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泽东决策思想

来源:光明军事 作者:王凤春 时间: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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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堪称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决策者之一,他是军事决策的卓越实践者,也是中国战略战役决策理论和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者。现在我们可以查阅的许多文献,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以及三大战役的一系列电文,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决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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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军事决策思想的实践来源。毛泽东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以其非凡超群的雄才大略,做出了一个个决定战争胜负的重大决策,导演了一幕幕战无不胜的神话。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国民党军阀周旋,到抗日战争与侵华日军抗衡;从解放战争与八百万国民党大军决战,到朝鲜战场上与不可一世的美帝角逐,无不反映出他独树一帜、技高一筹的军事决策艺术。

毛泽东的军事决策经验或原则是:第一,统揽全局,把握关节。他认为,战役或战斗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是有必要的,因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指挥员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第二,慎思笃行,审慎决断。毛泽东认为,杰出的将领必须做到胆大而不流于鲁莽,谨慎而不流于怯懦。“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结合起来”,“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第三,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他在战争决策时,总是客观、全面地分析形势,兼顾利害,常常以患为利,不囿于眼前的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的大利益。比如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毛泽东说过“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利”。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毛泽东军事决策思想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实践论》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情,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回顾毛泽东战争决策的伟大实践,之所以妙计频生,挥师自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筹划和处理作战问题时,善于从分析关联战争的诸要素入手,把握全局,把决策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1947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估计:大别山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鄂豫皖三省交界,战略地位敏感且重要;国民党的兵力主要集中于东西两翼,中央部分兵力很薄弱;大别山区过去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好,利于解放军立足发展;只要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通武汉,南扼长江天险,钳制中原,将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国民党必然调动其进攻我陕北、山东解放区兵力回援,与我争夺中原地区,那样,我们的预期战略目的就达到了。在系统分析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做出了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先后派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挥师南下,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复杂的决策对象面前,善于吸取真知灼见,充分运用群体的思维功能形成正确的决策。1948年,我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仍处于拉锯状态,形势依然严峻,受之前挺进中原举措获得成功的鼓励,1月27日,毛泽东又做出了由粟裕率1、4、6共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的”决策,试图以此打破中原地区的僵局。毛泽东预计,以主力一部跃进江南会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从而“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受领此任务的粟裕原本主张继续在中原地区作战,但在接到命令初期仍然表示服从中央主张。在濮阳休整准备期间,粟裕对跃进江南的决策反复思考,最终形成了对中原战局的看法和建议——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构想,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建议。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做出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两军联合,逐鹿中原”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指挥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动态思维的方法。他认为,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变化的时候,指挥员的主观认识也要跟着转变,即要根据新情况,做出新决策。1948年辽沈战役前,毛泽东没有确定战略决战的方针,只在同年9月7日给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规定了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三兵团的任务是“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攻占平、津、沈以外的各城市”,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10月16日长春守敌第六十军起义后,毛泽东根据这一变化,及时修正原来的决策,于10月17日电报东北野战军,正式做出了歼敌主力、夺取沈阳的正确决策。

深蕴的文化积淀是毛泽东军事决策思想的认知基础。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博览群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力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学校培训,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累积的璀璨文化和漫长的革命斗争实践教会了他如何去应对战争。他早年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左传》等典籍都曾经给他的决策实践以最初的启发。

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中国历史上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来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的迥异后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深入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旗帜鲜明地提请全党同志要充分注意战略决策实践中要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是确保战略决策正确和科学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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