰男性。因此,在婚姻状态上,我们并未发现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相较于无信仰人群更高,但发现男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略低于无信仰人群。

基督徒居住在农村的比例略高。不同地区的宗教类型结构有一定的差异,穆斯林、佛教徒居住在城市的比例较高,而基督徒居住在农村的比例略高,超过一半的基督徒居住在农村。此外,道教/民间信仰群体中居住在农村的信徒也较多。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基督徒在整个中国社会分层中所占据的位置。

宗教与社会分层一直是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宗派林立的美国社会,社会阶层决定宗教归属的现象十分普遍。我国的宗教兴盛程度不及美国,教派分化程度也远远不如美国,相关的研究很少。所谓我国基督教信仰群体有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盲多)的说法涉及到了宗教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关文化基督徒、文化佛教徒讨论似乎都在将宗教信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但总体而言,系统的有关中国宗教与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有待充实。

下面仍使用CGSS 2010 数据初步分析基督徒和其他几个信仰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个人收入是最直接反映人们的经济地位的指标。基督徒的个人收入最低,次之为穆斯林和道教徒/民间信仰者,均显著低于无信仰群体。相比之下,佛教徒的平均收入最高。

教育水平反映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既是社会地位传递的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机制。我们既统计了各信仰人群毕业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分布,也计算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无信仰群体,而基督徒的教育水平在其中最低。

CGSS 2010数据显示,基督徒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足8 %,而同时又将近四分之一的教徒为文盲/半文盲。尽管基督徒的年龄结构偏老,而中国老龄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但这并非完全是由于年龄结构造成的,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佛教徒的年龄结构也偏老,但佛教徒却是在四个信仰群体中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当然,佛教徒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一方面仍显著低于无信仰群体,另一方面其两极分化明显:佛教徒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宗教群体,而其文盲/半文盲比例也非常高,与基督徒不相上下(两群体此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职业地位是衡量成年人在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主要指标。一般来讲,职业代表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反映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拥有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长期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比收入更为稳定的地位测量指标。目前对职业地位等级国际通行的测量标准有两个,即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国际标准职业声望(SIOPS),前者是对各职业从业者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后者反映的是职业被社会人口的认可和赞许程度。两个指数得分越高,说明该职业的地位越高。需要注意的是,对有工作的被访者,我们选择的是他们当前的职业,对于已经离职或退休的被访者,我们选取的是他们最后一份职业,因此这里的职业可视为是被访者的主要职业。对于从来没有工作过的被访者,我们无法获知其职业及相应的地位得分,因而将至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我们对各信仰群体职业地位均值进行排序后发现,无信仰群体的职业地位最高,其次是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居中,而基督徒、伊斯兰教信徒的平均职业地位较低。

根据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测量出的客观地位并不总是与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相一致。我们还分析了各信仰人群的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有趣的是,尽管无信仰人群在收入、教育、职业地位等客观指标上体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高,但他们的主观地位评价却并不高于有宗教信仰人群。在我们分析的这几个群体中,穆斯林对自己的主观地位评价最高,其次是佛教徒和道教/民间信仰者,地位自评最低的是基督徒和无信仰人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持有不同信仰的群体不仅在人口特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存在层级划分的特点。总体而言,宗教信徒的社会经济地位要低于无信仰人群,而在宗教信徒的样本中,基督徒在许多社会地位指标上都是最低的。需要说明的是,基督徒在社会位置上的相对劣势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其人口特征相联,即基督徒多为女性、中老年人、农村居民。

基督徒的社会心态是否更积极?

信仰对信任程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状态有怎样的影响?对基督徒的社会态度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评价基督教的社会影响。我们再次利用CGSS 2010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总的来说,穆斯林、道教/民间信仰群体的社会信任度较高、公平感较高,穆斯林对于生活的幸福度和未来的信心均较高。基督教在这些指标的得分相较于其他宗教群体低,但是与无信仰群体没有显著差异。换言之,基督徒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对社会和国家的不信任、不公平感,或者更低的幸福感,或对未来较低的期望。仅有一个例外,即基督徒对信教的人的信任度极高,在对信教者的信任度上仅次于穆斯林。

但上述结果是否说明基督徒心态更不积极呢?其实不然。因为通常来讲,人们的主观态度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描述中我们看到,有宗教信仰群体普遍地位不及无信仰群体,但是,在主观地位的评价上,以及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上,伊斯兰教、道教及民间信仰要高于无信仰群体。

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基督徒在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和精神健康上高于无信仰人群,但是鉴于该群体在收入地位、教育程度上普遍较差,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与无信仰群体却相当(没有显著更差),这说明信教对人心态的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社会心态的关系。我们发现,与无信仰人群相比,宗教信徒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心态之间关系的强度更强,在线性关系中就是斜率更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能够更大幅度地提高教徒的积极心态。换言之,信徒比无信仰人群更“知足常乐”。

对基督徒而言,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信徒中,他们的积极心态得分不仅高于同一地位的无信仰人群、佛教和穆斯林,甚至高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中上水平的基督徒,其积极心态得分也是要高于无信仰人群和佛教徒,但次于穆斯林。

总的来说,包括信仰基督教在内的信徒,在社会分层较底层的一端和在中上地位者的心态比无信仰人群相比更积极,处在中间地位者跟无信仰人群趋于一致。也就是说,处在社会底层的信徒更坦然,而处在中上层的信徒更知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信仰群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态度的发现的数据是来自于社会综合调查,而非针对宗教群体专题研究数据,这意味着,尽管样本对全国居民有代表性,但不一定完全代表每一个在此分析的信教群体,因为信教群体的分布可能有一定的区域集中性。另外,信教个体的样本量较小,这也会影响统计结果的稳定性。因此,我们解读相关结论时要非常小心。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CGSS和CFPS数据的分析,本文初步探讨了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涉及基督徒的规模和格局、人口及社会特征、社会心态。近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已经成为学界争讼不休的话题。基于CGSS和CFPS的数据,我们给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数量的区间估计。

我们用五种方法对2010年我国基督徒的人数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基督徒占我国成年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1.93%至2.2%之间,相对应推算我国成年基督徒大致在1400万到1600之间,全国基督徒总规模为2568万至2936万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点估计,我们认为2010年我国大概有2600万基督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估计就绝对正确,而是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最能接受的一个判断。实相的找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路途中,我们需要不断的积累数据和改进测量工具,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心平气和的讨论。

从规模上,基督教在数量上已经成为我国汉族地区第二大宗教,仅次于佛教。然而相较于佛教,基督教的活动更为绵密、组织化程度更高、信众对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也更高。在某些地区,如河南农村,基督徒的规模已超过佛教徒的比例。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

总体而言,基督徒在中国社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女性和中老年人,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文盲/半文盲、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平均而言,基督徒的收入和职业地位都较低,不仅低于无信仰群体,也在许多指标上低于其他宗教群体。但是,即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与无宗教信仰群体却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在底层的基督徒较之无信仰群体拥有更积极的心态,而社会经济地位处在中上层的基督徒也表现出了更知足的心态。

在《工厂工人与传道者》一书中,波普发现工人们有一种视贫穷为圣恩、以宗教地位代替社会地位的倾向。工人们认为自己虽然物质生活不如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拥有真正重要的东西:宗教。波普的分析能延伸到中国吗?更细致的研究有待来者,有待来日。

本文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原题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现状管窥:基于CGSS和CFPS调查数据”。篇幅所限,文章有删节,注释从略,学术引用和讨论请参见纸质版。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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