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神坛上的周有光!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郭松民 时间:201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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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岁的周有光老人去世了,按照中国的传统,寿终正寝,得享高寿,这是喜丧。有意思的是,如今本是“走下神坛”的时代,但周有光却有走上神坛的趋势。

看看主流媒体就他的去世所做的标题就知道了——“汉语拼音之父”算是平铺直叙,“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就有点顶礼膜拜了,“至化无方,至德有光”,给人的感觉简直无与伦比,无以复加,堪称“古今完人”了。

说来有点令人尴尬,尽管无与伦比,但细细读了一些详述“一生有光”的文章,却惊讶的发现,除了特别长寿,善于养生之外,周有光于国计民生或学术事业并无堪称无与伦比的贡献。

他早年去美国留学,主修经济学,号称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但在经济学领域却一无建树;做为“语言文字学家”,最大亮点是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编写,只是这一方案的成功应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设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里,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周老不过其中一员而已,贡献不应抹杀,但在这些大家面前称“之父”,似嫌太过了吧?

事实上,周有光一生最引以为豪的是曾经见过爱因斯坦,过了百岁,接受媒体采访时仍津津乐道。此外,与自称是毛主席秘书(实际上并不是),在庐山会议上出卖彭总的李锐惺惺相惜,喜欢方舟子,觉得他了不起,除此之外也就乏善可陈了。

无疑,周有光老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新中国取得的,即他在50年代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编写,但他却讨厌新中国,留恋民国,

他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民国、毛和邓五个时代。民国时期最好,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

考虑到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在中西部地区,更高达95%),民国政府丢了东三省仍然不抵抗,丢了上海、南京、武汉仍然不敢对日宣战,甚至几个日本兵就能占领一座县城,真不知道周老的“有文化”、“有民气”、“最好”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当然,“民气”后来是起来了,但这是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的结果,似乎不宜笼统归功于“民国”。

留恋民国之外,就是反毛。

他在一篇题为《百岁学者周有光谈政治》的访谈中说:“毛泽东有古代的知识而没有现代知识,你只要看看他家里面,他的书都是平放的,没有一本竖起来的书,表示他一点现代知识都没有。”

周有光的这段话,不仅没有“现代知识”,简直可以说是没有知识,只有刻毒、仇恨和愚妄。这算是一种心理疾病吗?

反毛之外,就是反马。

在同一篇访谈中,周有光用极为武断的语气说:“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完全失败了,马克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

在另一个场合,周有光又说:“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在国外已经变成常识了。”

否定“剩余价值论”这个判断不得了,实际上否定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文至此,我已经隐隐猜到了周有光为什么如此受追捧了——如同民间学者老田对邓相超的评价那样:卖立场。

顺便说一句,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对自由派控制的主流媒体捧人的能力叹为观止,周有光没有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他们就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道德高位,就像捧茅于轼、张思之、江平、资中筠一样,吃瓜群众一不留神就要对他们仰视了,而他们的偏见甚至胡言乱语也就因此成了真理了。

言归正传。周老对毛泽东、马克思如此苛刻,对西方政客却一言不合就五体投地。

2009年,周有光去拜访李锐,给李锐讲了一个故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

于是,两位百岁老人就相对唏嘘,喟然长叹,眼圈发红,感慨美国的文明先进,痛恨中国的愚昧落后,如此这般的讲了很多。

我可以说他们是幼稚?抑或愚蠢?抑或揣着明白装糊涂,蓄意误导中国读者吗?美国政客的一句花言巧语,他们就真的如此深信不疑?

留恋民国,反感新中国,膜拜美国,痛恨毛泽东和马克思——没错,这就是典型的买办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洋奴知识分子。周老高寿,让我们有幸能够目睹一块买办知识分子的活化石。

此前,我们曾经在文艺作品中见识过他们,比如在曹禺的《日出》中,那位对陈白露见死不救的张乔治(George张),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想把女儿嫁给方鸿渐的张吉民(Jimmy张),可以说就是周有光在解放前的前身,或者形象。

买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有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现象。买办起初是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随着西方入侵程度的加深,买办开始形成一个阶层,最终变成买办资产阶级,并开始控制国家政权。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具有极强的买办性。

买办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依附于买办资产阶级,依附西方。识别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的情感、立场都是在西方一边的(比如袁伟时、贺卫方都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入侵纯属咎由自取,萧功秦则论证了日本侵华是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所致,等等)。对自己的祖国,他们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对欧美日,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顶礼膜拜。

正如宋美龄所言:除了黄皮肤和黑眼睛之外,我哪点不是美国人?

买办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在半殖民地环境中“自然”产生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西方有意识培养的,比如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办各类教会学校等。周有光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更是买办知识分子的摇篮,民国时代买办资产阶级的标志性人物宋子文,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买办知识分子一部分加入反动阵营,一部分处于旁观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共同建设新社会的考虑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改造知识分子的自信,新政权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将他们纳入体制之中,他们虽然对中国革命并无寸功,却成了最大受益者之一。

毛泽东主席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立场感情要回到中国一方、人民一方,要把知识和能力当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牟取个人名利的资本——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全部起因,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受到压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报复性反弹,迅速成为教育、文化和舆论界的主流,周有光之受到追捧,是因为他的长寿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原装正版的买办知识分子形象大使。

他的一生既证明了解决知识分子立场感情问题的难度,更证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知识分子如果不把立场、感情转移到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上来,终究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未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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