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的社会法学分析——以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为视角

来源:暗战反恐 作者:王雷鸣 时间: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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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非传统威胁之一,已经并将长期干扰现代人类文明进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构成了最大威胁。然而与此同时,反恐的理论龃龉与实践殊异不仅没有推动多少实质上的反恐工作,反而或明或暗地阻碍了反恐的全球合作和应对治理。恐怖主义有着极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缘由,因此,进行反恐的基于社会学的多学科成因综合分析,挖掘出可行的反恐策略,进行相关的制度构建,找到反恐治理的现实路径,有助于实现刑法的及时性价值和效益性价值,为当下的反恐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战略。

关键词: 反恐  社会学  社会安全治理 综合社会反恐系统

2017年5月22日晚在英国著名的足球名城曼切斯特突发恐怖袭击,袭击造成了数十人的伤亡,其中包括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而不到24小时,曼彻斯特警方又在当地一家商场逮捕一名可疑男子,怀疑与恐袭有关,一时间人心惶惶。稍后,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警方确认曼彻斯特爆炸案嫌犯身份,嫌犯名叫萨尔曼·阿比迪,22岁,出生于曼彻斯特,来自利比亚家庭。据目击者称,曼彻斯特恐袭现场像 “战争电影一样”,爆炸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波。警方推测,这种规模的袭击必然不是个别“独狼”,而是有组织的、精心策划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从某些方面来说,武器的类型令人不安,因为要得到一个有效的炸弹,实际上需要制造一个相当复杂的装置。”比起以往的刀砍、车撞和小脏弹,这次的袭击者可谓是鸟枪换炮了。[1]就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正在国外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突然宣告,该国一个省被恐怖组织占领,必须中断访问,立即回国处理反恐。菲律宾军方25日透露,菲政府军当天凌晨在南部苏禄省遭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伏击,1名政府军士兵牺牲、10人受伤。菲律宾知名安全问题专家,菲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理事长班劳伊透露,有情报显示,在棉兰老岛活动的阿布沙耶夫等恐怖主义团伙已经勾结起来,组成所谓国际极端恐怖组织IS在当地的分支。菲律宾军方25日说,23日以来,军方在棉兰老岛马拉维市针对“穆特组织”等反政府武装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已击毙31名武装人员。有13名军警在行动中殉职,另有40人受伤。目前,仍有武装分子占据马拉维市部分具有“战略价值”的建筑物,并利用人质作为“肉盾”阻止军方前进。23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在棉兰老岛地区实施为期60天的戒严。[2]

人民日报莫斯科5月25日电,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俄罗斯出席国际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就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防范打击恐怖主义作主旨发言。来自9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孟建柱说,当前人类迎来信息革命新时代,安全领域面临新的挑战。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特别是网络恐怖主义给世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经验告诉我们,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是国际社会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必然选择。孟建柱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一贯致力于推动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反恐形势,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防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合作机制,加强对话磋商、经验交流、信息共享、案件协查,共同维护网络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携手为世界增添更多积极的稳定因素,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安全。[3]。研究表明:2015至2016年,全球暴恐活动进入新一轮扩张期, 表现在:“伊斯兰国”跨国威胁进一步扩大,外籍圣战分子威胁加剧,同时,国际反恐合作有共识无共举。截止2016年2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综合名单》上的个人及实体总数已达500多个,其中新增7个。[4]中国正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社会安全和稳定是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一切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关键所在,具有压倒性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影响社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恐怖主义危险和威胁首当其冲,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犯罪和不稳定因素。因此,构建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安全网”是社会学和法学无法回避并且急需重点关注和解决的理论难题,运用社会学和法学的相关理论展开深入、细致、全面和彻底的研究,必将极大地帮助和促进当下的反恐理论研究和反恐实务,服务于社会整体安全和社会安全发展。

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头等难题。自去年起,仅仅是被ISIS认领的发生在欧洲严重恐袭案件,就多达七件。而发生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区的恐怖袭击,更是多不胜数。恐怖分子往往只需要相对较低的成本,就能对目标造成巨大杀伤和恐慌,因此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可谓是乐此不疲。恐怖主义正在走向社会化,国际化和意识形态泛化,持续威胁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冲击着国际社会的主流秩序,动摇着主流人类文化和道德基础,迫切需要从整个社会的整体视角对其加以解剖、诊断和治疗。必须将恐怖主义将之视为一种客观的和不可回避的社会存在,将对恐怖主义的治理纳入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为我国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可行的治理进路。传统上单纯的事后取向型报复惩戒策略和单纯的晚近的前置取向型预防堵漏策略均难以完成反恐治恐的光荣任务。正如何荣功所指出,国家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如何避免过度倚重刑罚而导致不当弱化其他社会文化措施介入,如何从社会政策整体性的立场构建反恐国家战略,这是我国在反恐立法和司法中需要思考的根本性问题。[5]本文赞同上述观点,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构建中国国土安全的反恐安全网时,应该基于法学的专业基础,特别关注宗教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典型社会矛盾因素。

一,恐怖主义定义之辩

直到目前,要想在哲学层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层面、宗教文化等层面下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不同立场和背景的学者给出了迥异的界定,但还是可以整理出一些有操作意义的初步的基础性概念、范畴和特征。其中,攻击目标、攻击手段和攻击效果尤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首先,恐怖袭击的目标最具争议性。恐袭目标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目标转向普通无辜者、象征者和象征物,非战斗人员,处于非执勤状态的公务人员和武装人员等等。正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策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巨大恐慌,给每个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管理成本,同时正中恐怖分子下怀,因此从社会安全管理角度进行分析和应对极具可欲性和合理性。绑架,暗杀,突袭,伏击,人肉炸弹,汽车炸弹,船舶炸弹攻击,劫机攻击,生化攻击,网络攻击,思想渗透,甚至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高科技攻击、核弹攻击等等,均为恐怖组织纳入其备选武器宝库。武器类型、杀伤性和经济性,加上武器使用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升级和变迁,为恐怖主义活动奠定了持续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础,因此,从社会安全管理角度分析,如何控制暴力思想的传播和传染、涉暴方法、材料和工具的监控和控制应当成为社会综合治安管理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恐怖组织往往通过目标选择的任意性,攻击方式的任择性,展开社会攻击,造成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其中,造成社会恐慌,给政府施加政治和社会压力的间接效果才是恐怖组织的真正欲求的攻击效果。因此,如何预防、防范、控制、减轻和消解各类恐怖袭击的双重后果理应成为社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

联合国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指出:重申毫不含糊地谴责恐怖主义的一切行为、方法和做法,包括危害国家间和民族间友好关系及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危害国家间友好关系,妨碍国际合作并企图破坏人权、基本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基础。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手段,非法和故意地实施一项行为,其目的是:致人死亡或重伤,或致使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通信系统或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毁,希望对这些地方、设施或系统造成广泛破坏,或造成的破坏导致或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失,而且根据行为的性质或背景,其目的是恐吓某一人口,或迫使某国政府或某一国际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恐怖主义概念是指:1.为本公约附件所列条约之一所认定并经其定义为犯罪的任何行为;2.致使平民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对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对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的任何行为,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活动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并且是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6]

目前,全球政治层面的统一的恐怖主义概念界定还处于停滞和分歧阶段,主要分歧体现在特定组织和特定行为的界定,政治诉求合理性的界定,行动手段的合法性的界定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界定等等。在具体操作层面,比较主流的共识是:由非国家行为体所实施的极端暴力,旨在打击和报复其认定的敌人,以求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二,恐怖主义的社会学与法学的解读

社会法并无一个统一的、普世的定义概括。然而,各国根据不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对之均有一个占倾向性的、主导地位的认识和判定。在我国,毫无疑问具有中国特有的国情、社情和民情。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定义为: 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 或者换句话说, 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 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 都叫做社会事实。[7]  根据其定义,恐怖主义符合其三个基本特征,即,1.客观实在性、2. 存在的普遍性、3个人约束性。E·迪尔凯姆指出:观察社会事实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凡是要求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一切受到惩罚的行为称为“犯罪”。犯罪是典型的社会病理性事实。犯罪不仅见于大多数社会,不管它是属于哪种社会,而且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不存在没有犯罪行为的社会。一种行为触犯某种强烈的、十分鲜明的集体感情就构成了犯罪。刑法是医治犯罪这种社会疾病的良药。[8]恐怖主义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客观社会存在,这种客观社会存在是纵向时间积累和横向多重因素互动的综合性的复杂的累积性产物。从其空间分布范围和态势来看,当代恐怖主义就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化、跨国化和国际化,普遍化和常态化可能是其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基本特征。同时,恐怖主义对不同个人,不同社群,不同国家均构成了严重的约束和钳制。综上,可以看出,恐怖主义完全具有社会事实的全部基本特征,因此,从社会学的宏观和微观的诸多视角进行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林林种种,不同专业背景和政治立场决定了解读的色彩和方式。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指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有尊严地生活的前提。这里所说的尊严,也就是一个人在法律的限度内尽其可能塑造其美好生活的权利,以及在谋划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发出哪怕很微弱的声音的权利。他认为,生活中最难的的不是好与坏之间的选择,而是坏与更坏之间的选择。我们把这称为两害相权取其轻。[9]恐怖分子一个辩护理由就是基于为自身自由和价值观的维护和防卫。恐怖主义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诸多方面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实际问题。恐怖主义的理念基础和政治诉求要求我们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和思考暴恐和反恐问题,唯有深挖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唯有依靠社会大众的全面治理,恐怖主义治理方有得到有效治理的可能。

然而,杰克·D·道格拉斯和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把恐怖主义视为一种社会越轨行为。他们把越轨看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判定是违反其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感受或行动。社会科学家们为越轨社会学提供的各种解释有很多,其中科学的解释主要有:自然环境和生物机体;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特殊的社会结构变量;亚文化群;社会相互作用;个人心理等等,非科学的解释主要有:具体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定情境和行动的独特作用;具体的活动和事件;标志论;编剧理论;现象学和本土方法论;存在主义社会学等等。在谈到恐怖行为时,他们认为,个人可能实施恐怖行为,但更为经常的是,恐怖行为为某个集团齐心协力实施,因而,它是一种集团暴力。恐怖行为特别难于用中立态度进行研究,“恐怖行为”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各自的评价,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媒介均是这样使用恐怖行为一词的,即任何形式的由非官方人员实施的具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但他们同时指出,在考虑恐怖行为与暴力时,需要注意,恐怖行为并非暴力,而是使用暴力的一种政治方法。恐怖分子并不把暴力看作目的,而是显示其有实力进行威胁的手段。[10] 

但是,伊恩·布鲁玛和阿维赛·玛格丽特却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了迥异的解读。他们坚信:恐怖主义是与东方主义截然对立的西方主义的理论产物。他们指出,西方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怨恨西方咄咄逼人的优越姿态,这种优越性建立在受指控的理性优越性之上。他们指出,当代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主义正是西方主义的思潮或隐或现的折射。但是西方主义的根源正是西方本身,是对所谓敌人所描述的西方的去人性化的、妖魔化的图像而已。[11] 

“ 9·11”以后反恐斗争的经验教训表明,反恐斗争不仅是一项军事斗争,而且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根绝恐怖主义。范明强认为,西方社会学解释恐怖主义发生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试图用文明因素来解释当代国际冲突的理论。其终极理论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后冷战时期或21世纪的有关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理论范式,其代表人物是塞缪尔·亨廷顿。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明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旋律。(二)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出现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代表是美国的刘易斯·A·科塞和德国的达伦多夫。冲突理论的社会学家们在解释社会冲突的起因时,遵循迪尔凯姆“一种社会现象要用其他社会现象来说明”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注重挖掘冲突的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原因。科塞认为冲突的社会原因在于:(1)不平等的社会系统。(2)下层的被剥夺。(3)对群体和社会的忠诚。(三)相互作用理论。相互作用论是从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恐怖主义的。该理论有三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类别交往论。认为个人若是与从事犯罪或不良行为的人交往,就会学会从事这类活动的方法和技巧。二是标签论。该理论认为那些偶尔犯错的人,一旦被社会标签为坏人,就会破罐子破摔,逐渐成为社会给他认定和标签的角色。三是暴力亚文化假说。在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包括暴力亚文化。在这一亚文化中,由于社会成员生活在崇拜暴力的传统和环境中,接受了亲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使暴力成为应对挑战或侮辱的唯一恰当的反应。(四)越轨理论。越轨理论是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探讨越轨或偏差行为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功能主义理论大师罗伯特·墨顿。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是由社会所推崇的目标与达到这些目标的正统手段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造成的。因此,只有实施社会反恐战略,才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12]王逸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国际恐怖主义的根除是一种综合治理,不可能以速战方式解决。[13]

张屹认为,反恐行动的有效性往往在于首先对所要治理的地区内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根源有一定的掌握。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目的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尽管不属于政治犯罪),应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根源上进行研究和治理。而在立法层面上,只有抓住其犯罪的行为要素,才能易于达成国际共识,有利于推动国际反恐立法和司法合作。因此,我国刑法今后的完善和细化,应更多着眼于恐怖主义犯罪类型、行为特征、所侵害的客体等方面的界定,而非犯罪目的和动机。法国学者Walter Laqueur 曾经对 19 世纪法国恐怖分子进行过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研究,总结出9大类群体趋向于成为恐怖分子,其中包括:罪犯、强盗、无能者、失意者、学生、工人阶级、头脑简单者、轻信而受骗者、真正的信徒、永不知足者、政治难民。恐怖主义与全球化趋势并存且愈演愈烈恰恰说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不公正、不平等,以及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这一事实的存在。[14]

三,构建综合性动态社会反恐治理系统

1. 协调分歧和统一理念   

在联合国 2014 年9 月 24 日发布 2178号决议之后,潘基文指出:恐怖主义是信仰的敌人,必须被击败。他表示,从长期来看,对于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不是导弹的力量,而是政治的包容,是和平的社会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是教育、就业和真正的机会;是领导人愿意倾听自己人民的心声和坚持法制。他指出,导弹可以杀死恐怖主义分子,但良政可以消灭恐怖主义,不受压迫和占领的自由和独立的社会可以消灭恐怖主义。[15]  从联合国秘书长的字里行间可以领会到,恐怖主义的治理绝不是某些人士和某些国家所鼓吹的军事治理唯一论。你可以消灭恐怖分子的肉体,但不可能消灭恐怖主义的思想和后继者。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于社会,从而,也只有返回到社会中查出病症和病根,才能更有效地治愈这一社会疾病。一个社会的治理首先需要确保社会机会的平等,获得对等的尊重,拥有实现生活理想的途径以及争议矛盾化解和解决的高效的制度化的机制等等。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外事局局长卡迪尔·涅扎米普尔准将指出,1.不应忽视的是,一些大国及其情报机构或明或暗的阴谋以及一些地区霸权国家的行为,对于这些恐怖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不应仅仅基于简单的分析,就把恐怖主义肆虐的原因简单归结于经济和社会危机。2.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所谓“好的”和 “坏的”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都应坚决进行谴责和打击。都需要一个全面和坦诚的决心,而不应采取双重标准应对恐怖主义。3.当前与恐怖分子作战的规则、战术和战法都是在非对称战争的框架下才能奏效,与传统战争甚至现代战争的规则和方法都有着本质的区别。[16]卡迪尔·涅扎米普尔准将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重视国家支持型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真实性和严重性,提醒国际社会不应有意无意轻视和忽略国家型恐怖主义的真实存在和极其隐蔽性。二是严厉谴责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反恐上所持有的双重标准,这种反恐前的区分、标签和定性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根源,伤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民众情感,降低了全球反恐的政治团结,刺激了愈演愈烈的仇恨型报复型暴力行动。

上述两位代表性人物的言论和观点基本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待当下恐怖主义的判读和观点,对于我国开展反恐治理,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反恐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法学研究理应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风险,以提升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恐怖主义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风险范例,再结合大众传媒报道、公众情绪反应和概率性忽视等因素综合促成的公众风险恐慌,需要政府审视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以风险信息合规披露为基础的风险公开制度,并建立一种以技术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制度。我们也正面临着19 世纪末的美国的相同命运。社会法学研究理应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风险。政府必须认识到,公众风险恐慌的实质是其对自身未来的某种焦虑和担忧。在大信息时代,恐怖主义恐慌需要国家加强下列制度建设:( 一 ) 建立有节制的网络言论自由制度。( 二 ) 建立以风险信息安全披露为基础新闻制度。( 三 ) 建立以技术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为基础的社会舆情风险管控制度。我国社会法学家王全兴教授曾在其论文中就如何研究社会法学,谈到这样一个朴实的真知灼见: 在社会法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法理学引进了“法律部门”这样一个概念,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无论什么法律,都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先不说法律部门概念作用的局限性,但独立法律部门的光环的确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精力,经济法的发展就曾经历并依然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在社会法的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学术争议是必须的,但是过分执著于概念的思辨,不去现实地解决相关问题,就会重蹈经济法研究的覆辙。因此,本文赞同上述观点,倾向于大社会法学概念,把风险管理放在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构建整合的社会反恐动态治理机制。

 2. 建构综合性法律治理机制

刑法无疑是最严厉的国家惩治手段,也是当前绝大多数人士在想到反恐时首先蹦入脑海的“最佳措施”。诚然,刑法在打击犯罪,尤其在打击暴力犯罪是无疑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绝不是唯一的,高效的和最后的依赖。切萨雷·贝卡里亚指出,刑法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在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17]刑罚的迟滞性、事后性和效果的单薄性不仅不能妥善地进行高效反恐惩治,反而极有可能引致仇恨犯罪的恶性循环的后果。鉴于此,构建时间上事前、事中、事后连贯,空间上多维立体,措施上综合多元;整合动态性的反恐社会治理系统,方为恐怖主义治理之道。

刑事政策自1803年由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提出已经历了两百余年,跨越了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和新社会防卫学派研究三个阶段。严励教授提出,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自由、秩序、正义、效益四个方面,以及对两对关系(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益)的选择中。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消灭犯罪为目的的理想型阶段和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现实型阶段。我国刑事政策是从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向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转换,但由于我国刑事政策转型的超前启动,必然存在整合、磨合的过程,只有通过转型的阵痛,才能完成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转型成功。严励教授指出,不论是200年前的刑法先哲还是现代学者,都认为刑罚的及时性是犯罪与刑罚客观规律的反应,它比刑罚严厉性更重要。[18]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彻底根治。犯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某些人群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将恐怖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纯粹的犯罪类型,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承认之、理性面对之。当前我国对于恐怖主义治理还存在一定理论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盲动。从治理理念上观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比较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表现为:单纯或过多基于单一国家层面考量;从具体的反恐主体上看,基本上或主要依靠军警力量;从治理的效果上看,更多地强调对恐怖主义的肉体打击和消灭;从政策导向上看,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运动执法、事后执法和政策执法意味。

那么,如何避免反恐的简单化思维?如何构建基于社会的综合性反恐机制?这些是我国当下在治理恐怖主义难题时应予以优先和重点考虑和解决的事项。本文认为,创建动态性的综合社会反恐治理系统需要具备下列特征:时间上事前、事中、事后相连;空间上多维立体相通;措施上综合多元相照。首先,确保反恐战线向两端延伸,涵盖暴恐活动的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的整个时间链条。1.在暴恐发生前,可以分为两个时间节点。一是长线建设关系社会稳定的基础设施和目标。在中国,尤其是重点民生目标的巩固和强化,请注意,下列目标应予以特别布防:电网及其基础设施,如核电和水坝等;自来水网络及其基础设施,如水库,净水系统和通往敏感人群和单位的供水管道;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管路和储备系统;人群密度较高的老旧居民区和办公楼宇群;铁路、地铁、游轮和公共汽车系统;安防意识薄弱的单位;安防力量薄弱的城镇和偏僻乡村地区;专用网络系统及其基础设施,如公安交通与社会治安监控系统;国防专用电缆网络系统等等。在我国,鉴于潜在恐怖分子的武器可获得性的种类和威力的局限性,对于传统型作案方法和工具更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和控制,比如各种类型的锐器,各种机动车辆,简易爆炸装置,具有一定杀伤性能的仿真枪械,各种生化武器原材料和制造方法的购买,运输和传播。二是短期社会防控系统建设。这一维度应是反恐预防机制的核心和重点。这一短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仅与上述的长期基础设施的布防相对应,同时也与现实中不断变化的国际反恐形势和国内反恐形势同步变化,强调动态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做的工作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系列:高频集会人群的反恐意识和暴恐中生存能力的培训和演练,这类人群在类型、数量等各种社会和生物数据均呈现较稳定特征;中低频集会人群的反恐意识的宣传与基本自我保护技能的推广;这类人群在类型、数量等各种社会和生物数据均呈现差异化特征;重点街道,社区,商业区,商务区等地区的常态化反恐力量布控,尝试建立军、警、民兵、社会专业反恐保安、普通职业保安和经过培训取得一定资格的本地居民参与的网格化的反恐处置力量。本文认为,网络化、精细化和网格化的防恐制恐打恐机制应该处在宏观的社会综合反恐体系的中心位置。纵观全球,恐怖打击的效果与全社会的网格化反恐机制的效率成反比关系。事实上,目前已经建立比较成熟的社防机制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少,即使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已经建设中的社会综合反恐机制,也是趋于形式化、表面化、象征性,其更多地是依靠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的专业打击,社会力量的参与空间非常有限、前置预防的政策目标被虚置化,难以胜任反恐的中长期治理。2.反恐实务中的处置重点依赖现场处置的速度和准确度,于此情形下,上文提到的网格化多元主体的响应速度和应急能力就是控制和降低暴恐效益的第一波力量。在第二波国家专业防暴力量接管现场之前,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效益。要尽力确保第一波防暴力量的手臂距离足以涵盖在接收到暴恐袭击后二到六分钟之内的范围,计时标准可以参考人体运动、非机动交通工具和机动车辆的最快运动时间。第二波防暴力量的投放速度应该参照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军事行动标准进行投放,也可专门制定专业化的反恐应急标准并严格执行。在恐怖袭击发生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焦点是尽快控制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和攻击范围,同时,相关单位和反恐人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以下工作:现场案情的妥善公告,现场人群的安全疏导,现场人群秩序维护和心理维护,对暴恐分子展开心理战,对暴恐分子进行物理资源能力削减和设置障碍,防控二次袭击和爆炸,危险建筑物,设施,车辆的标识和监护,受伤人员的急救和送救,死亡人员的遗骸保护,现场涉案因素的记录和保存等等。3.恐袭后的重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及时全力救治伤员,及时全力处理死难者的善后工作,对于恐袭中的直接人群和间接人群展开全方位的专业心理治疗和心理疏导;及时展开审讯和追捕工作,提高警惕防止恐怖组织的连续攻击,加强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反恐情报交流;动员网格化反恐社区单位清理安全死角,及时总结教训,重新及时进行针对性培训和演习;重点加强对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进行恐袭报道和传播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主要运用政策手段和技术手段掌控住公共媒体传播的内容和渠道,制止失真的、敏感的和血腥的信息恣意传播,预防社会恐慌,稳定群众心理。

其次,确保反恐在空间上多维立体相通。此处的空间不仅涉及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还包括与我国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在反恐事务上的互联互通。众所周知,当代恐怖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跨国化、网络化、去中心化,散点化和意识形态泛化等。相应于恐怖主义的时代特点,各国反恐就不能闭门造车,关门打狗。跨国化要求我们在反恐问题上需具备“全球视野和全球大局意识”;网络化要求我们重视网络新型空间的反恐特征和对策研究,夺取网络社会空间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去中心化要求我们高度戒备本地恐怖组织与外国恐怖组织的勾连,阻止“恐怖革命之火燎原之势”;散点化要求我们提高社会网格单元的机动防控能力,提高针对“恐怖组织的游击队伍和独狼式恐怖分子”的打击能力,尤其是增强同时打赢两场甚至多场恐怖袭击的能力和打赢在空间和时间上密度较高的恐怖袭击。意识形态泛化要求我们要提高一定程度的政治宽容能力,降低“政治反恐”的高度,增强反恐刑法的实施意愿和力度,把一部分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视为可以转化和改造的对象,减少对立和仇恨,降低社会管控成本,施行打击和治理相接轨的刑事社会政策。

最后,措施上综合多元相照。反恐措施包括抽象和具体两个基本维度。抽象维度上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反恐国家战略、反恐法规、反恐意识、反恐价值取向、反恐与人权、反恐与国际关系等方面。抽象维度上的研究需要另外撰文加以深入研究,本文此处的研究着力于具体维度。首先,本文不太完全赞同所谓的“反恐人民战争”提法和措施。当下恐袭的重点越来越转移至普通群众,作为当前最危险的执法工作,反恐可以考虑本文所建构的网格化反恐单元,但广大的老百姓却有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其性质、地位、能力等诸多方面决定了他们是被保护对象和自我保护对象而非反恐正式参与力量。其次,在选定措施时,要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和军事上的种种措施等有机整合起来,避免“反恐的军事主义”,实现向“反恐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充分挖掘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进行病源性治疗,努力消除恐怖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减少与主流文化和国家权威的对抗,消解恐怖分子的反社会、反人类仇恨,提供平等的生产和发展机会,给予平等人道的尊重和关爱,最大程度瓦解恐怖组织的思想堡垒,让潜在的恐怖分子和现实的恐怖分子主动放弃暴力思想,回归主流社会。最后,在反恐措施的类型、数量和方案的挑选上需要格外注重以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的相称性,装备过分或装备不足同样会导致国家财政资金的浪费和反恐效益的下降。根据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二元基准进行装备的选择和战备。

综上,构建综合性社会反恐机制应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时期内的理性选择和实践进路,唯有开展定位于社会基础的整合恐怖主义治理,方能达到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维护国内社会稳定和国家总体安全,保障“一带一路”事业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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