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非毛化"思潮的新表现及其实质

来源:毛泽东研究 作者:罗嗣亮 时间:201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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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出新的特征。从内容上看,表现为由部分否定发展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革命、建设思想和实践,乃至其文化成就和个人人品;从形式上看,表现为高度的拟真化、生活化和复杂化,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对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进行及时跟踪和理性辨析,将有助于认清这一思潮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实质,为有效应对这一思潮提供参考。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正如邓小平所言,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当下一些罔顾事实,肆意矮化、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言论,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对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进行及时跟踪和理性辨析,将有助于认清这一思潮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实质,为有效应对这一思潮提供参考。

一、新媒体环境下“非毛化”思潮的言说趋向

(一)由否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否定毛泽东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实践

自从毛泽东逝世后,非议毛泽东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但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及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反右”运动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失误,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前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有批评,但少有全盘否定。但在近年来一篇网络文章中,作者分别对“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毛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创造‘两弹一星’,成绩惊人”、“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强国”、“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毛时代没有腐败现象”、“毛时代人民生活虽然很穷,但主要是作了工业积累,现在的成果是毛积累的”等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理由逐一批驳和解构。总之,不承认毛泽东有任何历史功绩。

(二)由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到否定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决议”牢牢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原则地位,早期的“非毛化”主要侧重于非议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公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相对而言不是太多。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公开批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已不鲜见。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言论的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从各个方面否定毛泽东思想。例如一篇网络文章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分子观、经济观、权力观、实事求是的思想灵魂等一一加以驳斥。二是对毛泽东的具体文章如“矛盾论”中的观点进行攻击。

(三)由否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思想,到否定毛泽东的军事、诗词、书法成就,否定毛泽东的个人人品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自成一家的诗人和书法家。长期以来,对于他的军事、诗词和书法成就,即使是否定毛泽东政治成就的人,也常不吝肯定之词,公开否定毛泽东这些方面成就的人极为少见。可在近些年来的新媒体平台尤其是一些网络论坛上,时有拿毛泽东军事、诗词和书法成就说事的文章或帖子发布,引发许多网民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毛泽东诗词水平一般,不合格律,袭用前人词句太多,称不上好的诗词。对于毛泽东的书法,“非毛化”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家”地位完全来源于他的政治家光环。因为中国书法的基本功是楷书的点、横、竖、撇、捺、钩、挑、短撇等八个基本笔画,而毛泽东没有打下楷书的基本功,等等。

毛泽东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可谓魅力型领袖。但在“非毛化”看来,毛泽东的人品不仅比不上其他政治家,甚至不如一般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发表大量文章,炒作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稿费问题、菜单问题、婚姻问题、“行宫”问题、“抄袭”问题、“引蛇出洞”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将毛泽东贬低。

二、新媒体环境下“非毛化”思潮的形式特征

新媒体平台在技术上的优势,使“非毛化”思潮获得了迅速、广泛散布流毒的便捷途径。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媒体上的“非毛化”思潮,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亦表现出新的形式特征。

(一)拟真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充分利用多媒体聚合的优势,增强抵毁毛泽东言论的“可感性”。在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上,只能用文字、图片、表格等少数几种方式来“论证”和散布某个观点,虽然作者力图用“证据”说话,但这些“证据”毕竟有限,且往往只能是一些可感性不太强的证据,在散布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而在新媒体平台上,不仅上述“论证”和散布工具仍可以继续使用,还可以使用视频、音频、动画等新的“论证”和散布工具,并且,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使得任何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剪辑、修饰都变得异常便捷,“论证”问题和散布观点有了更多更便利的技术手段。例如,“非毛化”为了抵毁毛泽东书法水平,在网络论坛上将毛泽东对江青的一段批语的原文图片贴出来,实则这段批语是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得知江青私自召集十二省领导人会议后写的,时间已是1976年3月2日,毛泽东身体极度虚弱,且受了江青的气,又如何再能写出好字呢?除利用“有图有真相”的方式外,“非毛化”还通过视频、音频方式在网络、手机媒体上大量扩散非毛言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所谓“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肆意谩骂毛泽东的教学讲座视频和音频、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毕福剑在饭局上辱骂毛泽东的视频,由于将热点话题、名人效应、现场效应与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大大增强了其谬论的所谓“可感性”,博得了极高的点击率。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还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发表自由度更大和网民倾向于“快餐化”阅读的优势,常常用大量篇幅、大量“证据”来证明某个观点,增强评论毛泽东言论的所谓“可信度”。在传统媒体上,任何观点的论证都需要首先对材料进行选择、甄别,才能用作证据,并且,材料应与论证逻辑紧密结合,同时,传统媒体的版面相对有限。而在新媒体平台尤其是网络论坛上,由于几乎不受任何学术规范和出版规则的限制,并且发表文章的版面用之不尽,因此,“非毛化”往往倾向于“堆材料”、“拼证据”的方式,力图通过大量材料“坐实”某个观点。如上述攻击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网文,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但事实是:国民政府虽名义上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名义上收回了香港之外的所有租界,但租界内的外国公产一直无法收回,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解决这一问题。在一篇抵毁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中,作者列举毛泽东诗词中的诗句并与前人诗句相对照,认为毛泽东大量抄袭他人诗句。然而对中国古典诗词稍有研究者就会知道,诗人词人借用前人词句并无不可,更何况,毛泽东诗词“旧瓶装新酒”,展现出来的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滋味。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还充分利用作者的所谓“亲历亲闻”,来增强抵毁毛泽东言论的“亲证性”。例如,一位“非毛化”人士充分利用自己是毛泽东时代见证者的身份,说自己解放前后“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走群众路线”等,“都非常赞同”。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这样的观点在个人博客上发布后,由于他独有的网络名人、“学者”兼“亲历者”身份,获得了大量点赞和转载。除了网络名人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自我标榜为“网络平民”的人,也常常用“一个50后(或60后、70后)对毛泽东的再认识”、“记忆中的毛时代写真片段”这类网络贴子来发表歪曲的言论,试图以“亲证性”欺骗读者。

(二)生活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往往抓住广大网民、手机用户作为文化消费者的特点,将“非毛”观点融入生动活泼的生活化形式,以增强其欺骗性。

1.议题设置的大众化。“非毛化”思潮

形式上的生活化首先体现于议题设置,它几乎从不在艰深晦涩的学术议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更为亲睐的是大众化的议题。

一种是“宏大叙事型”议题,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等大问题上。例如,有一篇网文全文几万言,分成十一个部分(包括十个小节和一个结语)连载,从帝王思想、权力斗争、哲学思想、舆论控制等十个方面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抵毁。虽然文中也有对毛泽东个人能力的部分肯定,但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最终不是伟人,更别说国父了。

另一种是“以小见大型”议题。如从毛泽东的菜单、稿费、婚姻这一类看似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议题着手,最终得出否定毛泽东个人人品、历史贡献、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歪曲结论。

2.叙述方式的煽情性和个性化。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迅速流毒,与它在叙述方式上的煽情性和个性化有很大的关系。如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是一句很“文艺”的话:“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有所谓的“帝王思想”。但事实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他本人早已解释过,“数风流人物”指的是广大无产阶级,该词表达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毛泽东晚年虽犯有严重失误,但他临终前一直为接班人问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长久稳固殚精竭虑,作者将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帝王甚至路易十五相比,只能是轻率且毫无道理的恶意想象。

如果说以上例子主要是从文笔、话题上(作者讨论的是帝王、权力等充满激情的话题)激发受众的情绪,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从个人经历、亲身感受来调动受众的情感,用“伤痕文学”的形式记录和评述毛泽东时代,表达对毛泽东的控诉。

3.散布方式的创新性和生动化。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散布“非毛化”思潮的优势和恶意更为明显。

其一,在新媒体平台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受众,任何受众都可以转换为信息的发布者,这为“非毛化”思潮提供了新颖的散布渠道。尤其在网络论坛上,回帖者针对发帖者的激烈反驳,在影响力上有时甚至会淹没首发贴子。除回帖外,对贴子的“点赞”或“拍砖”亦是一种隐性的观点表达。因此,“非毛化”散布自己的观点并不需要总是主动发帖,回帖甚至仅仅是无需任何文字表达的“点赞”或“拍砖”同样可以散布观点,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

其二,新媒体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介,使通话、短信、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功能实现交融,大大增强了“非毛化”思潮散布的多样性和“生动性”。例如,2013年9月1日,一位网民发了一条微博,介绍西安街头卖长沙臭豆腐,正中间摆着“老人家”的照片,下面两行字:“香飘干里,遗臭万年。”这条微博将文字和图片、政治话题和美食文化、政治性的内容和微博的新形式相互结合,使“非毛化”观点瞬间着上了“生动形象”的外衣,在网络和手机媒体上四处流毒。

(三)复杂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信息海量、驳杂,具有很大的管理难度。

其一,信息来源的驳杂性。在新媒体上,“非毛化”信息既有原创性的,也有再创性的,还有复制性的;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既有所谓“知识精英”生产的,也有一般网民生产的。一些“非毛化”网络贴子先由海外纸质媒体原创,进入大陆新媒体后,经常变换标题在各类网络论坛、微博、微信中出现,一般网民很难知道它的原作者是谁。

其二,信息内容和形式的驳杂性。新媒体平台上的“非毛化”信息几乎涉及毛泽东各个方面,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为避开网警,一些“非毛化”人士用“太祖”、“老人家”等隐晦名词指代毛泽东,发表各种非毛言论,影响恶劣却极难管理。

其三,受众的驳杂性。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网民中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年轻受众对毛泽东时代缺乏了解且思想观念尚未定型,难以辨别“非毛化”思潮的真相。

其四,传受关系的驳杂性。由于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的社交性传播越来越普遍。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此前网民之间的陌生关系转化为亲近关系,从而减少了网民对评论毛泽东言论的疏离感和戒备感,在这样的传受关系下,“非毛化”思潮更容易泛滥流毒。

三、新媒体环境下“非毛化”思潮的实质

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在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前,亟需对其实质作出仔细辨析和界定。

(一)从思想内容看,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既缺乏严谨科学的方法支撑,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新媒体环境下“非毛化”思潮的许多流行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是一位晚年犯有失误的伟人,但他首先是一位伟人。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历史决议》”)已经集中全党智慧,在党内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给出了科学权威评价。《历史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具体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头七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从1956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既有成就也有错误,毛泽东对这些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而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从以上可见,《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持一种分析的态度,虽指出错误,但也明确肯定了成绩。为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历史决议》还特别在前面加上“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一部分,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历史决议》专门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一节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必须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总体而言,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历史决议》还从哲学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直到今天,《历史决议》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从毛泽东的一生及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即使是价值观、民族情感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严肃的国外学者,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思想贡献。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认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政体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可以列入十多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对于毛泽东的思想贡献,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的名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共24章)专门用两章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革命和执政时期的思想,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成就。在评价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思想时,该书指出“中国旨在发展同工业相协调的农业,因此,农民并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相反,他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地是一个农民党,而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基于此,中国能够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样板”②。一些国外政治家尽管不能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但对他的历史功绩仍然保持充分的尊敬和敬畏,如美国总统福特评价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看似“有图有真相”,实则缺乏严谨科学的方法支撑。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我们,对他的研究和解读已属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然而,“非毛化”思潮对毛泽东的恶毒攻击很难获得严肃的历史学家认同,其存在的致命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脱离历史背景任意曲解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历史人物置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中来分析,切忌脱离历史背景随意曲解历史人物。按照这样的评价原则,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就“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非毛化”对“大跃进”运动、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建设的非议,就是典型的脱离历史背景的任意曲解。例如,就“大跃进”运动来说,事实上,同时期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发动过类似的运动,当时激发中国赶超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提出要赶超美国;况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多数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以及全国多数群众,都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场运动,因此,按照今人的要求去苛求先辈,就如事后诸葛亮,是一种典型的“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的“辉格解释”。

第二,片面曲解历史,无视历史的完整性。攻击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网文中,即充满着大量片面性的曲解。例如,该文列举大量所谓的“证据”证明工业领域的诸多“中国第一”并不是在1949年之后发生的,但如果全面认识中国工业发展史则会发现:旧中国工业领域创造的许多“中国第一”并非完全自主生产,且往往停留在科研性的试制阶段,并未广泛投入生产,而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第一”的工业产品,则往往是完全自主研制并广泛投入生产的,例如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是1956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的,一生产就是30年,共达1281502辆的产量,为满足新中国的汽车需求作出了巨大贡献。再者,毛泽东时代的工业成就不在于创造了“新中国第一”的工业产品,而在于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非毛化”大肆炒作工业领域的“中国第一”,而无视毛泽东为中国工业化作出的这一巨大贡献,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存心和恶意蒙蔽读者。

(二)从政治取向看,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目的在于借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新媒体上的非毛言论来看,几乎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严肃的历史问题来探讨,更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抵毁毛泽东来公开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这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那一套政治观点,往往要么是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要么是向北欧学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式民主结合起来,搞所谓的“儒家宪政”,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毛泽东都构成了他们最大的“拦路虎”。毛泽东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因此,只有否定毛泽东,才能彻底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的这些企图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受到发表限制,大多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在新媒体时代则表现得更为露骨了。“非毛化”者之所以要否定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构成了他们所膜拜的“普遍价值”、西式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

(三)从心理基础看,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混杂着不同人群的心理诉求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是鱼龙混杂之地。在思想言论表达的自由度日益扩大的今天,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网民,从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到连父辈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零零后,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那个时代的观点。他们的表达相比传统媒体上由专家学者、文化人和政治家主导的表达更为复杂和多元。若具体分析,这些表达大致有如下几种心理诉求:

其一,别有用心的政治性表达。这是“非毛化”思潮中主导性的心理诉求,代表性人物主要是自由主义西化派、民主社会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等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精英”人物。近年来“非毛化”思潮泛滥,与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有极大的关系。这些人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政治取向,他们否定毛泽东,就是为了否定当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

其二,由个人经历产生的情绪性表达。这些人对毛泽东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必然会借助新媒体表达。

其三,由个人思想认识偏差而产生的偏颇性表达。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功绩与失误并存;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成就与局限交织,这都增加了正确认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时代的难度。对于涉世不深、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和缺少正确思想方法指导的社会大众来说,更是十分不易。

其四,由不恰当的娱乐主导的随意性表达。这种表达在传统媒体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却时有发生,其对当下毛泽东的媒体形象的正确建构无疑构成了严重威胁。

综上所述,新媒体环境下的“非毛化”思潮与传统媒体下的非毛言论相比,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思想内容实质仍然是歪曲的、恶意的、非历史的,其最终政治企图终归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这一思潮在内容和形式上出现诸多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应对这一思潮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为此,首先,要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生平的整体性研究和认知性研究,将真实、完整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呈现在人们面前。其次,要引导知识分子在新媒体平台积极发声,有力回击新媒体平台上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最后,要深入研究新媒体时代网民的认知心理和接受习惯,建构符合新媒体时代网民心理诉求的毛泽东思想普及性话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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