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根源与特点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02期 作者:关贵海,林文昕 时间: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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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一词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广泛驳杂。作为激进社会运动,它常被用来指称19世纪末the people's party 反对垄断资本的运动和20世纪阿根廷庇隆依靠“无套衫汉”的正义主义运动;作为对价值规范的描述,它强调大规模民众参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合理性,是对现代精英主义的回应;作为对社会心理的描述,它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受损人群的负面态度,因而被竞争性选举体制的一派精英用来指责另一派精英的污名和标签。这种现象是人民所喜好的,它以人民主权和多数决为原则,但缺乏对社会的全面、整体性认识,因此,它很少被总结为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

俄罗斯语境下的民粹主义具有研究价值,不仅因为它具有更加丰富的理论、深刻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印迹,也在于在一个多世纪里它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断裂与续存。其中缠绕着几条主线:精英与大众、秩序与革命、知识分子使命等等 它们是过去和现在共同的议题。

各国学者对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研究蔚为大观。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观点有褒有贬;斯大林时期苏联史学界认为,它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有些涉足俄国史领域的专家如圣母大学教授安德烈·瓦利斯基(Andrjet Walicki)、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或者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史学家弗兰克·温吐利(Franco Venturi)、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学者也各有专著或文章专门论述了俄罗斯民粹主义;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现象时,把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作为其中一种典型现象。我国学界着重研究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对列宁主义的形成和苏联与我国革命、建设的巨大影响 例如,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提出毛泽东1953年以后的思想实质上已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引发了关注和讨论。近年来,中山大学夏银平教授从宗教、社会、历史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史研究室主任马龙闪等学者廓清了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演变过程,基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评价提出正确认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阐述它对苏共、中共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和斗争策略的启发,尤其是“超阶段论”对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深刻影响,形成专著。此外还有其他学者的从各个角度研究的文章,著述颇丰,但少见对俄当代民粹主义现象的专门研究。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上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社会的观察,搜集实证数据,着力从历史角度比较民粹主义俄罗斯社会在19世纪和当代的异同,寻找其联系并探究原因。

1“民粹主义”的涵义

在俄语语境下,“民粹主义”一词用来指称的现象有两种:一是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义,其后衍生出拉丁化写法narodnichestvo),这个概念滥觞于19世纪知识分子发起的试图遵循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依托村社制度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二是популизм(平民主义,是根据populism衍生出的斯拉夫化写法),译法和涵义比附欧美学界对美国、拉美、西欧等地区社会现象的研究,被俄罗斯学者从西方“拿来”用以描述当代俄罗斯反精英的社会政治形态。

在the people's party 运动现象进入研究视野后,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是“平民主义”(populism),此后,这方面研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发生萨托利所指的概念“游移”和“延展”,泛化到许多其他区域,包括回到俄语语境,甚至囊括了“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所指称的现象。

以赛亚·伯林和理查德·派普斯的考察在语义学上为这种泛化寻找根据:英文“populism”一词正是从“narodnichestvo”的俄语原词翻译而来,词根“narod”(人民)相当于德语的“volk”,而形容词形式“narodnyi”相当于“demo-cratic”“popular”的意思。据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俄罗斯19世纪民粹派和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作为激进运动“有很大的差异”,但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心态,都冠以“人民”的主张、活动、手段,仍将二者并论;牛津俄语词典里“populism”词条的解释也是上述两种涵义兼具。

在实践中,the people's party 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兴起,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Paul Milyukov)在1895年已使用“populist”来描述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一派知识分子。至20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伯林和派普斯等学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混用“populism”来描述19世纪俄罗斯的激进运动和思潮。

细究前者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则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彼此独立,其目的、手段、理论各异。

按照列宁的划分,狭义的民粹派运动是指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下的19世纪60、7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土地和自由”运动和“民意党”人以暗杀为主的活动,也称革命的民粹主义、旧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拉甫罗夫(P.Lavrov)、巴枯宁、米哈伊洛夫斯基(N.Mikhaylovsky)、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Bervi-Flerovsky)等出身平民的政论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的论述,后来被称为经典民粹主义理论。其中,“到民间去”运动是平民知识分子基于巴枯宁和拉甫罗夫的依靠农民、通过宣传鼓动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理论的一次唤起人民的尝试。此后,出现了第一个民粹派的革命家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因为对恐怖刺杀行为有意见分歧,分裂为普列汉诺夫的“黑土平分社”“劳动解放社”和民意党。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和之后沙俄当局的镇压结束了这一段时期的民粹派运动。广义的民粹派还包括列宁所指的“自由民粹主义者”“新民粹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80、90年代占了上风,活跃到20世纪前20年,主要观点是放弃武力革命而转向合法斗争,以村社抵抗资本主义和向农民补“道德课”代表人物是米哈伊洛夫斯基(N.Mikhailovsky)、丹尼尔逊(N.Danielson)、沃龙佐夫(V.Vorontsov)等。它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后陷入低潮,但部分主张被社会革命党继承,并在土地社会化和自由民主政治纲领里体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们退出历史舞台。

除按阶段划分外,俄罗斯学者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左翼和右翼,斯拉夫式和西方式,宗教式和无神论式等各种民粹思想”;苏联学术界以温和(自由)和激进来划分民粹主义,后者按照程度又可分为保守的、改革的、自由-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政府的。

如前所述,在俄语语境下,与“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相比“平民主义”(populism)是个新概念,用来描述当代俄罗斯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暗指它是通过迎合人民来赢得竞争性选举的工具,或执政集团借以掩饰国家和公民的隔阂、维持现状的手段。

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针对被认为长期垄断权力、财产、教养和文化的统治阶级,大众怨愤于他们所施加的社会秩序,就存在着民粹主义”。艾塞克斯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强调,“民粹主义开始于大众民主元素表现为支配集团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时”。以赛亚·伯林将民粹主义分为“适当的民粹主义”和“虚假的民粹主义”,前者含有民主的平等主义冲动,因为它反对贵族、反对等级制度;后者是某些民粹主义情绪的动员,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精英政权。

民粹主义和平民主义尽管有不同时代背景,但首先都是俄罗斯精英试图替代人民大众发声,如迈斯纳所说 民粹主义“不是农民的思想,而是自认为代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试图表达农民大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在这个意义上苦恼于是否足以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因为他们自觉并非人民的一员;其次,都凸显了平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民粹”意为将人民视为“精粹”,是出于平民崇拜“把人民看做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

因此,俄罗斯民粹主义是植根于现代化发展的不对称、出于平等主义冲动、基于人民领导权高于精英的逻辑,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潮。借用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的界定,这里作为价值理念的“人民”,“非指专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而是一种表面上与政治建制、社会主流思想价值对立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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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罗斯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由于理论来源驳杂、组织体系经历多次变化并形成众多流派、主张和实践,因此,民粹主义的范围并没有公认的界定。

(一)19世纪俄罗斯民粹主义

对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称谓,最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常混用,直到“随着‘土地自由派’的出现,他们才称呼自己为‘民粹主义者’”。苏联历史学界继承了列宁的观点,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界定主张土地社会化、平均制度的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但认为他们不属于民粹派;以赛亚·伯林承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别林斯基农民革命理论影响深远,但否认他们属于民粹派;普列汉诺夫不承认强调思想和舆论准备的拉甫罗夫一派为民粹主义者,且自身的思想和主张也经历了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别尔嘉耶夫认为主张精英分子密谋而敌视无政府主义的特卡乔夫并非典型民粹派;主张暴力和恐怖刺杀的the People's Will in Russia更是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

虽然体系繁杂,但19世纪民粹派运动总体上仍能归纳出一些基本表现,按照列宁的经典论述,民粹派“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制度,因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从道德至上角度信仰理想化人民和理想化村社。俄罗斯民粹派“心灵类型是道德化的,它对世间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这群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得到知识是因为人民被剥夺了体魄和思想的灵巧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因此,必须向人民“赎罪”。而人民在道德上是纯洁无暇的,“单纯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于恶劣建制的摧残”,人民中“潜藏着真理”。村社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渗透到“人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是自然历史遗留的“人民的本源”它“是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原则的内部天然合法的民权保护者”。

2.藉由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然村社具有契合人民本性的高尚,是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俄罗斯又“尚未走上放任工业主义之路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就能够“可以发挥智慧与意志而避开工业主义的命运”,以村社制度为桥梁,发挥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精神”,避开资本主义的罪恶,建设社会主义。

民粹派承认“基础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的村社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但它如同处在十字路口,具有走上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如果革命“及时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挡住它的潮流”,那么,“在很好的照管下我们现在的村社将会逐渐转变为村社———公社”,“通向共产主义的王国”。

(二)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

在当代,总体而言,民粹主义在俄罗斯并未成为主流思潮,民众对“民粹”一词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在杜马中也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典型民粹主义政党。但是,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其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包括以下几点:

1.攻击现有俄罗斯建制的缺点。这常体现在在野政治人物与政府的博弈里。例如,在苏联末期,叶利钦谋求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总统职位、与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反对苏共“花名册”特权制度,以刚正改革者 说话算话的大国家长形象赢得了好感。

俄著名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内深谙公众对俄罗斯腐败问题的不满,经常发布一些揭露报告,其对象包括现任高级官员。2017年3月,他声称总理拥有多处秘密别墅、与寡头过从甚密等等。他还称“统一俄罗斯党”是“骗子和小偷”的政党,并且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主页上动员人们选出最能代表“统一俄罗斯党”的歌曲。

2.摒弃复杂的政治设计。从叶利钦时期开始,魅力领袖试图与民众建立起直接联系。相应地,民众也乐于直接诉诸最高领导人,心理上更依赖于非机制性手段而忽略科层机构。例如,电视节目“普京连线”是已经机制化的总统与民众直接联系的平台 社会影响十分广泛。

领袖和民众的直接联系机制衬托出科层体系的相对低效、冗余,放大它的缺点,甚至能够直接左右官僚的命运。在2016年普京连线直播里,萨哈林州的渔业公司工人向总统抱怨工资问题并希望州总检察官能有所作为,后者果真在半个小时之内便针对该案件提起刑事诉讼;鄂木斯克州的公民向普京抱怨当地政府对糟糕的道路交通状况不作为,于是当地政府官员在节目里立刻保证将修好21条道路。

对政治生活的简单化操作促进了魅力领袖树立权威。据调查,民众对普京本人的支持率高于任何同期的总理、政府和议会上下院机构,特别是在他担任总理时的民众支持率(即便中产阶级群体由于担忧民主化前景而对普京支持率有所下降)也随之超过了总统。此后,随着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2012年再次易位,支持率最高者又变成总统(普京)。政府、议会的支持率远不及二人。

3.推出迎合底层民众、倾向平均主义的政策。在财富分配上补偿“输家”,以期短期内缓解危机或紧张、提高支持率。例如,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叶利钦总统设立总统专项基金;为解决退伍兵待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第二次竞选总统之际,叶利钦签署了老兵法案;为抑制大规模的影子经济,从2001年按照统一税率13%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应对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从2015年开征个人财产税;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线动态管理制度和养老金指数化增长制度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2005年夏,由于社会福利实施货币化改革导致普京的支持率突降到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于是俄政府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当年9月便出台“优先国家项目”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农村四大领域,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同样 可能有损支持率的政策措施会审慎对待,例如,2009年财政部提出要增加30%的酒精消费税,但普京表示拒绝。2016年9月,在长期经济低迷和杜马选举落幕、总统竞选活动拉开帷幕之际,相关部门再次宣布下调伏特加的消费税。

无论是竞选纲领还是主持政府工作会议,普京都强调,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义务。的确,针对普通公民的社会开支不降反增,稳定经济的开支主要投向民生领域,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特别是在2008—2010年间急剧上升了50%,在2010年占比13.6%,远超《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构想》所预测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8%。这当然有助于稳定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但长远看无益于经济转型。

4.与民族主义思潮相呼应。俄罗斯民族主义按照其立场可大致分为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和左翼亲政府爱国主义,均表现出冲突性、排外性。与左翼爱国主义思潮结合的例子有“柳拜”(Любэ)乐队,它用摇滚歌曲宣泄青年人的爱国情绪,颇为流行。一些组织与政府和政党有直接联系,包括由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我们的”(Наши),由统一俄罗斯控制的组织“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гвардия),以及2016年新成立的隶属于国防部的“青年军”(Юнармия)等等,一些志愿者队伍甚至进入乌克兰东部参与当地武装冲突。

右翼民族主义主张在各方面保持俄罗斯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维护俄罗斯族利益,哪怕诉诸暴力。他们提出“俄罗斯人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для русских)“养够了高加索”(Хватит кормить Кавказ)等口号,敌视境内少数民族、外国移民。根据列瓦达中心1992年以来的跟踪调查,该口号得到至少1/3人的认同,2000年以后从未低于50%。2013年,多达78%的受访者表示应该限制外来人口。最典型代表是“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和黑社会性质团体“光头党”,主张突出俄罗斯族的主体地位,更针对前苏联加盟国移民和犹太人提出了“白人至上”的口号。此外,还有因突发事件激起的大规模种族骚乱,例如,2011年高加索球迷被袭击案。据统计,种族主义暴力活动在2007年达到巅峰,造成716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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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

在19世纪和当代的俄罗斯都产生了民粹主义现象,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一)跨越时代背景的共同特征

1.基于人民所喜好的价值观和愿景,声张人民立场。19世纪俄罗斯民粹派运动承接欧洲民主主义的浪潮,反对特权阶层和富人,主张实现人民做主、权利与财富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对弱者、被边缘化、被现代化抛弃的人群的关注是民粹主义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不过,以大众名义喊出的响亮口号和描绘的美好未来常具有空想性,正如企图依靠小农和村社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极具理想化色彩,同样地,精英占据优势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竞选中提出“我们为穷人,我们为俄罗斯!”口号,和诸如“让每个婆娘找到一个汉子”“每个汉子一瓶伏特加”等言论,作为政治家的承诺不切实际,却给社会底层人群以安慰和幻想;他还提出“让跪着的俄罗斯站起来!”的口号,在自己的书里描写在未来让俄罗斯士兵“坐在印度洋海岸边,洗一洗脏污和磨损的靴子”,迎合民众希望国家强盛和扩张的心理。

2.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受损归结于资本主义。民粹派把以村社为代表的土地公有制、集体劳动、财富均分的生产生活方式涂上理想化色彩,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代议制度并造成社会转型、破坏传统道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代价”。同样,在当代俄罗斯社会 普通民众认为自己被资本家、社会精英剥削,没有分享到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认为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容纳广泛的政治参与、不能反映俄罗斯人民的诉求,从而转向“广场政治”,以集体表达方式宣泄对现状的不满,例如2011—2013年俄罗斯民众的数次反政府大规模集会。

不过,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现代化本身。19世纪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终极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实现社会主义;在当代无论是俄罗斯官方还是民众都认同要有强大的国家、有效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他们所反对的 是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对称的两个重大缺憾,即上述现代化成果未能惠及普通民众,精神道德方面同物质方面未能同时进步,也即普京所指出的:“社会行动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国家权力,而在于人民的幸福”“一方面使国家致富,壮大国家的军事工业力量;另一方面破坏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普遍文化水平,这固然可行,但都是邪恶的做法”,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人民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不能享受高等教育、缺乏专业知识,那么,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顶峰”。

3.依靠俄罗斯人民力量达到政治目的。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社会是群众的行动,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群众”。巴枯宁派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民在革命中具有自发性,以为群众一旦行动起来,只要没有干扰,就不需要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领导和指引便能把社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直到“到民间去”运动遭到失败,才“在实践中不得不承认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

当代俄罗斯的大众动员型政治更加明显地凸显“人民”这一群体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民粹主义者能够凭借多数决在民主理论方面的天然合理性达到种种目的。站到街头坦克上发表演说的叶利钦便是凭借民意的力量巩固权力以赢得“府院之争”,虽然后来他并没有实现人民所期望的目标,反而在其任期内形成了一批寡头集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

因此,民粹主义或集结民意对现有执政集团发起挑战;或形成绝对的精英和权威,如伯林等学者所指,少数精英借大众分享权力却不信任大众的能力,反而掌握独裁、更具有侵略性、更强大,“如一切独裁专政,不能自休,有久贪其位之势”。

4.以区分自己人他人的简单逻辑解释复杂问题。在19世纪,“自己人”是农民,“他人”则是官僚贵族、社会上层、“旧文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区分标准是模糊、变化的,一些是根据人的身份进行政治性预判和排斥。核心在于臆想出一个“自己人”的虚构群体,而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是“他人”——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或性少数群体(LGBT)、“侮辱”了传统的艺术家、非营利组织、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俄罗斯腐败官员等等。另一些则是基于地域、血缘、族群、文化传统、大国历史,判定“俄罗斯人”并非根据国籍,而这个标准究竟如何,莫衷一是。

区分“自己人”和“他人”的逻辑在发生对外武装冲突时尤其突出。例如,普京的支持率在2008年8月俄格冲突时期达到85%;再次当选总统后长期保持低位,但乌克兰变局急速攀升,人们觉得国际政治局势令他们骄傲和高兴。

比“自己人-他人”更鲜明的是划分“敌-我”。国家所面临问题必有西方干涉的因素,“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并非新鲜事物,已经进行多年,可以说,几十年了,如果不以百年计算。总之,每当有人认为俄罗斯太强大自主,就立刻启动这些手段”,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人民,“今天出现了多次改变命运的历史时刻,我们的人民鲜明地表现出民族复兴的希望、对生活的坚强态度和爱国精神”。2015年的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将美国看作是最大的敌人,远超过排名第二位的欧盟、第三位的乌克兰和第四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这样划分具有强大动员力量,巩固了国家认同和政权合法性,在这方面,民粹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的表现重合了。

(二)存在共性的原因

1.俄罗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一贯具有摇摆性、矛盾性。几百年以来,地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困惑于自己究竟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的归属问题,延伸到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分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或曰现代派与保守派。如果说一派主张俄罗斯欧化以求进步,那么另一派则相对保守地捍卫现存制度、坚持传统价值观尤其是村社传统。分歧绵延至今,犹如俄国版的“体用之争”。一百多年间,传统政治形态虽惯性巨大,政治现代化仍艰难前行:政治形态最终发生从强人、集权、专制制度到宪政、分权、民主制度的转变,分别从帝制、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转变为宪政民主制度。

民粹主义思想便是两派交锋、融汇的产物。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恰是西方派寻求在西方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里找到出路,而后对西方道路的失望又促使赫尔岑等民粹派思想家把目光投向斯拉夫派所固守的村社,从而“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

如今大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现今俄罗斯民主形式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继承了沙皇制度或苏联集权制度的某些特点,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甚至有愈发集权的趋势。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俄国起,周期性地否定过去、在专制政体和自由化改革之间来回摇摆 已成为俄历史规律。叶利钦所借助的民粹力量正是试图完成又一次钟摆的回荡——回到西方化道路。

改革历来受到许多矛盾的牵制,例如 稳定与发展、权力与资本、行政效率与市场,究其原因,巩固政权永远须置于第一位。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局面是叶利钦在建政之初的特殊时期设定的“超级总统制”架构与普京改革的共同结果。普京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三权非平衡态势、加剧行政集权,走出了一条“特殊的俄罗斯道路”,这条道路上改革和转型的漫长曲折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变革都极其需要渐进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没有一定的基础,民主根本无从谈起。如果经济发展达不到某种水平,这种基础也就很难建立起来。”对“主权民主”或“可控民主”会存续相当长时间的预见引发了当代社会的不安与不满。

2.现代化进程鼓励追求正义及其表达。在19世纪的俄罗斯和当代,现代化的推进以平等和公正为条件,也必然促进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先进的生产方式需要人摆脱宗法等级和人身依附的关系以实现劳力、知识、资本的自由流动;主观上,人们通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窥见了自由化改革的美好未来,也曾得益于全球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价值传播,更加积极地追求平等和公正。

吊诡的是,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加速贫富分化、带来新的不平等。卢梭早已点明了法律和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让人离开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加剧着人的异化,一步步加深了社会不公。俄学者Б.Н.米罗诺夫通过人类学研究揭示,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的现代化使部分群体受到冲击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加深。

俄罗斯人觉得今天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叶利钦时代的激进自由改革并未把俄罗斯带向民主和富强,政治上也没有形成法治,国家失去对社会的控制,秩序严重混乱,党派纷争,地方分离主义泛滥,国民经济衰退,贫富差距严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民调显示,从1998—2015年排名第一的回答均为“希望看到有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人权、像西方国家一样但有自己的方式的”国家。62%的受访者认为俄存在民主,但11%的人认为近年来民主越来越少。

现代化带来社会自由的增加 有利于人民的意见表达。民调显示,俄罗斯人感觉社会中的自由程度在1996—2014年间曲折上升。伴随着自由的增加,人们更加希望表达意见和进行政治参与。因此,2011—201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梅普易位前后持续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人民以此表达对民主化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3.现代化和全球化令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受到冲击。令民粹主义者担忧的是民族传统和民族认同遭到冲击。俄罗斯现代化是强行从外部引进的社会变迁,它首先通过引进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科学技术实施经济现代化,之后才反映到社会的精神和制度层面,其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物质和精神的脱节、错位。

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一律被视为无用的、过时的、不适应新情况的渣滓”,导致原有价值共识被破坏。无论是19世纪的“体用之争”还是1993年宪法规定“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只有价值冲突碰撞而无共识性统合,便让整个社会陷入价值撕裂,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对俄罗斯政府等固有建制机构的信任骤减,出现了认同危机。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回应民粹主义附着于左、右翼民族主义理念,一方面,为了捍卫群体认同,造成了俄罗斯模糊的“人民”范畴与同样极富争议性的“民族”概念相互替代 奠定了激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保留民族最本源的那部分价值、传统。诚然,相比起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并非“神秘的民族主义者”,不过可以观察到,俄民粹主义现象里清晰地凸显了以村社传统、宗教保守观点、原罪论等概念为代表的价值理念。

另外,在价值和认同外,民族利益受到侵蚀。正是在沙皇对外战争的失利和随之而来经济危机的压力让知识阶层开始反思,这种反抗的升级构成了激进运动诞生的土壤;及至当代,“美国式的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胜一筹,而俄罗斯在这个进程里成了受损一方“很显然,它将面临牺牲品的命运”。

4.非理性、矛盾性和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鼓励了民粹主义。村社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培育了平均主义、互助道德,俄罗斯人民自古否定财富、享受、物欲,赞赏“纯朴的穷人”。在当代,俄罗斯民众对率先投入零售商业的“南方人”即高加索、中亚诸国移民,以及善于“商业投机和欺诈”的犹太、亚裔移民不无鄙视和仇恨,因此,对屡屡发生的排外事件漠不关心或报以默许态度。调查显示,从2002—2015年,对这些“南方人”群体,多数人表示“愤怒”“不快”或“没有特别感觉”,抱有好感或同情的几乎从没超过20%。

东正教的聚合性特征与村社传统结合,除鄙视物欲外,还强调驯服、平等、统一和整体,巩固着专制和威权统治传统。一方面,千年来威权领袖是创造者、庇护者、裁判者,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一般。威权统治内化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与强力结合,用警察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专制工具来统治国家;另一方面 民众崇尚和服从权威,越是强权人物越顶礼膜拜。民粹主义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总结,群氓“不自觉地或不自主地模仿”,他们在闭塞的环境里太久了,不能容忍单调贫乏的生活,并经常地期盼英雄的出现,一旦出现,就会跟随他。人口的政治文化层次越低,越容易服膺于魅力领袖的绝对领导。2012年的总统选举和2016年的杜马选举里均能观察到这一趋势。

宗教狂热还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有关。“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缺乏这种超自然约束力的道德制约和纪律就使俄国人可能在激情突发时残酷无情,事先不加考虑……革命中过分暴力的行为因而或许能得到部分解释。”一旦昔日的大国荣光不再,在面向未来和挑战时,“不够重视过去,少见有意识地遵循传统,对(通常是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潮十分敏感、极易接受”,那些被抛弃的边缘化人群便容易体现出极端、激进的特点。

俄罗斯人民灵魂深处孕育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真正的俄罗斯的、民族的作家、思想家、政论家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反对国家组织的人,全是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是因为人民内心具有远离世俗事务的天性,所以他们否定任何国家政权和机构。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强人政治究其本身的魅力而言自然是远大于制度化政治的,“制度化是枯燥的、灰色的、机械的,而强人政治更能激发民众的政治认同、政治热情和参与积极性……民众对国家机器所持的是要么无所谓、要么完全排斥的态度。”因此 俄民众对国家的态度是奇特的:对领袖的崇敬和顺从是一面,对包括科层制在内的国家机构(政府、法庭、议会、选举制度等)的否定是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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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新发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在道路选择、个人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出现矛盾,呈现出“不合情理的抗议性意识形态”,俄罗斯民粹主义也有了新发展。

(一)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新特点

1.运动的主体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中产阶级。19世纪民粹派运动是依靠知识分子建构理论体系并试图启发农民。现代资本主义使人类和社会付出了代价,民粹是对农民承受代价的抗议,是“自认为代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思想”。但少数人的理论没能动员大众,就没有能力支撑革命性运动。这是民粹主义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民粹主义活动经常以公民社会组织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出现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如2011—2013年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持续发生抗议杜马和总统选举结果的游行。他们的压力促使当局开启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比如简化政党登记制度、变更杜马选举制度、恢复州长直选制度等等。即使如此,仍有学者认为,在过去10年里,俄罗斯当局公然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诉求,是当权者的一个重大错误。

中产阶级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现有建制构成更大压力。例如,2011-2013年的抗议活动便是由网络自媒体组织起来的,报道抗议事件的也大部分是推特(Twitter)等自媒体。民意在这里获得几何级数爆发的表达,促成虚拟和现实的双重“广场政治”

2.从道德理想政治转向了利益政治。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活动家具有格外突出的牺牲、奉献精神。民粹主义者毅然投入到艰苦运动中,其目的绝非利己,而是为了赎罪,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殉道者拉赫梅托夫形象。“作为70年代民粹派成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为运动或组织或政党牺牲其整个生命”,“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终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他们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如弗兰克·温吐利指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是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或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俄罗斯具有跨越发展的可能,甚至认为俄罗斯经验可以推广至全世界,拯救各个民族于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渊。

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淡化了道德理想气质,不再秉持“罪-死-复活”的末世论理念、不追求建立完美的尘世天国,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进入了利益政治的领域,可以说,降低了政治目标。

中产阶级的加入是由于利益被当局触动,引领他们的精英和领袖也有利益考量,实际上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联合。例如,民众通过2011—2013年数次抗议游行表达了政治诉求,反对派政治人物也借此获取政治声望。某些政治人物通过在2011年“普京连线”节目中的表现,达到了政治投机的目的。

俄罗斯普通公民的大规模排外行为,更多是因为涉及就业机会和人身安全受到冲击,引发了冲突和不满。俄罗斯经济制造业薄弱、严重依赖资源,经济发展不稳定,结构畸形、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危机频发,加上分配不均、社会贫富悬殊,让普通民众担忧自身利益。从2001—2016年,俄罗斯的国内商品的价格上涨(72%)和贫困(47%)始终是俄罗斯人最担心的问题。在民粹主义运动中,个人利益是出发点,也牵制运动的发展。由于危机和制裁让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和焦虑,人们不得不减少日常消费、无限期推迟大的开支甚至缩减医疗费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2014年4月—2016年1月),赞同并支持俄军直接干预顿巴斯的比例已从74%年急剧下降到20%。

(二)俄罗斯民粹主义呈现出新变化的原因

俄罗斯民粹主义呈现出新变化的原因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密不可分。从国际层面而言,工业化、现代化在一百多年里席卷全球,瓦解了帝国主义体系,世界政治进入民族国家体系,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以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现代化改变了财富和权力分配方式,在思想领域带来了“祛魅”,人的自由和发展成为主题,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19世纪俄罗斯社会结构类似金字塔,顶层有贵族地主集团,并且中小地主阶层不断萎缩,土地和农奴向大地主贵族聚集;在下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农奴制改革“赤裸裸地解放”的农民。

当代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激进自由化改革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严重 社会阶层分化,中间阶级几乎不存在 但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可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按照教育水平和职业社会地位划分,2015年这个群体大约已占人口的44%,另有21%是潜在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划分具有强烈的认同政治特点。俄罗斯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Alexey Levinson)在此意义上质疑俄社会中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俄评论家德米特里·德罗布尼茨基(Dmitry Drobnitsky)把“受过教育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商务人士、未来计划进入中产阶级的学生、医生和大学教师,从事脑力工作、不认为自己是下层阶级的人”归为一类。他们的论点部分得到民调的佐证。根据2011年的调查,多数受访者认为,中产阶级的特质主要与收入、文化需求等有关,并且有3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推动了社会利益分配的调整。中产阶级思维活跃、嗅觉敏锐、具有公民意识和群体权利意识。他们并不信任完全政府和它的媒体,因特网和自媒体的发展方便了中产阶级获取信息、抒发己见、针砭时弊,加剧了某种“基于集体认同的集体兴奋”,动员了这个群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2.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俄知识分子与人民曾有深刻隔阂,导致“到民间去”究竟是为人民师还是向人民学习成为民粹派的一个论辩议题。拉甫罗夫派持教化论,主张要宣传、要让人民做好革命准备。赫尔岑也认为,在民众做好准备及懂得如何过自由生活之前就举行革命的结果 是民众仍然保持着过去囚犯般的旧习惯毫无改变,毕竟,“不能用监牢的砖头为自由的民众盖一所房子”。反过来,知识分子也提出要向人民学习“要去适应农民,而不是用空虚的、书本的、进口的理想领导人民”,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比一切思想和原则都更丰富,更强有力”,人民“有他们自己的理想”。除此以外,特卡乔夫一派认为人民思想保守、消极被动 怀疑和否定人民的进步能力。他们的分歧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多余人”特质。他们不属于那些未受过教育、逆来顺受的人民,他们不了解人民,也不被人民了解,所言所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并且一旦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所吸引,便一头扎进而脱离了实际。出于对这一特点的担忧,格利高里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倡导回归“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文艺精神,被称为“根基主义”。

在当代,这个隔阂日益淡化。一方面,依据生活志趣、职业、收入水平形成认同的中产群体本身便契合知识分子群体的属性。根据曼汉姆、希尔斯和李普赛特等人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运用普遍性范畴和抽象性参考的象征符号去解释人、社会、自然和宇宙,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对其所处世界的本质和统治社会的规则具有非同一般反省的少数人,他们不构成一种社会上严格限定的独立阶级,无归属,不依附于任何阶级,超越现存秩序,教育是连接他们的纽带。观察近十几年的俄罗斯社会,可以得出结论:在自媒体发展和知识不断再生产的现代,俄罗斯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显然极大地扩张了,它与“人民”不再是互无交集的两个群体,而有很大一部分重合——这种重合,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中产阶级群体之中。因此,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阂这一民粹派经典问题部分地自然消解在社会结构的巨变中。

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价值追求具有部分共性,其中最突出的在于两点:第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族自立自强需依托国家建构而达成,而民族国家建构无疑依赖于知识分子“既创造统一的信条,又传播这种信条”。曾为异见分子的利哈乔夫(D.Likhachev)和索尔仁尼琴(A.Solzhenitsyn)的“回归”部分地证明,“对于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权力通常是某种或者他参加进去或者他进行反对的东西。他在做自己的事情时,也难得中立地对待权力”。第二,人民所向往的物质财富,也得益于民族国家积极投身全球化进程,在这时候民族的竞争以国家为行为体。冷战格局的瓦解让制度和意识形态保护屏障消失,使各国都被卷入了跨国资本和资源的直接竞争里,作为曾经的冷战当事一方 俄罗斯及其人民尤其明显地感受到被猛然卷入全球化的残酷。

民粹主义既提供了知识分子表达民族忠诚感的方式,又是一种唤醒和动员民众的策略,自然具有巨大吸引力。

3.自由主义观念更深入人心。在俄罗斯历史上,私有财产意识淡泊,集体主义传统深厚 这植根于自然经济和村社结构的社会现实中。尽管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强调人权与人格,这反而佐证了一个事实:个人从属于集体。

以宪法文本为例,1906年《俄罗斯帝国根本法》和1936年、1977年苏联宪法体现的是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理念。前者将对沙皇忠诚为设为臣民权利的前提条件,臣民(подданный)一词的词义甚至包括旧时所指的“奴仆、奴隶”之意,“国家(而不是个人)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宇宙的中心,不允许出现任何自我价值及脱离国家的自治”;而后者虽然是给予被压迫者以最高地位的宣言,但列宁式政党的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 战时经济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重现了村社,对业已产生的个人权利予以毁灭性打击。其后的1936年和1977年宪法均为体制内的调整,多少仍受了寓个人于集体的影响。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得以传播,伴随着叶利钦的激进改革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了,普京时期的“新俄罗斯思想”仍借鉴市场经济、民主、人权和自由等原则,“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除前文所述的促进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外,自由主义思想让个人主义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压倒了集体主义。

它体现在立国理念方面:“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可被剥夺而且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人、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恪守和捍卫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国家的任何发展、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社会个体的选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个人价值和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民调显示,在是否愿意为崇高目标而牺牲个人幸福的问题上,越年轻的群体越表示不愿意;至于为了巩固国家地位和国际舞台上的自主愿意牺牲个人生活哪些方面,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牺牲最切身的那些利益。因此,为捍卫个人权利——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而起身抗议,成为当代民粹主义现象的直接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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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领袖人物站到首都街头的坦克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群情昂扬,人民迅速行动起来,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经典画面出现在当代俄罗斯建政初期,其历史却能上溯至19世纪俄民粹派社会改造运动,延伸到新媒体时代的中产阶级民主化抗议浪潮。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对于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精英与民众区分“自己人”和“他人”,把罪过归结于资本主义,凭借人民立场和人民力量掀起社会运动和思潮。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彼得一世改革,加速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让俄罗斯经历着道路选择的反复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统依然强大:传统的村社经济社会制度、东正教文化、强权政治和无政府主义并存的形态,周期性出现的魅力领袖,以及对领袖缺乏制度性约束。现代政治本应有分权制和代议制横亘于领袖和民意之间作“护栏”。权力本该由权力来制约;普选制以选票赋予合法性、表达民意,本该由政党精英和行政官僚的分野来平衡民意。但现实情况是,俄政治制度化进程缓慢:改变现有的“超级总统制”权力结构、限制行政权力目前并无现实可能性;代议制度孱弱,行政官僚无独立性可言。因此,在这长久的转型期里,人民意志反而成为对抗最高权力的直接和最后屏障。它既可以是反抗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如同“载舟覆舟”:如果面对内外“敌人”的俄总统的支持率高举不下,使当权施政得心应手,掩盖了大多数矛盾;若两者发生冲突,则政治系统由极端稳定变成极端不稳定,反对派亦可直接推波助澜。

全球化进程既加速了现代化,也使得矛盾加剧,让现代化的冲突愈加激烈。当代俄罗斯的民族独特性和民族利益在国际竞争里受到冲击 直接影响到人民利益,而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中产阶级崛起,公民意识觉醒,加上集体表达的狂热和自由宽松的环境,使得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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