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对抗正在觉醒?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时间: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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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巴马政府2010年6月发布《国家航天政策(NSP)》报告时,1许多观察家指出,与其前任的国家航天政策报告相比,措辞风格完全不同。特别在国家安全航天政策领域,这种差异尤为明显。布什政府NSP报告曾经明显偏离其前任的NSP措辞风格,因此被批评“过度国家化、过度侵略性”,这也让人有种感觉,奥巴马政府决意扭转布什政府给人的印象。因此,2010年的NSP及其2011年的《国家安全航天战略(NSSS)》两份报告在措辞上都有所软化。 Hitchens和Johnson-Freese称其为“战略自制”,并将“战略自制”定义为:“放弃进攻性能力建设,期望缓和盟友和潜在对手的行为”。2

然而,美国另一次重大国家安全航天战略的转变似乎正在悄然浮现,它起于2014年中期,而且官方也并没有更新NSSS。根据官方的说法,以“战略自制”为特征的战略已经失败。3因为,中俄两国持续进行航天对抗能力测试,并且于2013年达到全新水准。因此,美国现在决心采取主动反应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最近,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将这种战略称为“航天对抗的觉醒”。4

虽然美国这种新战略的各种要素已经被公开地广泛讨论,但仍然没有对这次战略新定位及其涵盖内容的全面评估。本文使用公众可知的公开信息,分析引发这次战略转变的事件,描绘该新战略的基本要素,突出分析他们的目的。最后,作者还试着讨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航天战略的前因后果。

一、触发事件

美国国家安全届对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ASAT)和其它航天对抗能力的警告不是新话题。ASAT武器早在冷战时期就存在,但因为军事和情报的航天资产主要用作战略目的,双方都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克制,至少在将ASAT武器实战运用问题上是这样,因为这被认为影响战略稳定。然而,随着常规作战对航天资产的高度依赖,这种态势在发生变化。

2001年,国会委任的委员会在对美国国家安全航天管理和组织进行评估时警告,美国存在“不断增长的对卫星的依赖、卫星系统的漏洞及对卫星可能遭受攻击”风险,并将其描述为“航天珍珠港事件”。52007年中国的ASAT测试及其随后几年航天对抗能力测试,增强了这种风险的可信性,让人们相信,不久的将来“航天珍珠港事件”是可能的、真实的。

但直到最近,大多数专家的担心都还仅是低轨(LEO)航天资产,在该轨道上停留的都只是战术资产。战略卫星,比如说早期导弹预警或者战略通信卫星,大部分都位于同步轨道(GEO)和高椭圆轨道(HEO)。因为战略卫星与核作战有紧密关系,潜意识中人们都认为美国的GEO和HEO是安全的、不会被攻击的。但这种思维定势在2013年发生变化。

(一)自2013年以来中国近GEO火箭发射

2013年5月13日,中国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亚轨道弹道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火箭。该火箭没有投送任何载荷,但发射后9.5小时,该火箭上的物体通过印度洋上空再入地球大气层。这些事实每个人都了解。

中方宣称,此次发射是科学实验的一部分,用来研究地球磁气圈。据报道,该火箭向10000公里高度投送了某个载荷,并在该高度释放了钡粉。6与之相反,美国防部则宣称,火箭几乎抵达地球同步轨道,后来认定它超过了30000公里。据推断,该事件可能是“地球同步轨道航天对抗任务相关技术测试”。路透社援引匿名美国防部官员声称,中国这次火箭发射是全新拦截器的首次测试,可以用来破坏在轨卫星。

基于这些公开可用信息,两位美国学者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来自相关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David Wright根据火箭越过印度洋上空的再入地球大气层弹道,计算了该火箭的可能弹道。他认为,此次发射肯定达到了23000~36000公里的海拔高度。来自安全世界基金的Brian Weeden研究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附属设施的商业卫星影像,发现在此次发射前,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某个发射点出现了军用“运输-起竖-发射”车。根据Weeden的说法,“现有证据强烈显示,中国2013年5月13日的发射是全新直升式ASAT武器系统的测试”,被设计用以在深空轨道上布置动能杀伤器(KKV),它能够达到中轨道(MEO)、高椭圆轨道(HEO)及地球同步静止轨道(GEO)。

(二)俄中卫星交汇对接操控

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俄罗斯都在LEO和GEO进行了一系列可机动卫星测试。2010年六月,中国向LEO发射了实验卫星,不久它就围绕着中方另外一颗卫星执行了几次向后机动,包括潜在的两个卫星间的物理接触。2013年七月,根据官方新华通信社消息,中国发射了另外三颗实验卫星,用来测试在轨卫星服务技术。在它们发射不久,就执行了数次交汇和对接操作(RPOs),运用机器人手臂是这些操作的重要特征。俄罗斯在2013-14年进行了四次发射,将可机动卫星投送到轨道上。其中的两颗卫星机动、接近释放了这两个卫星的火箭,其中的一颗甚至撞到了火箭。另外一颗卫星被放到GEO轨道,并数次改变自己的位置,将自己定位到靠近美方商业卫星的位置。

虽然中方多次保证,它们的在轨机动是为了测试卫星维护和主动残骸回收技术。美国防官员提出质疑,认为中方真实意图是“伸手触碰其他国家的卫星”。在2015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指出,这些在轨机动,就是潜在的“瞄准美国航天资产的共轨反卫星系统,双用途的技术本质和中方隐秘地掩盖这些测试行动,都暗示着中国也在利用这些测试发展共轨反卫星技术”。Brian Weeden还检查了俄罗斯这些机动测试实验,认为它们大多数都是维护和检查技术的测试,但也暗示,无论如何它们都将携带潜在的ASAT能力。

二、反应

因为公开可用信息的不足,并鉴于这些事件双用途的本质,不可能明确的确定这些行动后面的真实意图。然而,鉴于GEO和HEO轨道现在已经在中国和俄罗斯航天对抗能力的范围内,即使不考虑它们的意图,这些事件也足以让美国国家安全航天界产生“相当的恐慌”---语出 Hitchens 和 Johnson-Freese。对早期导弹预警或战略通信卫星的攻击,它们都是美军核威慑与C2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现在成为非常现实的想定。

据报道,这些担忧被通过各种方式提交到奥巴马总统桌上,总统认为“这完全不可接受”,并指示他的团队,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导致2014年“航天战略能力包评估(SPR)”。这是一场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的机密演习,用以评估当前威胁环境,推荐采取行动减少美国的漏洞的建议,包括来自参联会、国防部、国务院的意见都得到收集。根据空军负责采办的部长助理办公室航天项目主任Roger Teague中将的消息,SPR达成了三点结论:一、识别航天威胁对于空军来说至关重要;二、空军必须确保其航天能力能够抵抗侵略性航天对抗项目;三、空军必须反击对手瞄准美军部队的航天能力。后续,本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些结论产生的行动。

三、航天条令和文化的变化

早在1980年代,不论民事或军事学者,都在试图系统的分析、认识航天环境及其军事作战行动的不同方式。David Lupton, Peter Hays, James Clay Moltz,等不同学者发展出好多学派,本文后续分析也遵循了这些学派确立的框架。Lupton于1980年首次将这些学派总结为“避难所学派”、“可生存学派”、“控制学派”和“高边疆学派”。

这些学派的思想可以被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展示太空军事行动的角色和本质的完整集合。在这个集合的一端,太空是个避难所,其军事资产可以用来稳定核大国间的僵局。在此理论指导之下,核大国不部署攻击性航天资产,也就不会爆发热战,如果有热战,那将让航太资产带来的好处处于风险之中。在该集合的另一端,太空是高边疆。那里是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拥有在太空对抗的全谱能力是基本要求,当然这种能力也包括为投送地面力量而建的天基资产。在该集合的两端之间,有“可生存学派”--它不仅认为航天系统具有不可避免的、易遭攻击弱点,也在强调其对支援地面作战的价值;有“控制学派”---它认为航天冲突不可避免,鼓吹必须确保己方航天行动自由,拒止对手利用航天能力,也就是说既要发展防御性能力,也要发展进攻性能力。

然而,政府从来没有为这些学派的任何一方背书,也没有参与对他们的公共讨论。但最近有所不同,美国官方的声明暗示,他在考虑使用这些术语,而且可能倾向学习“控制学派”。时任国防部长Ash.Carter于2016年任职听证会上的证词是这种迹象的最佳展示:

过去的一段时间中,航天被看作是避难所,但新浮现的威胁非常明确的说明,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我们必须为冲突将要拓展到太空做好准备。

如果太空被认为是作战域,那么军队就必须相应的适应这种思维方式。John Hyten将军,现任战略司令部司令在最近的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上的证词上强调了这一点:

太空是作战域,就像天空、陆地、海上和网络空间一样。我们必须正规化我们思考太空的方式、在太空作战的样式、描述太空的理念。因为很多原因,航天非常独特,但支配其它军事作战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太空。

该声明鲜明地反映了美军对航天作战军事思想的焦点正在转变。美军军事思想不再将太空认定为没有冲突的环境,在那里曾仅需要考虑自然因素;而是将太空认作是作战域,在那里必须能够应付来自自然环境和敌对对手两方面的因素。

尽管美国高层领导已经达得出述结论,但整个武装部队并没有。因此,军事领导层正在努力顺着指挥链向下传递这种理念。2016年6月,Hyten将军,时任美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授权发布名为《航天任务分队(SMF):为明日发展航天战士》的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写道:

为确保我们的部队在新现实面前作战,空军航天司令部必须转型我们的文化,为我们航天力量自由作战培养有关专家和必要技能。如果有必要,在太空这个全球公域防御他们自己。

航天任务部队(SMF)建设将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部队训练,二是部队呈送。首先,为训练航天战士,空军航天司令部制定了“战备航天乘组项目(RSP)”,目的是打造能够在动态、多样的威胁面前执行联合作战司令部赋予任务的力量。其核心是高级训练,Hyten将军将该高级训练界定为:精心设计的正式训练需求,用来提升SMF的能力、知识和职业素养,确保在激烈竞争、部分降级、作战受限的环境下完成使命;其次,SMF呈送概念,它与前述训练概念不同,目的是要将航天作战能力呈送给联合作战司令部。在考虑到联合作战司令部可用部队或战备准备各不相同的条件下,提升联合作战司令部对航天作战的理解,向他们提供透明式的航天作战运用能力,将RSP打造一个有效的、可持续的、轮换部署周期,呈递给联合作战司令部使用。

四、技术能力的变化

为了满足激烈竞争、部分降级、作战受限的太空环境带来的挑战,美军也在巨额投资保护其关键航天基础设施。为了这个目的,国防部已经在2016-2020国防预算中从其他项目中筹措50-80亿美元,用于发展“航天保护”项目。这些项目紧随SPR的三个结论发展而来,最重要的几个能力包括:

(一)航天态势感知

美军最重要的能力是探测、跟踪、描述空间目标并构建空间目标目录,这也称为航天态势感知(SSA)。这样的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跟踪天空残骸,可以用来在探测到两个物体接近时发布避碰告警,还对探测中俄在2010、2013、2014年进行的交会对接测试行动(RPOs)至关重要。根据2013年参联会更新的航天作战条令,SSA是执行航天作战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它是描述航天作战所依赖的航天环境必不可少的现状信息和预测性知识。

尽管由位于范登堡空军基地联合航天作战中心(JSpOC)操控的美国航天侦察网络(SSN)是世界上最先进的SSA系统,然而它仍受一些限制,包括传感器地理分布导致的覆盖不足和传感器老化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空军采取了几个步骤,比如,将其全新太空监视望远镜部署到西澳大利亚,以强化传感器更好覆盖南半球;建设全新的S波段太空篱笆,这是个位于南太平洋的雷达系统,相较于原来的SSN,能够跟踪几乎十倍数量、1/2尺寸大小的太空目标。该太空篱笆项目计划于2018年战备值班,2016年9月已经得到足够的预算并正在按计划进度建设。

美军另一个更有趣的SSA系统是“同步轨道太空态势感知项目”(GSSAP),这是由四颗可机动卫星组成的星座,任务是观测同步轨道(GEO)物体,前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William.Shelton将军给他打了个“太空邻居观测哨”的标签。在美军新战略下,GSSAP项目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项目曾经是高度保密的项目,目前则已经公开,为的是威慑美军对手,不要在GEO轨道执行敌意行动。正如Hyten将军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

我们公布该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想让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固定资产,我们正在严密观测GEO轨道,在那个轨道上你再也做不了那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事了。

(二)韧性

美军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让太空系统更加具有韧性,让他们能够在激烈竞争环境下持续行动。早在执行SPR评估之前,太空韧性的重要性已经被充分的意识到。最开始,太空韧性主要强调“解聚”这一概念,空军航天司令部将其定义为:将天基任务、功能和传感器离散分布到多个系统,让它们横跨一个或多个轨道飞机、平台、宿主或域。在一份2013年的白皮书中,空军航天司令部承认,以往和现在的航天系统在设计过程中没有考虑潜在的威胁,因此,能承载多任务载荷的大型、复杂、昂贵系统的设计理念正在凸显、演进。然而,在竞争逐渐加剧的太空环境条件下,相较于对手来说,这样的系统容易变成明显的目标,变成航天资产的弱点,这也是该设计理念不再可行的原因。因此,美空军航天司令部经过内部争论后,增加了“解聚”概念在航天系统设计中的角色。

然而,SPR评估之后,“解聚”概念的角色不再过分强调。与之相反,美军决定聚焦更加广泛意义上的韧性措施。Hyten将军在最近参议院武装部队听证会的证词中解释说:

我们真正寻找的是更加具有韧性的战斗星座和能力,它们将能够经受住未来任何假定威胁的考验。这包括构建新的架构(有点解聚的意思),并将他们与其他选择(比如防御性能力)集成到一起。然而,纯粹为解聚本身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

为了澄清韧性这一概念,负责国土防御和全球安全的副部长办公室在2015年发布了另一个白皮书,其中明确了六项措施增强航天系统韧性。这些措施,与其它额外的措施或能力一道,能够被单独或者合并运用,形成作战任务保险。

然么,问题就在于美军如何打算去实现这些措施。去年四月,空军航天司令部宣布了《航天企业化构想(SEV)》。这是个机密计划,用来改编其航天系统适应新的威胁环境。在宣布SEV计划的新闻发布会上,空军强调“航天域”面临不断增长的威胁时,需要整个国家安全航天界共同界定如何反应。SEV也引入了名为“韧性能力”的新概念,该能力用以衡量企业化航天力量怎样更好的应对已知全谱威胁、更快的采取措施对付未来威胁,与此同时还要能够持续的向联合或合同战士交付航天效果。这一概念将被用在未来航天系统的计划和管理过程之中,要替代之前所用的“功能可用(Functional Availability)”概念,现在看,“功能可用”这一概念已经不能足够应付对航天系统的威胁。

根据空军航天司令部Nina M. Armango中将的说法,具体措施包括解聚未来早期预警和通信卫星的战术和战略要素,增强现有系统的机动性和推进能力,减少成本、减小发展中级任务的时间,提升SSA和战斗管理能力。其它的措施包括增强与商业及盟友伙伴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增加分布式程度、强化多样化、拓展韧性要素”。2014年9月,国防部和战略司令部共同宣布“合同航天作战(CSpO)”倡议,这是个在美国、澳大利亚、加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用以“加强威慑、增强韧性、优化资源”。新西兰加入该备忘录并于2015年十月主办了首次(CSpO)倡议正式会议。

(三)进攻性能力

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航天战略的最大不确定点是“是否囊括任何进攻性能力,以在太空展开战争”。鉴于很多航天系统自身固有的双用途本质,同时,鉴于在美国内部或在国际层面上对“太空武器、太空中的武器、太空武器化”等概念的界定存有巨大的争议,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美军官方态度更是含混不清,或者在描述这些能力时使用隐晦的术语,比如“进攻性航天控制”或“主动防御”,亦或者根本不愿意讨论这些能力。最近,Hyten将军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美国需要采办进攻性系统,应对对手持续增长的航天对抗能力。

然而,美国官方还在持续强调,美国对在太空打仗不感兴趣,因为在那样的事件中将失去所有。美方在认定对其航天系统的任何攻击都是不可容忍的行动、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同时,也暗示报复措施将发生在不同的域、采取非军事手段。另外,Hyten将军在2015年的采访中声称,如果美方要发展进攻性能力,它将仅仅采取那些不会产生任何太空残骸的方式。

当然,尽管美国在主动打一场太空战的方面表现出很少的兴趣,它却拥有这样做的能力,包括公开承认的“反卫星通信系统来阻塞卫星”,还有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已经在2008年被测试用来破坏一颗美国卫星。那次测试中目标卫星因处于低轨道高度,没有产生的长久太空残骸,但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全新的SM-3 Block II A拦截器已经在2017年2月通过测试,他将拥有更远的射距,能够打到任何低轨道卫星。这也就让人高度质疑Hyten将军2015年的声明。

五、组织和管理上的变化

SPR的结论发现不仅给美军带来理念和技术能力的改变,而且还让美军组建了新的组织和管理构架,用来支撑、实现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航天战略。这些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最惹人关注的是国家航天防御中心(NSDC)的组建,之前它被称作“联合跨部门合同航天作战中心(JICSpOC)”。2015年9月它被宣布是个实验性的中心,用来开发、测试、验证并集成新的航天系统、战术、技术和程序,支援国防部和情报界的航天行动。正如国防部副部长Bob Work简单的对它的概括那样:

它是被设计执行面对威胁攻击条件下的航天星座的战斗管理和指挥控制,它必须与那些攻击威胁全程斗争,向联合部队提供它们所倚重的航天支援。

根据Hyten所说,NSDC已于2016年11月执行战备作战。

关于NSDC的重要问题在于,它涵盖了军事和情报界两大领域。传统上,这两个部门相互独立,因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任务和客户。军方几乎维护这所有的“白”项目,比如,它们是机密项目,但一般公众都了解这些项目。但情报界几乎运营这所有“黑”项目,比如,一般都是隐秘项目,它们的存在也不被公众所知。根据Dwayne Day的话,情报界航天项目监管更简单、制度更少,情报界负责执行航天作战的国家侦察办公室(NRO),是美国政府内现存最大、最隐秘的情报组织。鉴于这些原因,情报界对于讨论与军队联合指挥控制其航天系统并不情愿。据报道,国家侦察办公室甚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拒绝组建NSDC,但最终还是向这种压力低头。因为NRO的悠久隐秘性和独立性传统,它已经屈服这一强烈信号也标志着美国已经意识到了对其航天资产的威胁程度已经多么严重。

另一组织上的创新就是联合航天条令与战术论坛(JSDTF),该论坛也包括军事和情报两大部门,并由战略司令部司令和NRO主任联席主席,每季度举行会议,首次会议在2015年早期举行。来自战略司令部的消息称,JSDTF作为增强军方和情报界航天协作和协调的关键连接点,目标是推动发展战术、技术和程序,方便信息共享,包括通过演习增强信息共享、发展条令、共享经验。

在航天管理这个方向,国防部创建了首席国防部航天顾问(PDSA)这个新职位,并由空军部长担任。在2015年宣布创立PDSA职位的备忘录中,Bob Work副部长提到,该职位将替代国防部航天执行代理(EA),之前的航天执行代理这个职位也由空军部长担任。航天执行EA过去负责协调国防部范围所有航天利益攸关方,向国防部领导层提供基于共识的建议,但Work承认,基于共识的系统不是最佳的组织方案。PDSA被赋予非常广泛的职责,包括作为国防部领导层和几个主要部门单位的首席航天顾问,监管所有部门的航天事务,推动制定国家安全航天战略,承担国防部航天委员会主席,执行年度性航天战略态势评估等等。

根据该备忘录,创立PDSA职位的目的是以“加强任务能力包授权和职责,统一混乱的、相互抵触的部门内声音,推动国家安全企业化的中心化的决策”等方式,强化国防部航天企业化的领导力,而目前这些职责分布在不同的角色手中。该措施代表了国防部高层意识到,现有国家安全航天企业化仍然面向的只是个良性的航天环境,此种条件下一系列行为体尚可以相互独立的操作。然而,在激烈竞争的、部分降级的、作战受限的环境下,拥有明确界定的决策授权治理构架非常有必要。

PDSA是否是最终的、最佳的解决方案尚在讨论之中。2016年6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调查、评估国防部航天采办管理。在该报告中,人们发现“国防部航天领导力职能非常碎片化并分布在不同组织之中”,其中竟有近60个政府部门拥有某种职责。该份GAO报告提出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型,从“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允许用更多时间评估PDSA的有效性”,到“组建新的军种--航天军”等等四种模型。但GAO报告并没有提及到底倾向于那种模式。

作为对GAP报告的反应,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Mike Rogers宣布,他将于2017年介绍引入全新的重要努力,重组整合国家安全航天企业化,并将其称为“破坏性的”、“实质性的努力”。2017年四月,他再次宣称,他将承诺领导该努力,并称当前的航天领导体制已经被“打破”。

六、综合讨论

在经过几十年对“军事力量如何介入、使用航天环境”进行争论之后,美军现在开始准备将战争拓展到太空,对于这种战争,美军可能从来不想去打,但无论如何都必须为其做好充分准备。“在太空打仗”这种表述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美国对手迅速增长的能力,谈及在太空展开战争已经称为现今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美国安全航天战略的重整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在这些反弹中,一方面有Johnson.Freese和Hitchens,他们控告政府对即将到来的“太空中的战争”散播恐怖心理,认为当前美国花言巧语、是“复活的歇斯底里”。另一方面,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John.McCain则赞扬国防部最近正在努力对付太空中的威胁,并且在他的眼中,国防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这两种声音之间,据说出现了可信的证据表明中俄正在主动发展ASAT能力,但完整的范围和意图尚不完全清楚。尽管本文作者在对美国新战略做全面评估方面表现的很克制,他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结论性想法和观察。

第一个观察是,未来战争不可避免的拓展到太空似乎已经成为广泛共享的结论,白宫、国会、国防部、国务院和武装部、情报界、工业界,都持有这种看法。新的美国国家安全航天战略获得了两党强烈支持,暗示着它已经是现实。Trump阵营的航天顾问Robert Walker和Peter Navarro辩称,Trump政府将可能追求“以实力换和平”政策,该政策将聚焦“减少漏洞”和“对付浮现的威胁”两个方面,听起来非常像2014年SPR的措辞。另外,两个负责国家安全航天政策的官员,国防部长James Mattis和空军部长Healther Wilson,在各自任职听证会上都表达了对现行美国国家安全轨迹的支持。当前美国国内的反对派还仅限于学术圈和民事领域。

但在太空准备战争的想法必定会引发国际层面的关注,美国的想法在这个层面相当的孤立。几十年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的决议(PAROS),该决议认为“这将防止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危险”,号召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航天能力的主要国家,为和平利用外太空和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避免采取与该目标或相关现存条约相反的行动,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升国际合作这一共同利益而努力。

最新通多的决议有182个国家赞成,四个国家、包括美国弃权。尽管在一些更具体的措施上,比如“中俄关于防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条约(PPWT)”或者俄罗斯的“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决议(NFP)”,已经遇到各种复杂的反应,但PAROS决议明确的表明国际社会不认为未来战争应该拓展到外太空。

因此,美国这种战略转变必将强化并巩固中俄以及其它国家长期持有的对美国控制、主导或武器化太空的恐惧,并由此给他们号召外太空非武器化以新的口实。这很可能引发它们去强化在裁军会议(CD)或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太空(COPOUS)委员会上的努力,带来进一步政治化该实体、并使得在该平台上尽快讨论对该紧迫性问题的建设性争论成为必要。特别是,迄今为止,裁军大会已经陷入僵局近20年,COPUOS的一些成员国已经在努力利用该平台作为论坛讨论安全议题,而另外一些国家强烈反对。随着天空残骸带来挑战的持续增长,一些全新商业航天行动不断出现,以及即将到来的UNISPACE+50进程,COPUOS有大量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迫使它在日程上安排讨论安全议题,很有可能损害这些既定争论的建设性本质。

美国可以采取的、针对这些关切的可能反应行动可以是公布更多的涉及中俄航天对抗能力的机密信息,就如同Brian Weeden或M.V.“Coyote” Smith等学者所要求的那样。这会让美方的指控更加可信,有助于为美方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聚集盟友。这些行动必须在“暴露信息源和采集情报手段所带来的风险”与“曝光美方拥有的中俄航天对抗项目的准确信息”之间做出权衡。当前,仿佛美方不希望收益超过风险,因此,宁愿不去用更多的证据支撑其控诉。然而,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公布一个非保密版的报告,介绍中国国高级武器,其中包括他的太空对抗能力,这可以被看作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有用一步。

太空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肯尼迪总统曾困惑于它能否成为和平之海,抑或成为新的恐怖战场,并鼓吹美国更应该、也必须在太空占据有利位置,在结果发生前做出决定。明显地,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后者已是事实,并开始为其积极准备。就像先前阐释的那样,这不必被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基于具体的证据和真实的军事关切。尽管它或多或少带有自我实现预言的成分。本为作者,因此希望将“可信的、得力的威慑,主动的外交,代表所有行为体利益的自我克制”混合到一起,将有助于维持一个可靠的、安全的、持久和平的太空环境,让它被所有人类在现在或未来所利用、探索。

【译自太空评论网站(The Space Review)2017年5月22日文章A counterspace awakening?Assessing the recent shift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strategy,作者为Maximilian Betmann】

1.Smith (2011): President Obama’s National Space Policy: A change in tone and focus on space sustainability, in:Space Policy, Vol. 27, No. 1, pp. 20-23.

2.Hitchens, Johnson-Freese (2016a):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ime for a Strategic Rebalancing. Atlantic Council Strategy Paper No. 5, 17 June, p.1.

3.Hitchens (2016): A pause button for militarizing space, in: Aerospace America, April, p.

4.McCain (2016): Opening Statement by SASC Chairman John McCain at Hearing on Nomination of General John Hyten to be Commander of U.S. Strategic Command. 20

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Executive Summary. 11 January, p. 12–15.

6.Sankaran (2014): Limits of the Chinese Antisatellit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 8, No. 4, p. 20.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21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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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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