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至2008年,中国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吗?

作者:张允熠 时间:20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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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不久前正值毕业季,北京大学某学院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一位知名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不久,演讲内容就在网络上不胫自走,一夜爆红。

这位教授的演讲有一个特点:先引洋人的话为准绳,然后以此立论,发挥自己的观点。如,他一走上台就引用一名叫Jack Challoner的英国人所编书中的数据,说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8年的250万年间,人类有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仅有30项,占3%。如果以1500年划界,1500年前全球共有163项重大发明,30项占18.4%。中国最后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而1498年至2008年间,人类社会的838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属于中国的。也就是说,510年间中国对对人类的科技贡献是0。这位教授在演说中总结道:1500年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自由”。

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有一个叫杰克•查罗纳的英国人,他编了一本书名曰《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张芳芳、曲雯雯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是伦敦科学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工作内容主要是向游客讲解各种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编者身份是博物馆的一位导游兼讲解员,平时爱好编书,利用工作性质编了这本通俗性、趣味性的科普读物。很清楚,那不是一本出于专业人员之手的科研成果,作者也不是一位职业科学史家,书中的主要内容都是采集、综述他人的研究成就而来的。因此,如果要引用这本书,务必事前要经过慎重、认真的核查和考证。

我们从不否认,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在英国,从15至16世纪起,中国相对于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就明显落后了,这是事实。不过,1500年前的中国,重大的科技发明不止30项,1500年后的中国,在科技上对人类也不是0。同样是英国人,已故的大英帝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生前著有数百万字、长达七卷本的《中国科学史》巨著,这是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性著作。该著记载的中国古代有1600多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把李约瑟的书提炼为一个浓缩本,题名为《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陈养正、陈小慧、李耕耕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这本书选择出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并配上100幅图片,加之活泼流畅的文笔,成为普及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通俗读本。

批张维迎:1498年至2008年,中国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吗?

罗伯特•坦普尔通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至于说中国在明朝以后的发明“只有一个牙刷”,我们只要举出几则实例,就足以证明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如在工业上,1521年,四川省嘉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石油井,而当时的欧洲人还不知石油为何物;1596年,明朝发明了火爆法采矿技术,17世纪传入欧洲。再如在军事上,1549年,明朝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水雷, 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是世界上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以后还研制了“混江龙”水雷),而欧洲直到19世纪才在战争中使用水雷。再如在医药方面,众所周知,近代欧洲的“牛痘免疫法”使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避免了死亡的威胁,但西方医学界从不掩饰这一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1567年,明代江南宁国府太平县发明种“牛痘”预防天花病的方法,此为世界上的第一例“牛痘接种免疫法”的临床应用。每谈到明代的医药学,人们都要提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是一部什么书呢?这是李时珍历时近30年撰写的巨著,书中收录各种药名1892种,并附有精美的插图1109幅,1647年波兰人卜弥格首先将《本草纲目》译为《中国植物志》于1657年在欧洲以拉丁文出版,此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植物志》,出版后对整个欧洲的植物学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753年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写作《植物种志》时,就从友人那里得到了《本草纲目》记载的1000种植物标本。该书被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称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李约瑟曾评价说:“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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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火箭推理原理而飞天的人是明朝的万户。万户真名叫陶成道,他曾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一手牵着一个风筝,这是想利用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牵力把自己送上天的壮举,结果万户却因此殉身。为了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始祖,世界科学家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火山命名为“万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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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与数学方面,朱载堉运用珠算开方的办法,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十二平均律。所谓“十二平均律”,亦称“十二等程律”,是一种音乐定律方法,它将一个纯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分称为半音,是最主要的调音法。这一方法17世纪传到欧洲,半个多世纪后在欧洲才出现了此种定音法,现在的钢琴就是根据十二平均律定音的。如果细数,明代重大的科技成就不止这些。

至于说到直至2008年前中国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这也是一个伪命题,完全不符合史实。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发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人体断肢再植”现已普遍运用到临床医学上,而世界上第一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就是上海医生陈中伟于1963年首创的。再如,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家发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世界上的第一例,杨振宁先生一再说这是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技成就。青蒿素的发明也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情,这一发明拯救了地球上众多的生命,是造福全人类的重大科技发明,屠幼幼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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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例足以说明,英国人杰克·查罗纳的书并不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查罗纳为该书写的《引言》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说:“由于篇幅有限,有许多发明我不得不忍痛舍去。”由于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局限,他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从目录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一沿欧洲人写史的套路——从“罗马时代”到“工业革命”,一路写下去,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对待东方民族,他知之甚少。他写道:“印度河流域的许多重要发明并不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所知晓,但是中国的发明享誉海外,尤其是‘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如果没有伊斯兰学者的传承,古希腊文明可能就遗失了。”这些话不乏实事求是精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作为一位业余和通俗读物的作家,尤其作为一名西方人,他有着这种局限,一点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中国那位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面对一位英国年轻人的通俗作品,不知为什么就丧失了科学的质疑精神?他毫不怀疑,毫无分析,毫无批判,既不质疑也不求证,而是拿来就用,奉为真理。面对一群即将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他那充满煽情的演讲实际上是在竭力推销一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精神支柱的虚无主义。北大作为中国近代的名校,历史上是以批判、质疑的科学精神而著称的,或许今天的北大与历史上的北大并非一校,二者没有实质性的脉联和必然关系,

但是,作为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任何一位有科学头脑的学者,都不应对自己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失掉理性的分析与质疑,否则,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来“传道、授业、解惑”呢?当然,对于那些怀揣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情结的人来说,要说他们一点质疑精神都没有,也有失公允。例如,有人对李约瑟权威性的科学史著作,就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指责李约瑟“扬中抑西”。再如,对待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要求他们“文化自信”,那完全是徒劳的。在他们眼里,“凡是中国的都是垃圾的”,只能“全盘质疑”、“全盘否定”,甚至连西方人都承认的“四大发明”,也是垃圾,也要否定。唯独对待西方的一切,哪怕是一位西方非专业水平的通俗作品,也不容有半点的质疑,因为,“凡是西方的皆为真理”。总之,他们一方面持选择性的质疑,一方面持选择性的崇拜。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选择性质疑”、“选择性崇拜”,究竟要把中国的青年学子引向何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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