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及新特点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冯莉 时间:20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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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更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中国民主化进程及其影响、中国道路面临的紧迫任务以及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关注的重点内容。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全面的解读、反驳或批判,是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正当性的重要途径。

一、近年来美国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重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当前,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世界共睹,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的一系列诸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规模反腐倡廉以及积极推行“一带一路”等举措都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是中共领导中国成功的所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积极转型是中国道路获得成功的秘密。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分歧,如在反腐问题上,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刊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J.博斯金(Michael J.Boskin)的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加入发达经济体阵营,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减少腐败就非常重要,这是习近平开展反腐运动的真正目标。①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则说:“习的反腐运动充满了风险,会危及他致力于拯救的中共的未来。”②不过很显然,这种担心和质疑的依据是脆弱的。首先,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队伍出现了腐败,因而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任何国家执政党的共识;其次,问题的解决要讲究方法,不能一下子解决的就必须边发展边解决,急于批判或过于看重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都是弊大于利。

第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及其影响。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是中国致力于追求的远大目标。近年来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1)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非迫在眉睫,也未必不可避免。如德克萨斯大学教授潘晨新(音译,Pan Chenxin)认为,中国既不会民主化,也不会崩溃,而是可以同时保持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稳定。③(2)中国经验的积极作用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反思。这种借鉴首先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上,“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特别适用于不发达国家”④。其次,中国道路发展的经验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发展模式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思。《时代》周刊网站刊登记者托尼·卡伦(Tony Karon)的文章称,“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的最大讽刺之一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在处理资本主义危机时表现得可能要比民主选举出的美国政府更好。”⑤(3)中国道路带来的成就为世界民主化进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认为,中国政府对全球民主发展有给世界威权国家树立榜样、间接推广威权主义价值观等消极影响。⑥但很显然,这种站在把西方民主普世化的立场上讨论问题的做法并不科学,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可以向他国学习和借鉴,但不是对他国经验的简单模仿甚至照搬,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的真理。恰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建立在基层代表选举基础之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民主制度,更具体来说,是一种西方民主可以学习的‘毛细血管民主’”⑦,东西方民主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第三,中国道路面临的紧迫任务。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道路发展到今天,除了成就之外,还必须直面存在的问题:(1)发展累积的不公带来社会反抗和社会对抗。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论坛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马丁·怀特(Martin Whyte)指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是现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普通公民难以接受。”⑧大卫·兰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发展的平衡性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这要求中国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充分地倾听社会诉求,以使中国各阶层能参与到中国政策决策之中。”⑨耶鲁大学社会学家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就此认为,在众多社会问题中,最需严肃对待的是人口问题,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出现的持续几十年的低生育率,正在加剧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其负面的后果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大批青壮年外出工作使得年长的村民陷入无人赡养的境地。因此,中国在变富裕之前,将会先行衰老。而财富分配不均这一事实将使这一两难困境变得更为严峻。⑩(2)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后的发展矛盾。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很明显,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实际是一件好事情,这有利于中国的领导人更加关注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转型。但是在中国经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者驱动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经历经济减速的困难是必然的。(11)这个观点在2015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不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专注于中国经济研究的中国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则担心:“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自满和对变革的阻力……过度投资和金融的脆弱性问题将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必然放缓而发生冲撞,这将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12)(3)遭受到生态严重破坏的环境危机。任职于著名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克雷格·西蒙(Craig Simons)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和森林产品的消费国,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催动了全球资源的极度代谢。”(13)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研究中发现,以任何比较测量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环保记录均不尽如人意,她将此直接归咎于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认为尽管中国独特的治理格局在改革以来数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时期十分行之有效,但“中央层面的政策制定和地方层面的危机管理均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低效模式的固守,而这恰恰是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稳定状态”(14)。(4)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有学者认为,“该举措有利于促进新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之间的连接和合作,也可以促进在冲突管理和争端解决方面实现中国和其他争论国家之间的合作”(15)。但是,在中东恐怖主义蔓延的形势下,这个“沿‘一带一路’许多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肿瘤,也是主要的阻碍区域合作的因素”(16)。

 第四,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1)新一轮“中国崩溃论”。以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知名学者为代表所持的新一轮“中国崩溃论”也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作好准备》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作好准备。(17)四天后,曾对中国道路保持温和态度的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的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18),一时舆论大哗。虽然数日后,部分国外学者和华裔教授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沈大伟陈述的理由并不成立,并批评沈大伟不能光凭想象而必须依据逻辑和事实来下结论才有说服力(19),但依然无法忽视这场被认为是权威专家造就的舆论及其带来的影响。

(2)“中国的崛起已经结束”。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林奇(Daniel C.Lynch)断言:中国的崛起已经结束。他说:“细读有关的采访、书籍、内部政策分析,我发现……政界和商界领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主导叙事的挑战正不断上升,对他们而言,中国崛起的结束可能在望,剩下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所有重要的博弈者,包括中国的境内和境外,将会适应这个世界历史性的变迁。”(20)因率先预测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危机而获得赞誉的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也表示:“中国政府让人民币成为更灵活货币的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要比官方数据显示的弱得多。……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可选政策选项菜单比过去更短。”(21)但这个论断显然需要更多的事实和说服力,否则就显得过于盲目和迫不及待。换言之,该论断缺乏充分的依据,用于预测未来的“可能”或即将“面临”等字眼无法证明中国的实际状况并说服人们认同。

(3)中国将更深地卷入国际形势的“漩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专访时讽刺中国说:中国的发展是搭乘了美国的便车,而且已经搭了30年了。而最近几年,奥巴马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公开并正式强调,“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中美之间的竞争明显愈加白热化。而在美国号称“中国通”的中国问题专家、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策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更是称,中国以“战略骗局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企图欺瞒并诱使美国不知不觉地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终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22)这种“战略欺骗”的说法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如经济学家马克·韦斯勃洛特(Mark Weisbrot)在其新著《败北》(Failed)一书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其正面的评价,他认为,控制了全球治理最重要机构的国际体系的持续被腐蚀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建立新国际体系的可能性的关键,这包括关键性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政策空间,“我们没有像华盛顿自己想象的那样带来‘历史的终结’,也不会看到许多人所担心的中国会简单地取代美国霸权……世界必将会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全球治理也将会更加多元化”(23)。

二、研究呈现出的新特点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如果从18世纪末期美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亲自到中国观察、体会和记录中国算起,实际已经经历了漫长的200多年。而如果从20世纪40年代以创立现代“中国学”,着眼于现实中国问题研究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关注都有增无减。而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在最近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上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关注。美国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在内容上实际以中国政党政治以及政党政治引领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这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走向而逐渐形成的。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20世纪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倾向于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多于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自身的兴趣,那么最近几年的研究则显示出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关注正顺势疯长,无论这种热度表现为肯定、质疑还是批判。

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说:“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命运如何,面对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过程和极富生命力的制度韧性,我们更应该将其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视作一个政权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增长的痛楚,而不是像恐龙在走向其命中注定的灭亡过程中的剧痛。因此,我们进行当代中国(暨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应该局限在政权更迭的走向与前景上——不可否认,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中国研究成果有此类倾向”,而应该“以更加实际且宽广的视角来探究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当下所进行的政策实践的路径与方式”。(24)这可被视为美国的中国研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则是那些对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激进观点的衰弱。那种在苏联解体后激烈地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民主化”,因为“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的观点出现了式微的迹象,虽然仍有学者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雅门(Larry Diamond)对中国民主化的唱衰紧锣密鼓,但与进入21世纪前后的状况相比,在学界的应和则显得异常寥寥。裴宜理认为,虽然中国的“基层民众在表达和解决其疾苦方面缺乏一定的民主因素”,“然而,带给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压力和动力以促使他们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处理问题的,恰恰正是这一点”。(25)曾一度对中国发展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定:中国的飙升,突破了许多民主发达国家“为反对而反对”的内耗魔咒,在不断被预言将会崩溃的声音中,越过“民主建设”漩涡,全力在“国家建设”的路途上前进。(26)卫斯理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安靖如(Stephen C.Angle)则肯定地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可以和自由民主相媲美的东方民主模式。(27)不过略显无奈的是,这部分学者还不是主流。

第二,研究方法上“内部取向”和“外部取向”的倾向并列。21世纪之初,“西方中心论”依旧是西方学者研究东方问题的主要立场,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Cohen)批评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他提出“内部取向”——从中国内部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为此,应该使用“移情”的方法,即“把‘自我’全部渗入移情的对象之中”(28)。这个观点被认为是开辟了以“中国中心观”为研究方法的新时代。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势不可挡,西方既有的经验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发展的事实与经验,“西方中心论”在分析东方问题上日渐捉襟见肘。如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作为历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中国”的加州学派成员之一,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相对于西方的一般模式,它仅仅是不同的模式而已”(29)。这都说明,以中国为“自我”中心而不是站在西方立场和基础上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方法论的转型正在形成。

与这个过程伴随的是,中国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由此而形成的巨大实力超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经验解释范围,也突破了美国学者的中国问题解释能力。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崩溃论”、“中国怀疑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的轮番上演。潘晨新对此分析认为,“中共……对国家的谨慎管理,结合中国的实力和对全球及地区政治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让西方对其感到了严重的挑战。当这种挑战的现实性的解释无助于后康德时代共同规范的全球秩序,西方的政治精英更倾向于一贯低估和歪曲中国治理的全球影响,把它当作有特色的、可持续的、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最终,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中国内部的危机,而是西方对自身规范的基本认知。”“一个习惯于理解本身有着普遍性和进取型目的的社会在这样的目标下不能失去忠诚和变得不知所措。中国的快速上升加强了我们当代的困惑。”潘晨新洞察了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扭曲评论,认为这种西方的东方主义揭示了“不是针对具体的东方的事,而是对东方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潜在的经常性的恐惧、幻想和欲望”。为了解释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主要国家影响的有限,他借鉴了建构和解构主义的二分法,认为处于西方话语形态中的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形成了相互矛盾的“中国威胁”、“中国机会”两种范式。他认为,这种“双焦中国的表现,和更普通的中国的西方话语一样,告诉我们中国对于西方自身、它的自我想象、撕裂、焦虑、主体性,以及对他者的话语影响”。(30)

第三,学者队伍的派别冲突和新分化。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挑战。

美国学者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针对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问题形成了习惯上被分为红队(Red Team)和蓝队(Blue Team)两派,前者倾向于亲近并与中国保持合作,而后者则倾向于打击、围堵和遏制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因为中美各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的各种利益需求,虽然美国采取了不少遏制政策,但是后者的观点一直未能影响到或成为美国的主流国策。

而在红队和蓝队之间,还有主张对华“遏制与接触”、“在交往与对抗之间求取平衡”、力图保持“中立”的紫队(Purple Team),该队以黎安友、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唐耐心(Nancy Tucker)、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等为代表。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中美之间竞争的加剧,红队部分成员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如原本为红队主要成员的沈大伟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崩溃论”就是显著的信号。他还直言:就像WTO使得中国转型升级一样,TPP也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但是中国应该适应TPP,而不是TPP适应中国,即使中国不是TPP成员国,TPP也将鼓励中国遵循和符合既定的标准。或者原来温和的反对者变得倾向于激烈,如民主研究的巨擘兰普顿以及黎安友等。或者原来相对客观的中立者,除了部分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外,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31),还有一部分倾向于尖锐化,如麦克法夸尔等。

而在对中国质疑的声音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国发展越来越多的肯定观点,如马克·韦斯勃洛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

美国学者队伍的新分化一方面折射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学者们的观点和态度基本上和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趋势保持了一致。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竞争摩擦的加剧,包括供职于被称为政府“外脑”的美国思想库的专家学者,政治化倾向都正呈上升之势,部分如以传统基金会、凯托研究所等为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型思想库还公开地带有党派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32)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美国学者自身对中国研究逐渐增长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不仅仅是对“西方中心论”衰落的担忧和恐慌,也是对于中国崛起,对超出自己经验研究的迷茫和困惑。我们需要对此密切关注。

三、余论

美国学者的中国道路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三个启示:一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重大成就的经验,也是未来中国道路健康稳健走下去的根本,更是决定理论发展和赢得理论认同的基本前提。二是中国必须加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这是影响甚至决定国际舆论导向的重要方式,也是掌握制定国家间游戏规则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个话语权,中国的对外形象、对外关系、国际合作与发展都将会遭遇到诸多障碍。三是加快中国自身理论体系的形成。

实际上,大部分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仍然不可避免地坚持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研究中国,从中西文明对比和倾向西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很多学者也在用西方的命题加上中国的数据来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把西方的话语或理论与中国的价值观进行嫁接来分析问题,却没有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这种西方化的思维倾向在研究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顽固地存在,尽管目前西方中心思维处境尴尬。很明显,这对东方文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利,因为东西文明的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但现实是,东方文明现代化程度不足,所以往往处于天然的劣势。究其原因,一个是西方文明的强势,一个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弱势,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尚未形成理论体系,面对已经成熟的另一套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处于下风。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明理论,尽快丰富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

总体看来,无论是对中国的肯定、否定或怀疑,近些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道路发展的观点和看法都显得特别丰富、多元和复杂多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值得警醒和深思。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根据事实和逻辑,提不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并可供借鉴的良方,这些研究就只能忽左忽右,难以切中要点,中国的发展也只能且必须按照中国自己的步调和逻辑走下去。

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研究学院院长何汉理(Harry Harding)曾经对美国的批评那样:“我们美国人总在忙于澄清自己对中国误解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之时,我们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它。我们用今天的‘真实情况’来代替昨天的‘虚构事物’,接着就发现今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明天的幻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在变,一会儿是热情奔放,一会儿是冷嘲热讽,一会儿是一切皆好,一会儿是一无是处。就这么转来转去……”(33)这段话,今日看来,依然适用。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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