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廖永安 陈逸飞 时间: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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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浙江诸暨,是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在社会治理中的灵活运用。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1963年,毛泽东同志曾就此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出对党的群众路线和历史经验的传承和珍视,对我们在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枫桥经验”所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枫桥经验”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模式。西方一些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之间存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而中国社会治理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则承认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第三领域”。“枫桥经验”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有效调动本地资源,依靠社会调解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从而提供了大国“简约治理”的新模式。

其次,“枫桥经验”体现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西方一些国家奉行“最小政府”理念,提倡“没有政府的治理”,在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问题治理上难以形成合力,最终完全依靠市场化竞争驱动。“枫桥经验”旨在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全民”意味着国家、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建”意味着国家、社会、公民之间在社会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共享”意味着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群众共同享有。面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枫桥经验”正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原则的前提下,把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党委抓总、部门协同、镇村联动”的工作机制,从而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最后,“枫桥经验”体现了“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驱动下,形成了用法律全方位处理社会问题的“法律/司法中心主义”观念,崇尚对抗竞技文化带来的“诉讼爆炸”,导致“法律对生活的殖民化”。即便是为克服过度“法化”的弊端而发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建设,也因其自身缺乏德治、调解的传统导致实际成效不佳。“枫桥经验”则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的“三治融合”体系,强化社区调解维护和谐、尊重村规民约实现自治、注重道德教化讲信修睦、树立法治权威维护权利,既传承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文化传统,也延续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注重群防群治、调解优先、说服教育的宝贵经验,更在当代中国“德法结合”的治理实践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从根本上与西方法治建设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法治话语体系指导本土法律实践,而是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直面和解决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枫桥经验”是“内生性”本土资源,而不是“外来的和尚”;是开放的综合治理体系,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法治经验,而不只是产自枫桥的“地方性知识”。“枫桥经验”启示我们,只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我们才能从自身出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从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新时代,“枫桥经验”仍需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旺盛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半个多世纪以前,“枫桥经验”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群众和环境,更多用来处理的是乡村社会的简单纠纷;今天,“枫桥经验”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社会环境和复杂利益纠葛。我们的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纠纷解决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在坚持“枫桥经验”的同时不断对其创新发展,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是切实提高调解的实效性。

第一,坚持现代调解的理念创新。现代调解不同于传统社区调解所追求的简单妥协甚至打“人情牌”,而是法治轨道内的规范型调解。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等,现代调解所打造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而非“利益对抗体”,所追求的是“动态利益观”而非“静态利益观”,所坚持的是“综合性思维”而非“切片式思维”,是“向前看思维”而非“向后看思维”。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纠纷的一揽子解决和彻底性根治,以高效、灵活、合作、经济的方式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坚持现代调解的制度创新。20世纪“枫桥经验”主要依靠人民调解,而过去的人民调解主要依托于“村居两委”的调解委员会,调解领域主要局限于基层地域辖区内婚姻、家庭、邻里等简单民事纠纷,缺乏解决复杂矛盾纠纷的能力,难以应对现代市场经济跨地域、多样性的纠纷形态。而当前我国调解话语实践中存在人民调解泛化现象,混淆了行业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社会调解类型的法律地位和个性特点。为了适应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发展多元化社会调解体系,拓展调解领域,在传统人民调解之外,完善行政调解,发展行业、商事等新型社会调解,构建相互补充、相互衔接的调解网络体系,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和“横到边、纵到底”的不留死角的组织网络体系,做到“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资源整合和功能衔接。

第三,坚持现代调解的实践创新。现代调解要从兼职化走向以职业化为主、兼职化为辅。“枫桥经验”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为了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纠纷解决需要,发展专业化、职业化调解是新时代的必然趋势。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职业保障、职业培训等方式,大力加强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在医疗卫生、物业管理、环境污染、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成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纠纷解决能力。现代调解要从完全无偿化走向公益化和市场化并存。发展现代社会调解必须走差异化道路,在坚持人民调解公益性属性的同时,应当支持和鼓励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的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纠纷化解,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纠纷解决社会化,提高纠纷解决动力。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创新调解载体,建立集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于一体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提高纠纷解决智能化水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15ZDC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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