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事实上是在搞“十字军东征”

来源:政治学研究 作者:杨光斌 乔哲青 时间: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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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制度不同而取得的比较优势如此地显著,但是在西方政治学那里却被列入威权主义的“坏政体”之列,必须走向“历史的终点”才算是正道。读书人怎么都成了不睁眼看世界的观念囚徒?自称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怎么都成了传教士?目前关于中国政体的种种说法基本上都是在“威权主义”一词加个前缀词或者后缀词,离开“威权主义”就不知道怎么来看中国。由此可见,国际社会科学界已经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教条主义到何种程度,中国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与民主政治无关的威权主义;既然中国是非民主的威权主义,那么,其政体转型是必然的,即转型到自由民主政体。可以说,西方主流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不是科学主义或政治科学,好听地说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政治哲学,事实是从宗教信念出发而搞的“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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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位置远远不能匹配其实践中的重要性,需要“找回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模式本身或者最核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一种组织良好的秩序,而且其在元理论上有诸多值得重新发掘之处,比如民主集中制所表述的真实的政治关系、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动态的结构性均衡特征、政治属性上的民主主义、文化机理上的集体之善、政治思想上的民本主义以及运行机制上的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和央地关系的组织原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的事实性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作为权力结构的民主集中制同时还是决策过程的一般原则,做到了形式与过程的统一,这是其他现代政体所不具有的优势。 

原标题: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乔哲青,西华大学政治学院。

民主集中制政体在冷战时期曾经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焦点,苏联的解体使得这个概念在西方政治学中几乎消失,即苏联的失败也是这个理论和概念的失败。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之际,随着“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也就有必要“找回民主集中制”,正如当年“统合主义”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失了30年又被重新找回来一样。其实,在中国,民主集中制一直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也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只不过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具有脱离国情的倾向,没有对自己的核心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人研究的都是与中国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无用之学。

今天,很多人谈论的“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能够称得上以国家为名的模式,一定是能将中国良好地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制度。而且,作为一种模式,必然有其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历史连续性,以及因为独特而且有用所产生的特征独有性。这两点决定了在中国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讨论一种政治模式,而政治模式的核心首先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这是一个常识;不仅如此,这样的组织原则必须是适用于国家的组织原则的。这样,能把党和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非民主集中制莫属。民主集中制从其产生到今天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是唯一能与代议制民主政体媲美的政治制度或政体。因此,在比较政治学教材中讲政体或政治制度,非西方化的教科书必然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否则按照西方教科书的概念去分析中国就会风马牛不相及。

遗憾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政体大致有两大类:作为自由民主的代议制民主和非民主政体即威权主义。在西方政治学那里,前者是“历史的终点”,后者必然失败即转型或过渡到“历史的终点”。那么世界政治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看看简单的加减法。实行代议制民主的32个富裕国家的人口总和不过10亿,即不超过全球人口的15%,全世界85%的人口生活在中等发达或者欠发达国家;在85%的人口中,中国13亿人即占全球的20%,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剩余的全球65%人口,绝大多数即6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国家,另外5%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君主制或其他政体之下。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是,其实发达国家的发达不是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而是综合因素比如战争掠夺、殖民地掠夺,其中日本最典型,《马关条约》掠夺中国2.3万万两白银,比当时日本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在后发国家即基本上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国家,占全球人口60%的国家基本上实行了代议制民主,更有可比性的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共9个,除中国外,其余8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都实行了代议制民主,结果如何呢?它们并没有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这一“好制度”而变得更好,而是陷于党争民主所罗织的发展的陷阱。这并不是个案,而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中国也走上了代议制民主即党争民主的道路,结果会比其他巨型发展中国家更好吗?

中国因制度不同而取得的比较优势如此地显著,但是在西方政治学那里却被列入威权主义的“坏政体”之列,必须走向“历史的终点”才算是正道。读书人怎么都成了不睁眼看世界的观念囚徒?自称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怎么都成了传教士?目前关于中国政体的种种说法基本上都是在“威权主义”一词加个前缀词或者后缀词,离开“威权主义”就不知道怎么来看中国。由此可见,国际社会科学界已经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教条主义到何种程度,中国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与民主政治无关的威权主义;既然中国是非民主的威权主义,那么,其政体转型是必然的,即转型到自由民主政体。可以说,西方主流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不是科学主义或政治科学,好听地说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政治哲学,事实是从宗教信念出发而搞的“十字军东征”。

必须跳出西方社会科学宗教式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给中国的政体正名,给予它学理上的身份还原。我们发现,坊间热议的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而这一制度在理论上不但具有现代性的民主主义属性,同时也具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生性变迁的特征,并且克服了后发巨型国家因普遍缺失国家能力而导致的组织化不足的结构性病理。更重要的是,生活政治告诉我们,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同时还是政治过程的核心即决策过程的原则,因而它构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制度体系,即政治形式与政治过程的一致性原则。为此,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这样一个关乎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性政治制度。 

一、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模式”的最好表述 

大国兴衰一直是国际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仅仅是在10年前,西方世界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的问题甚至是中国何时崩溃的问题,但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当中国统治世界”和“西方还能主宰多久”。

生活在中国的一些学者比西方人更早地看到中国的光明前景,因此10年前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这个大话题。对于中国模式,有两种决然不同的态度或者说价值取向,即否定说和肯定说。在否定说中,又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完全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否定中国模式,相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模式即自由民主或者说代议制民主,其他都是过渡形态,或早或晚地要转型至自由民主政治。但是,连“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福山都不得不说,目前中国模式是自由民主模式的唯一的替代性挑战者。第二种是一些经济学家或者说改革坚持者担心如果肯定中国模式,中国就会满足现状而不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对中国政治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本身的否定,而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即中国不能停留在既定的发展模式上。中国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升级,这种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第三种是从治理模式上质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一个东西如果可以称之为“模式”,至少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标准:(1)模式应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2)模式应跟其他模式不同,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3)模式一旦确立后能够被他人所模仿,即有扩散性;(4)模式应不仅自己承认,还被他人认可。如果观察中国的状况,这几个标准目前都不确定,这是模式总结的关键难题。①这是典型的从治理角度看问题,没能看到中国治理背后的那种独特的、稳定的、具有扩散性并进而被承认的政治因素。任何国家都难以从治理的角度确定其独特的模式,因为治理方式都是文明互鉴的结果,比如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与交流而形成的一些治理模式,比如混合制经济、福利国家等,治理模式可以彼此互鉴。与政治模式相比,治理模式是技术化的非根本层面的东西。当我们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一定是在根本制度层面谈问题。

遗憾的是,即使在肯定中国模式的阵营中,也几乎没有在根本制度层面谈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是在治理模式、发展模式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最著名的无疑是“北京共识”,基本上讲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极力推销中国模式的张维为也是在发展模式意义上总结中国模式——虽然其胸中有“文明型崛起”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模式主要有八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②总结中国模式怎么能不提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中国的基本制度?把这8条对照一下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结论必然是“德国模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中国模式的王绍光教授也是在治理意义上谈中国模式,他提出著名的“西式政体,中式政道”之说,即西方人善谈政体,而中国人善谈政道。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史的书,而西方则主要是政治思想史的书。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想,难道不正是“政道”?所以,肯定“中国模式”的王绍光教授不是在根本制度即政体层面而是在治道意义上谈论中国模式。

第二种角度是文化意义上的。潘维教授的“国民—民本—社稷”中国模式论更像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文明模式,有作为经济模式的“国民”经济体制、作为政治模式的“民本”政治和作为社会模式的“社稷”构成,其中每一种子模式下面又由四个支柱构成,这样“中国模式”包括12个支柱。在国内流行的贝淡宁(Daniel A.Bell)《超越自由民主》一书中的中国模式观其实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即认为儒家的贤能政治优于自由民主的选举政治。

第三种角度便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有(Andrew Nathan)固然不会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但其“韧性的威权主义”(the authoritarianism resilient)至少用来刻画中国政治的现状,用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为什么没有随着第三波民主化而垮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其实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问题。郑永年教授眼中的中国模式就是相对西方外部多元主义的内部多元主义即共产党的开放性。③我认为,无论是否承认中国模式,从共产党这里找答案正在接近问题的真相,但是“内部多元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现象,或者说是中国政治制度即政治模式本身外溢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而已,不能当作中国模式本身。

比较而言,看上去对中国模式更有现实感的是丁学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而概括出的“多重矛盾的综合体”: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控制系统。④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但和张维为一样是现象的罗列。更重要的是,丁学良教授的历史观有问题,他把中国模式的“史前期”推到20世纪80年代,割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30年,更没有革命时期的历史。

既然是模式,只能是一个简洁而有穿透力的一个词,比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自由民主”。更重要的是,作为终端性的模式绝对不是几年、十几年的发展性政策的变化,而是某种根本性政治制度,而且这个政治制度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在这些意义上,中国模式只能是我们耳熟能详但又被忽视掉的“民主集中制”。如前,一个国家模式只能是以政治制度为核心,而且这个政治制度能有效地、合宜地将这个国家组织起来。要知道,对于中国等很多后发国家而言,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强社会”,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强国家而非弱国家。晚清之后的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成了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如何组织中国就成了当务之急。孙中山和蒋介石想以党领军、以党建国,均告失败。最终把中国有效组织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其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作为胜利者的中国共产党又适时地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转化为国家的组织原则。

在历史维度上,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写照,也是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决不止于政府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更体现在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诸多维度上。一个词能概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维度,难道它不正是中国模式的最好的概括吗?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传统和业已存在的资源,不能因为其名称古老而弃之不用,相反,我们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的新进展而丰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政体概念。在政治制度意义上,越是古老的概念,而且还在实践中运转着的,越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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