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大国军事较量的科技前沿

来源:军事科技与防务动态 作者:肖静 石海明 时间:20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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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国军事较量的科技前沿

《关键洞察力》编导 肖静

访谈嘉宾 石海明

肖静:近年来,美俄等军事强国在实战中,都多次使用了带人工智能元素的装备和武器,您如何评估这些武器的“人工智能”水准?未来还可能会有哪些突破?

石海明:要评价人工智能的水平,就要先弄清楚人工智能的涵义。“人工智能”一词是由美国人约翰·麦肯锡在1956年提出的,其涵义是指依托计算机运用数学算法模仿人类智力,让机器“学会”人类的分析、推理和思维能力。根据机器模仿人类程度的深浅,人工智能可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等级或层次。目前来看,即使是美俄等军事强国,其武器装备发展水平尽管有了一定的智能化含量或元素渗透其中,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其实都还只能算是弱人工智能。因为,无论是无人化武器装备,还是智能情报系统,在决策层面都仍离不开人的介入,必须有人参与其中,而非由机器完成整个任务的闭环回路。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们都只能称为“带有人工智能元素”的武器装备或军事系统,而非真正的人工智能化武器装备或军事力量体系。

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军事应用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的,从军事发展史来看,一部人类战争史就是一部人与武器并行演进的历史,人越来越武器化,武器越来越人化,这里的人化指的就是智能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必将使得武器越来越越智能,未来交战双方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辅助决策,直至将一些决策完全交给机器代劳,并运筹指挥机器人战士在战场上展开厮杀,而拥有更高级智慧的人却躲在远离前沿战场的幕后进行遥控指挥,或许这种“战场只见机器兵”的场景,已经不会再是科幻电影了,很快就会走入现实。今天,美军在反恐战争中实践的无人机作战,创新的无人机蜂群战术,就已经让我们隐隐地看到了这种未来战争的端倪。

当然,从客观上而言,人工智能牵引的战争无人化前景,也是军事技术发展迫使未来人类不得已而做出的抉择,因为未来战争必将进一步高技术化、高毁伤化及贵族化,高强度的信息化对抗将逼近人脑信息处理的极限,高效精准杀伤也使得人的生命在战场上几无防备,挥金如土的战争也迫使对垒双方寻求替代方案。更何况,面对瞬时更新、大量集聚的战场大数据,冗长的决策过程无异于隐形的自杀,必须由效率更高的机器代替人去发挥某些军事职能。这一切就是构成了未来人工智能充分发展走上战场以后的大方向、大趋势及大未来。

肖静:据您了解,目前俄罗斯和美国在人工智能武器研发上,都有哪些策略和侧重?

石海明: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军事应用的前景,世界主要军事强军都从人类军事发展的历史经验与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前景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机会,也许这种嗅觉到的机会还不太清晰、不太明朗、不太准确,但在军事领域,对科技未来的藐视就是对失败的拥抱,因此,近些年都加快了相关战略部署和研发脚步,密切追踪人工智能前沿动态,开始有侧重、分步骤、有策略地展开布局,谋求制胜未来,抢占先机。

比如,美国于2016年10月就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份报告,这两份文案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规划、影响及具体举措。从报告内容不难看出,美国已将人工智能置于维持其主导全球军事大国地位的科技战略核心,在其相关智库推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中,人工智能也是发展的重中之重。此外,应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IARPA)的要求,今年7月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家事务中心也发布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详细剖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影响及潜在机遇,报告对美国政府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安全政策提出了3项目标及11项具体建议,其中就包括要维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国防部就必须要从军事演习、战略分析、重点投资及情报应对等多方面加强推进相关工作。

此外,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可以讲,近年来依靠全球领先的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美国侧重于将自身在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延伸至军用领域,用信息化手段作为“倍增器”来发掘人工智能的战斗潜力。已经在进行的研发项目包括“自适应雷达对抗”、模块化先进武装机器人系统(MAARS)、陆军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海上猎手”号无人驾驶军舰,以及各种型号的尖端无人机与陆战海战机器人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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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领域也不甘示弱,其国防部长已经批准执行的“2025年前发展军事科学综合体构想”,同样认为人工智能系统不久将成为决胜未来战场的关键因素。在具体措施上,俄罗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硬手段”的智能化改造上。已经开始的研究包括多个防务公司承担的作战机器人项目、“超级坦克”阿玛塔主战坦克项目、用于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人工智能导弹、无人机平台及蜂群指挥技术等。其中,“平台-M”履带式遥控作战机器人已经参加了俄罗斯东部军区特种部队和俄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演习,可谓“小试牛刀”。毕竟,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工业基础,其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的前瞻探索与布局,不容小觑。

肖静:五角大楼正计划开发从更多信息源中获取大量信息的软件以代替人工数据处理,美国国防部称其为“战争算法”,这是否真能令美国在未来战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石海明:情报是战场行动的前提,正所谓《孙子·谋攻篇》中所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信息化战争说到底对抗的是信息优势、指控优势及体系优势,“战争算法”就是从海量战场数据中获取信息、形成情报的一种新方法与新手段。可以讲,在战场传感器越来越多,无人化武器装备大量介入、人机一体化决策体系支撑的战争中,“战争算法”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未来战争中,如果真如美国国防部所说,“战争算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学会从无人机拍摄的海量音视频信息中分析出对作战行动有价值的情报,那么这种信息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报决策优势显然是十分巨大的。但其难点也恰恰在于,人工智能的“价值”评判能否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情报信息。换而言之,对于资深情报人员尚属困难的情报分析,在未来战争中能否完全由人工智能代劳,这是未来“战争算法”能否改变战争的关键所在。当然,战争永远是两股活力的对抗,美国要在未来战争谋取更大优势,按照其一贯遵循的“技术制胜”军事战略思维,五角大楼必将持续加大对“战争算法”的开发与支持力度,抢占智能化军事变革的制高点。

肖静:普京曾说,“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将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到底会引发一种怎样的战争形态变革?

石海明:战争形态总是伴随着战争工具的演变而演变。从人类战争形态演进的历史来看,先后经历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核战争,机械化战争,到今天炙手可热的信息化战争以及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形态的迭代不完全是线性的,在特定阶段会有不同形态的交叉。普京对无人机与未来战争的研判,反映的是当前战争走向无人化或智能化方向的一种大趋势。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必将引发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随着人机共生时代的到来,战争自然也会“变脸”。按照技术悲观主义的看法,到那时,随着无人化武器装备主导战场,战争就进入了一种“自我异化”的战争形态。其理由是,无论战争工具怎样从石子、刀剑进化到如今信息化武器,其根本目的都是一样: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则会彻底对这一目的提出挑战:敌人和自己不再直接出现在战场,双方都无法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一旦开战,甚至可能出现长期没有胜败的尴尬局面。战争就变成了资源消耗战,哪一方的机器人率先被消耗完,哪一方才有获胜的可能。而按照技术乐观主义的看来,当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牵引战争进入智能化战争阶段或后人类战争阶段之后,战争样式领域没有太大的挑战,因为那时对垒双方的科技手段也会今非昔比,最大的挑战是战争伦理的挑战,毕竟,以往战争的“人我共识”在人退出一线战场的厮杀后已不复存在,通俗而言,机器人战争只有理智没有情感,战争伦理何去何从?这或许是人类在“恶”的方向不断演进所不得不直面的难题。

肖静:有人说,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必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在这场科技竞逐中,除了美俄等军事强国之外,一些小国是否有机会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领域实现全面赶超?

石海明:谈起“军备竞赛”,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冷战。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攻读博士的学位论文,就是研究的那段时期美苏太空军备竞赛史,相对比较熟悉那段历史。应该讲,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由于军事发展的特定阶段,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竞逐,包括核军备竞赛、太空军备竞赛等,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正是因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我认为用“军备竞赛”这个词语来描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并不恰当,毕竟特定的词语有特定的含义,也打印特定时期的烙印。在今天的全球化新时期,我们描述科技领域的大国竞逐,并不需要非用一个有明显时代烙印的词语。

当然,不用“军备竞赛”这个词语来描摹人工智能领域未来的竞争,并不等于说在这一领域是风平浪静的,不存在任何竞争与较量。恰恰相反,在可以预期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相关科技与产业的竞争将极其激烈。我经常讲,军事科技领域的较量,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则生,守旧则死,一切皆因为,科技竞逐关乎国运。尤其是,在当前科技领域的较量已进入集群竞争的新时期,每一项单一技术背后都有相关科技的支撑。人工智能领域也一样,它的发展不是某项单一信息科技的问题,也涉及到生物科技、脑科学、材料科学及认知科学等领域的进展,甚至还牵涉到相关产业领域的变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国在这一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坦克是军事技术研发集体化、体制化到来的标志,从那时起,军事科技的研发更多地已经告别了个体的发明,日益成为一种需要国家集合多方力量与资源的事业,无论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抑或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以及当前在国家层面世界各国布局的人工智能研究计划,都反应出这一变化趋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国在未来前沿科技的较量中,全面赶超大国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这是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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