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军“武士道”跪下的车桥战役

来源:党史纵横2015/9 作者:刘志民 时间:201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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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7日,在江苏淮安车桥镇西北八公里处的小马庄村外,上演了中国抗日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都罕见的精彩一幕:一小队24名日军向从多个方向冲过来的新四军集体下跪投降。

日本军人信奉武士道精神,战场上宁死不降,很难被俘获。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我军没有抓到一名俘虏;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参战几十万部队,俘虏日军不足10人;太平洋上的瓜岛战役,面对优势的美军,日军也是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人。而车桥,这个不起眼的小镇,由其名字命名的战役,却呈现了精彩,成为我军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发起这次战役的部队是新四军一师,指挥员是身经百战的粟裕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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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探车桥  终下决心 

车桥镇,地处淮安之东,坐落在涧河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抗日战争前,全镇计有居民1200余户,约6000多人口。水陆交通便利,市场繁荣,诸如商店、粮行、米厂、油坊、木厂、酿酒、制烟、织布、缫丝以及各种手工业应有尽有,素有“小上海”之称。车桥镇四周筑有土圩,高丈许;外有壕河,阔约两丈,皆系前人垒筑。为了防御“匪患”,日伪占领后,驻扎日军一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500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

粟裕自1941年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率本部在苏中开辟根据地和进行反扫荡以来,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车桥这处要地。如果夺取车桥,就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打造一处便于休整的清静之地。然而,车桥是水陆交通要冲,来援方向多,拿得下拿不下,都将会遭致强敌攻击报复。因为华中根据地处于侵华派遣军总部南京的鼻子底下,日军调动部队的条件十分优越。新四军同八路军一样,没有外援,武器的补给主要依赖于缴获,所以每打一仗都要做精细的算计。如果一次作战用尽300发子弹,而不能缴获400发子弹,各种消耗大于缴获,这个仗就赔了。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虽然狠狠打击了日军,但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在接踵而来的日军反击中,吃了很多亏。粟裕清楚,动静弄大了,可能会吃亏,自己则要承担责任;另外,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和理由,上级也是不会同意打的。

1943年6月,粟裕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他没有取捷径直奔目的地,而是舍近求远,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穿行于车桥镇及周边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绕了一个大交叉圈,抵达黄花塘。返回时,走的是另一条路线,继续交叉绕圈,往返行程500多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随同粟裕的侦察参谋严振衡后来回忆:“我不明白,回苏中可走的路很多,为什么首长要绕的这么远?而且专拣我们从来没到过的、敌情和地形较复杂,并且是我们地方工作较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开展地方工作的地区呢?……按道理,部队应该径直向东南方向前进,粟师长却偏偏要向东,到紧挨曹甸(北临车桥镇的敌据点)东南不远的顾家庄去,首长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粟师长此举是为将来的一场大战作实地考察”。

早在1940年,粟裕以劣势兵力装备击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打得干净、利落。但随之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始疑问:新四军打国民党顽固派很行,打日本人怎么样?在日军疯狂扫荡中,粟裕按照上级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部署,将部队化整为零,所进行的战斗,都是小规模的战斗,很不解渴。但这是游击战争的需要。而到了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有利变化,以及本身力量的增强,则需要扩大活动地区以迎接新的形势。要扩大活动地区,就不能零敲碎打,必须要有大点的动作。粟裕将他酝酿已久夺取车桥计划报告给军部,而当时主持军部和华中局工作的饶漱石说:还是不要打,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对此,粟裕反复思索:车桥地区是日军第65师团(师团部驻徐州)与第64师团(师团部驻扬州)的结合部。进攻车桥,徐州和扬州的日军可能互相推诿和观望,未必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而淮安之敌的兵力有限,我们有能力应付。机不可失,粟裕决定先斩后奏。他适时提出一个重要的军事论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 

攻坚打援  双管齐下 

粟裕决定将五个团编为三个纵队,以一个纵队主攻车桥,以二个纵队负责打援。目的是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日军的增援部队。粟裕负责战役全面指挥;副师长叶飞担任战场指挥。战役时间定于3月5日凌晨,而在战役发起之前的3月3日,粟裕亲自率师机关直属队在车桥东南方向约120多公里处东台三仓地区,纠缠正在“清乡、扫荡”之敌,目的是声东击西,麻痹日军,达成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3月5日晨1时50分,我军突然向车桥据点发起进攻。战前,攻城部队根据所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土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讯联络工具。攻城部队利用夜暗从其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日伪驻地。战至当日中午,全歼了镇内的伪军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下午3时半,叶飞令将山炮大队调入阵地,先以追击炮集中轰击敌外围,接着以山炮轰击大碉堡,其大碉堡及暗堡被炸塌,部队迅即冲上去,一个小队日军大部被歼。残敌逃至车桥东街一个集团碉堡群中,继续顽抗。若要接近碉堡群,必须经过几座桥,可是碉堡群周围是100多米的开阔地,残敌火力很猛,无法实行迫近作业。叶飞副师长考虑车桥已基本占领,应节省弹药,剩下几个残敌无关大局,便令停止进攻。残敌乘夜黑逃走。战斗中,“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冒着枪弹进至碉堡旁大声喊话,瓦解日军,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粟裕将打援部队部署在车桥南面和西面10公里处,用以阻击和围歼由曹甸和淮安出动的增援。5日下午,南面曹甸据点的日伪军百余名最先出动,触发了我军埋设的地雷后,稍与我阻击部队接战,就退回去了。日军救援主力来自西面淮安方向,下午3时,日军第65师团72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一部伪军共700余人,分批由淮安,乘车向车桥驰援。第一批七辆汽车载200多名日军进入我军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开火,日军在我军火力引诱下,进入我军预设的地雷阵,当即被炸死炸伤60余人。下午4时、5点30分,第二批、第三批日军先后与第一批残敌会和,当晚向我军阻击阵地进攻。我打援部队在这一带搞了许多假工事,日军冲上阵地,发现根本没人,便气急败坏回到公路继续乘车向车桥行进。可没走多远,又遭到我小分队开枪阻击。日军又得下车散开应战,我小分队打几枪就走,日军又爬上车继续行进。弄得日军真假难辨,行进缓慢。被引进伏击圈后,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日军的汽车被打坏,开不动了,只能下车应战,由于地方狭窄,日军展不开,由此损失惨重。我一部打援部队适时由北向南出击,切断日军退路。日军无奈,只好向东北方向的芦苇荡突围,芦苇荡的表层土是冻的,但踩下去越陷越深,其九二式步兵炮陷在芦苇荡里,成了废物。我打援部队利用天黑,两头夹击敌人,并把芦苇荡点着了。日军在芦苇荡里被我军切成三段,大队长山泽大佐被击毙,其余大部被歼。小队长三本一三中尉等二十几人突围至附近的小马庄躲了起来。藏了一昼夜后,天亮时,三本一三中尉共24名日军出庄被打援部队发现,四、五路部队呼叫着口号围了上去。24名日军集体下跪投降。

粟裕乘胜扩大战果,收复曹甸等日伪据点十二处,使淮安以东纵横五十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此役共歼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伪军500余人,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伤亡238人。 

军部批评  延安盛赞  

战后,粟裕立即向新四军军部报捷。谁料想,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饶漱石发报对车桥战役提出批评,指责“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报复”,“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影响和牵制”。为此,粟裕、叶飞及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共同署名,复电申诉组织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

车桥战役后,正如粟裕所料,日军未能进行大规模报复。新四军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迁至新收复的车桥、曹甸地区,为尔后新四军的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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