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沉默螺旋”效应与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基于25位香港大学生的访谈研究

来源:现代传播2016.5 作者:周凯 刘伟 凌惠 时间:201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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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交媒体对青年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通过对25位香港大学生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四种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现象:观点一边倒、同辈压力大、"小众观点"被放大以及语言暴力。这四种现象对香港青年人在公共事务讨论中自我观点表达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催生了"沉默螺旋"效应。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的实名制和网络暴力妨害了个体观点的自由表达、社会观点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民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现。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理性地审视、辨识和引导。

来源:周凯、刘伟、凌惠;《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05期

社交媒体对青年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以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对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巨大: 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英国伦敦学生的罢课行动,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年人获取资讯、表达政见、组织行动的重要媒介。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对政治不再冷漠,而是更加主动地介入政治决策的过程之中。本文基于对25 位香港大学生的深入访谈,发现在高度政治化( politicized society) 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对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抑制了个体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形成了“沉默螺旋”效应,妨害了社会观点多元化与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实现。因此,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理性地审视、辨识和引导。

一、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以BBS论坛、聊天室为代表的雏形期;以Facebook、MySpace 等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发展期;以Twitter、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APP 为代表的繁盛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聚拢了海量用户——截至2014年8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已超过20亿人。一般而言,社交媒体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与即时性。在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每一个用户不再单纯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以“输入-反馈-输出”的方式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进行处理。在“刊发或播出”的时间节点上不受任何限制,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交互传播。此外,社交媒体呈现个性化与社群化的趋势: 一方面,社交媒体提倡“与众不同”的空间文化,即制造、分享、传递个性化的信息; 另一方面,利益诉求相同的群体在虚拟空间中互动和聚集,表现出社群化特征。如今,社交媒体不仅是人们通讯联络、情感沟通、人脉拓展的主要工具,并且在公民政治参与活动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学界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个体根据现有制度设置合法地介入政治运行的行为,如选举投票、竞选捐款、参加政党集会等。凯特·肯斯基( Kate Kenski) 等学者发现,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内容鲜活、多样、即时且支持用户互动的特点激发了原本政治冷漠的青年人与女性选民的政治热情,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竞选活动之中。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指出,社交媒体对选举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 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社交媒体,政客们必须随时随地通过它回应民众或与选民互动。布鲁斯·宾伯( Bruce Bimber) 也认为,在美国竞选政治中,社交媒体能够有效拉近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距离,是政治沟通、政策协商、资金募集的重要工具。因此,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促进了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即时互动,成为影响选举政治的关键要素之一。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国家日常政治运作之外的公民行动,例如聚众闹事、示威抗议、骚乱暴动等“街头政治”。兰斯·班尼特( Lance Bennett) 和亚历山大·赛格博格( Alexandra Segerberg) 认为,社交媒体赋予个体以信息传播、组织动员的力量,传统的集体行动已转变为个人化的联结行动( connective action)。默林那·利姆( Merlyna Lim) 指出,社交媒体有助于个体扩大抗争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争取社会关注或寻求第三方( 如社会精英、媒体等) 支持,从而有助于维系抗争行动的进行。针对中国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杨国斌、邓燕华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降低成本、提升集体认同和创造新机会可以促进运动动员”。吕德文则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指出,社交媒体作为“弱者的武器”有助于抗争者争取舆论关注、社会同情及法律援助等外部资源,以弥补弱势群体的劣势并迫使地方政府作出妥协。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社交媒体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论断持怀疑态度。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Evgeny Morozov) 指出社交媒体实际上助长了“点击式参与”(point-and-click activism) ,即个体仅仅通过“转发”或点“赞”的方式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却不愿意亲身参与线下活动,其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在点击鼠标的那一刻便消散了。娜塔利·芬顿( Natalie Fenton )和维罗妮卡·巴莱西( Veronica Barassi) 发现社交媒体虽然为个人的观点表达和行动组织提供了工具,但也导致了个人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模式( self - centered participation)。瑏瑠皮帕·诺里斯( Pippa Norris) 则认为网络传播技术存在数字鸿沟效应(digital divide) ,即社会成员对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存在差异——在网络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穷困人口、老年人及教育程度低的社会群体有可能无法有效掌握这些信息传播工具,因而在公共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因此,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正引发愈来愈多的关注和思考。

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的逻辑关联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视角,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社交媒体的功能及政治参与的方式进行理论分析,而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为了进一步探析社交媒体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以香港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探析在高度政治化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对独立个体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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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高度政治化社会中的社交媒体

选择香港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两点考量:首先,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香港的普及率高,对青年学生几乎全覆盖。其次,近年来香港大学生频繁发起或参与一系列的集体行动及其他政治活动,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香港也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公民政治参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因此,对香港青年学生的访谈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在抗争性( contentious) 政治行动高发地区社交媒体对个体参与行为的影响。

本文以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 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 的方式确定受访对象。受访者的筛选标准是: 第一,在香港的学习生活经历至少一年以上; 第二,本人经常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体( 每天至少登陆一次) 。在田野调查期间,共计完成访谈案例25 例,其中,男生15 名,女生10 名; 从学历来看,本科生9 人、硕士生9 人、博士7 人。受访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多元,涉及法律、政治学、医学、计算机、物理学、文学、教育学、机械工程、经济学等专业。每个访谈均由2 名访谈人员完成,采取半结构式的问答方式,一人负责访谈,另一人负责记录和补充提问。访谈开始前,我们向受访者说明了访谈目的,并事先征得所有受访者的同意,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全程录音。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逐字逐句转录成文本资料。本文作为研究结果呈现,为了使访谈者的叙述便于理解,我们在逐字转录的基础上,对访谈者的口头叙述进行了“标准化”的文本转化处理,即删除了访谈叙述中的口头语、无实质意义的重复语句。这一基于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不仅为理解香港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交媒体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实际作用。

Facebook 是香港大学生最主要的资讯获取渠道、虚拟互动平台及策划活动工具。受访者均表示他们通过Facebook 联系朋友、了解新闻资讯、追踪社会热点、讨论及分享消息、组织线下活动等。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香港青年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存在四种较为突出的现象: 观点一边倒、同辈压力( peer pressure) 大、“小众观点”被放大以及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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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建议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于1974 年提出了沉默螺旋理论( thespiral of silence)。诺依曼认为,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属于“小众”或“弱势”时,为了防止孤立( 甚至是群起而攻之的遭遇) 而倾向于保持沉默。由此,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一方的声音越来愈大,另一方意见则沉默下去,沉默的一方又造成了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螺旋发展态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沉默螺旋”效应是否存在于虚拟空间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使得人们从真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不必过度担心因小众观点表达而受到孤立,人们敢于表达与主流声音不同的意见,因而“沉默的大多数”变得不再沉默。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互联网和现实世界并无二致,“沉默螺旋”的心理机制仍然适用于网络空间。基于对香港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本文认为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更容易产生“沉默螺旋”效应,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实名制和社交网络上的网络暴力。

首先,社交媒体的实名制不利于社会成员克服从众心理以达致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以Facebook、Twitter 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推崇实名注册和实名社交,因而社交媒体实际上并未完全将个体从真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而只是把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移植到了网络虚拟世界。近年来香港社会正处于政治转型期( political transition) ,复杂的政治格局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使得青年学生在Facebook 等实名制社交平台上发言变得格外谨慎。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每一个人实际上处在熟人圈的交往范围之内,人们的从众心理与“避免孤立”的心理倾向依然存在。个体时刻观察周围的“意见气候”变化,审视优势意见与“少数派”观点。当社交媒体中存在某种“一边倒”声音或主导意见后,许多青年人由于受到同辈压力或对遭受语言暴力的担忧而缄口不言,造成了优势意见的再增势,从而形成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沉默螺旋”效应。

其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的网络暴力削弱了个体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妨害了社会观点的多元化与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实现。客观而言,言语攻击、侮辱谩骂、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然而,偶发性的语言暴力与常态化的情绪化表达存在本质不同: 前者具有显著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而后者则具有较强的预见性与重复性。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交媒体助长了常态化的情绪化表达等非理性行为,妨害了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意愿。以香港为例,不可否认,大多数香港青年学生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愈加了解和关心香港政治发展,但现实生活中频繁上演的政治争拗蔓延至网络空间,理性思维让位于情绪化表达,合理的意见表达在非理性的言语攻击之下难以实现。本应鼓励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虚拟公共领域充斥着情绪性、盲从性及非理性的个人行为,而大多数社会成员由于个人观点得不到应有尊重和理性回应而趋于沉默。网络暴力在社交媒体上一旦占据上风不仅扼杀社会成员理性政治参与的意愿、加剧“沉默螺旋”效应,而且将影响政治发展所需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活力。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而言,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的“沉默螺旋”效应无形中阻碍了社会成员形成健全的政治认知以及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现。伦纳德·毕福勒( Leonard Beeghley) 将政治认知和政见表达视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提出了“认知参与” ( cognitive participation) 和“表达参与” ( expressive participation)的概念。所谓“认知参与”,是指公民通过收看电视新闻、收听广播报道、阅读报纸杂志或经他人告知等形式了解政治资讯、增加政治知识并形成个人政治认知的过程。而“表达参与”指公民与他人就政治问题进行观点表达、意见交换或互相辩论的行为。毕福勒认为,认知参与和表达参与虽未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却是个体采取参与行动(如投票助选、接洽官员、示威游行等) 的先决条件,属于政治参与的初级阶段。迈克·戴利·卡必尼( MichaelX. DelliCarpini) 等也认为,个人关于政治的话题讨论或闲谈皆属于宽泛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着公共协商( public deliberation) 及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事实上,只有不同观点相互碰撞才能形成更加客观公正的政治认知。社交媒体上的“沉默螺旋”效应实际上不利于社会观点的多样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长远来看必将妨害公民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践与发展。

在社交媒体时代,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既可以满足个体目的性的需求,如获取资讯、联系亲友、组织聚会等;又是社会成员借以进行聚合与互动的重要虚拟空间。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和空间属性相辅相成,形成了对公民政治参与强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如微信、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已深刻融入中国青年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对香港青年学生的访谈研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交媒体对个人意见表达、社会观点多样性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主动加强对社交网络的有效监管和适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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