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意义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周锟 时间: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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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正式形成。在此之前,根据改革的丰富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并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逐步提出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最终设想。这些设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了其理论地位。

1990年 12月 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在这此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指明:“共同富裕”正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就在这一年,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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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标志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第二,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具体措施,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设想。

到此阶段,邓小平已经不再从阶级关系而主要从分配角度考虑“消除两极分化”问题,所以总的方向是调节分配。

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逐步消除区域差别和群体差别两个方面。

在消除区域差别方面,邓小平曾经回顾:“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就是“两个大局”的战略:“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在消除群体差别方面,邓小平主要考虑的是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和引导:“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当然,如何消除群体差别,他还没有提出完整方案,但他一直在思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的这些思考,与他在南方的所见所闻有关。

1992年 1月 21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市的华侨城,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在这期间,他听取了关于深圳支援相对落后地区情况的汇报,表示赞成深圳每年按固定比例从财政中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贫困地区开发“造血”型项目基金的做法。随后他详细阐述了长期以来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思考,使其共同富裕思想达到了成熟的理论形态。

第三,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出现的新问题。

如他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观察实际情况最新的发展变化,他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发展,实际上关于两极分化的危险,他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在改革中,既要克服绝对平均主义的僵化思想,又要同时一步到位完全协调地解决全体社会成员的分配问题,并不现实。改革的目标需要分阶段、有步骤地完成。

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所以,他设想了一些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比如在消除区域差别方面。

不过,共同富裕是一个宏观而复杂的深层次问题,涉及整个社会最广泛的生产与分配,其实现除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还要求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因此,邓小平晚年特别强调通过完善制度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既标志着共同富裕思想的正式形成,又预示着新一轮探索的开始。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问题,却没有选择直接回答。之所以这样,其一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出完全的结论。其二是因为当时第一步的发展问题尚未解决好。因此他说: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今天,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本质最终落脚在“共同富裕”上,就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景。

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确立,容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达成共识,有利于凝聚各方力量,不断克服现实中的困难。这一目标有比较扎实的生产力基础和越来越清晰的实现途径,是一个经过艰苦奋斗必将实现的目标。当前,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共同富裕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既说明了邓小平的预见性,也意味着,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经过了长期思考,已经具备丰富的理论内涵,但仍然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前沿课题。我们一方面应当非常重视邓小平已经完成的重要探索和理论思考,同时又要立足当今实际,开展新的思考和实践。

比如,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中,邓小平着眼于沿海和内地、城市与农村的区域差异,提出的包括资金、技术的转移等解决问题的设想,已经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如火如荼地进行,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但还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探索和解决。比如,邓小平最早提出“带动”作用,主要指的是示范效应:“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种带动作用今天当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追求富裕、幸福生活的愿望。只是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示范效也需要加以引导。再如,如何在实现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共同富裕的具体方式上寻求新的突破,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实现共同富裕,第一,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中国搭上了这一次技术革命的快车。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都作了部署。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能感受到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迅速汇集。因此,在信息革命的进程中,提升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改善农业经济效益,使新兴产业与农业转移劳动力更相契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二,我们要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从调节分配角度开展研究。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要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邓小平曾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2017年 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提出要求。会议提出:“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最难实现的就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当前,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与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这是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最新阐释。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是当前我国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最鲜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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