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

来源:党史博采2016.3 作者:胡新民 时间: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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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关于前三十年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是: “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 2014)。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前三十年那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今天只能通过网络传播的消息和书报中的记载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现在为数不少的媒体、特别是网络,讲到这段历史,大部分都是一些消极方面的内容。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很多展现中国人民光明、积极一面的往事,却鲜有关心。有的人还喜欢把一些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这样就很容易留给人们一种印象: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除了政治运动还是政治运动,整了这批人又整那批人,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那些听从党和政府的话,忙忙碌碌干了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误读。这种误读积以时日就有可能对社会的和谐、国家的进步起到破坏作用。这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为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经常不经意就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匮乏作为反衬。这种对比方法抛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似乎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不过就是一蹴而就的的事情,显然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前三十年,大家经常讲到的几件大事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年来,媒体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都是一些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故事”。因此,回顾一些这些年来逐渐淡忘的另外一些史料,对于开拓视野,更加全面客观公平地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了反右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良后果。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学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必要性”的说法。 以英国知名学者菲利普.肖特的说法为例。他说: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一名沈阳的教授宣称,要说中国无民主,其错全在党中央。还有人说及‘狠毒的专制独裁’,仿效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汉,中学生们也涌上街头,冲击当地政府机关。四川与山东也有骚乱的报告。”毛泽东“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第374-275页。)顺便提一下,当年最著名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话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场斗争,即尽管章伯钧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完全是冤枉的,但他还是认为“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第117页。)

因此可以看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7月指出:“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同时还指出:反右扩大化造成了“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谈到反右扩大化,温济泽是首先值得一提的人物。曾经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温济泽,1958年10月被补为“右派”。但他对仍是党忠贞不二,认为日后总会获得清白。他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1978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请温济泽参加社科院的工作。温济泽回答是希望解决党籍问题后再来。经过反复做工作,温济泽才同意一面工作一面设法解决党籍问题。这样温济泽就以“摘帽右派”、非党员的身份担任了社科院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1978年底,温济泽成为了第一个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第一件事就是交上了积存了20年的党费。此后,他没有再纠结那些“右派”往事,他表示:“我已满头白发,但我会跟年轻人一起,在新的长征路上,努力做到不落后一步。”此后他一直践行他的诺言,直到2000年去世。2014年4月15日,由他的学生们集资捐赠的他的半身铜像,正式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安家落户。《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生平事迹展》也在同日开幕,并作为此后新生入校教育的一顶内容每年展出一次。

尽管党中央早已肯定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也承认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但有些人总是想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其最大的依据是被错划的比例高达98%以上。但是殊不知,这个依据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既然那些右派分子几乎都认为是被错划了,也就是说,他们本质上都是象温济泽那样,真心拥护共产党、为共产党好。既然如此,这些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也就应该象温济泽那样,改正后还是继续拥护共产党,而不应该象某些人那样没完没了地“控诉”共产党,更不应该在改正后还经常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其极端程度“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邓小平文选 1975-1982》 第245页)。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使得人们不得不生疑,这样的右派分子究竟是划错了还是没有划错?不过,这些年来也有人声称自己没有被错划,自己的确是右派分子,但这毕竟是极个别的。

毋庸置疑,大量的还是被错划了的。恰恰也正是这些人,基本上都经受了考验,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团中央系统右派分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胡耀邦对此功不可没。毛泽东对他的做法也表示了赞赏。

1958年3月2日,毛泽东批转团中央的简报(这也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有关处理右派分子的批示),该简报有这样的内容:“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党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三卷 第307页,下简称《年谱》)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胡耀邦做法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团中央系统被划为右派的七十多位同志,被安排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参加劳动。临行前,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道:“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1998 第6页)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望。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们回到团中央系统后,又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

多年来关于右派份子“流放”北大荒的故事很多。但是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许能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全面一些。当时担任农垦部长的的王震,主动提出接收一大批北京的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和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一起建设新北大荒。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划为了右派,陈明后来回忆道:“农垦部特地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从北京直送农场所在地---黑龙江密山,一路上照顾得很仔细,发了干粮,有肉食,有面包;到了大站,站上都准备了滚热的稀粥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卧铺,可以轮流躺下休息。带队的是转业军人,一路上和我们有说有笑,他们绝口不提‘下放’‘改造’那些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说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建设边疆、一起去劳动锻炼。”这批右派分子安顿下来不久,王震便来看他们,见面就大声说道:“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北大荒后来成了丁玲和陈明的第二故乡。丁玲去世后身上盖的红旗上书有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两三年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而那些解放军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留在北大荒劳动了一辈子。

毛泽东本人对反右扩大化应该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一直强调在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说道:“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1957年8月1日,毛泽东指出:“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须注意。”“反右派,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年谱》第 194--195页) 此后毛泽东在数次谈到反右的时候都说到如何对待右派中的知识分子。他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年谱》第198页)重新修订《辞海》“可以把可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年谱》 第206页)“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相当地欣赏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年谱》 第227页)对于右派的处理,“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年谱》第262页)“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年谱》 第264页)。另外,经胡耀邦亲手修改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认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10月9日,即在反右进行了四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认为“…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之《做革命的促进派》 第527页)。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说: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引者注)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年谱》第287页)。

在对待具体的人和事的问题上,周恩来作出了典范。在他的秘书中,有三位的亲属被划为了右派。三个人的材料都转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党支部将情况向周作了汇报。材料也送给了周看。周恩来分别和三位秘书谈了话。外事秘书马列是三位之一。他在事过60年后又谈到了这件事,他回忆道:我爱人林颖1957年时曾是纺织部机关的党委委员,在一次党员干部整风会上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发表了一些议论,提了一些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着从行政12级降到14级,且被调离纺织部,调到保定化纤厂筹建处工作。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向西花厅党支部作了汇报。后来处理林颖问题的书面材料也转了。总理当然都知道了,但他当时既没说什么,也没立即找我谈话。后来总理对我说,林颖,我们是了解的,她是有啥说啥,有些“骄娇”二气,她说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1958年,林颖被下方到保定化纤厂,表现不错。化纤厂党委打报告,请求保定市委批准为林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市委迟迟未批。总理知道后,请纺织部部长钱之光同志给保定市委说一下,为林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林颖摘掉帽子后,纺织部调她回部工作。1964年,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她又重新入了党。

当然,也有一些被下放劳动或者被劳教或者自谋职业的右派分子经受了很多的磨难,有些甚至受到相当残酷的对待,有的还死于非命。邓小平说,“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但是,今天的人们还是可以对历史厚道一些,尽量避免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那个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这样的视角也就可以趋于客观一些、全面一些。有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后来回到了当年的农场。当他们看到当年一起劳动的一些转业军人劳作依然辛苦而且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时,心中感触良多,从而对那段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关于这段历史,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 版社 1992 第270页)

但是关于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和低估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这个时期是全国上下一起勒紧裤带渡难关的时期,也是干群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之一。在农村,象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领导)一级的干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干活的身影;在城市,象上海总工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以上的领导)那样的干部,每个星期四都雷打不动地下到工厂的车间参加劳动。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曾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其次,由于党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协力,办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国防工业和科技,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事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在经常的饥饿中士气依然高昂。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是这样鼓励同事的:“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说:“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王大珩在回忆大跃进时,说当时大家“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所以很快研制出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王大珩自从1948年从英国归来后,科研成果不断,文革期间还曾率领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在农业方面,大跃进时期建成的大量农村水库,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巨大的基础性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第三,中国国国力的与日俱增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刮目相看,开始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写出报告。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他们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

谈到这段历史,经常涉及到的还有饿死X千万的问题,有的拿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见该书第563页)作依据。但依此为据是勉为其难的。实际上,学界对饿死X千万的问题一直有争论。肯定者有杨继绳的研究,否定者有孙经先的论文。而民间由于各人经历不同,看法也不同。例如湖南的《新湘评论》在2012年的12期就刊登了一位老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

“建议核实。阅读刊物连载的作家彭学明同志的长篇散文《娘》后,深悟母亲的崇高伟大。时下一些人亲情淡化,孝敬父母之心缺失,十分有必要倡导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高尚美德。‘三年苦日子’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饥饿受冻,死了一些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不是如《娘》中所云:‘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没有活路了……’(《新湘评论》2012年第8期52页50行)我今8旬有余,也是‘苦日子’过来的人,但却未见未闻类似此事,这样的记载描述,似有误导今人后人之嫌。建议核实。(永顺 肖非)”

顺便提一下,彭学明和肖非都是湖南湘西人。这样看来,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各人的见闻也各有不同。因此,这些年来写那几年死人的文章很多,但引来批驳的也很多。

甘肃省的邢同义曾被划为右派,改正后担任了地市一级领导。他写过不少回忆录。他曾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发表了《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一文,文中认为1958年至1962年的引洮工程饿死了几万人。六年之后的《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刊登了署名“彭兴”的读者来信,标题是《引洮工程从无“几万人活活饿死” 》。该信指出邢同义的文章“夸大其词,距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同时刊登的还有一封与彭兴信件内容相似的、署名刘焕友(当时是卫生处管理医疗和统计疾病、伤亡的原负责医师)的信件。他认为邢同义的数字是“极度夸大的数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邢同义还写过一本与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同样题材的书《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但不管怎样,大跃进确实是共产党在执政中的一次重大失误,那几年也确实存在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1949年我国人口5.4亿,1977年达到了9.4亿,而且自1970年代初国家还开始了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均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8年的58岁。我们还不能忘记,大跃进的那几年也是全国人民热气腾腾建设国家的的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既不能否认彭学明等人的早年记忆,我们也不能忘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感概的回忆:“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总之,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优良的传统还应该继续传承下去。

文革运动与文革十年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运动,同时对文革十年期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发生在官场的贪腐行为。朱镕基退休后,经常感到当初自己坚决反贪腐,但现在贪腐越来越多,对此深感忧虑。习近平2010年回福建,感到他在宁德任职时,条件穷,但风气淳朴,干部很廉洁。而现在条件好了,干部却腐败了,宁德连续两任市委书记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县市干部坐牢的有几十个。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强力反腐。作家二月河的话“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一直在热传。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1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交大给学生们讲党课时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同时他又指出:“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海外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如被称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的施拉姆在其名著《毛泽东》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

然而,诚如俞正声指出的,“但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之所以说是一种错误的道路,是因为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和批判党内的“走资派”,以及“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切与“封资修”有关的人和事,其结果是造成内乱。内乱的最突出的表现先是红卫兵的“破四旧”、打砸抢、批斗会,后来发展到称之为“全面内战”的两派群众武斗的局面。需要指出的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文革开始就一直坚决反对暴力行为。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规定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非常值得一提是,毛泽东在8月7日讨论“十六条”的时候特别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示的《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称“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中央迅速向全国转发了这一通告。毛泽东还指示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然,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还是造成了大量无辜的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死于血腥暴力。这不但证明了在和平时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弊病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且也注定了这种实践不再具有重演的群众基础。但历史同时也已经证明,即使形势一度发展到了称之为“全面内战”那样严重的程度,但总体上仍然还是可控的,最后也是被控制住了的。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7月时所说:“......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

现在到网上搜索一下“红卫兵破坏文物”,就会出现很多“肆虐神州”的消息。这种有图有真相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事实,但又远不是事实的全部。

谢辰生先生是新中国起草制定各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文物保护专家。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但是,他认为当年红卫兵破“四旧”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后来人们传言的那样严重。在谈到了1990年以后的年代时,他认为“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而当年红卫兵破坏文物时,“当时一个文件(即保护文物的文件--引者注)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关于文革十年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尽管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学界仍有争论,特别是关于当时的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问题。不过,据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资料,都证明那时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最新的资料来自于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该书有一篇前财政部长王炳乾谈财政的文章。文章指出:当1967年初全国出现夺权时,周恩来总理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宣布“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得夺权“,因而在“10年动乱期间,国家仍然取得不少成绩。”文章列举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产量比较稳定增长;工业建设了一批大型企业,石油达到自给自足;交通运输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加强,科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有对外援助的增加,等等。实际上,从文革“十六条”开始,中央就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使当时的经济建设能够不断排除干扰,在艰难曲折中前进。这与当时提倡的爱党爱国,集体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回忆,核试验基地车间的两派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2015年屠呦呦成为了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她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因为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1971年10月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才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阻挠,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曾经一再渲染大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随时可能“火山爆发”的台湾当局,此时也开始认识到,大陆已经成为“不得不正视的大山。”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学者也一直关注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后来中国崛起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此顺便提一下,谈到印度,还有一个统计数不应忘记,就是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10美元,而印度为190美元

每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时,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的一个画面堪称经典。邓小平在乘坐日本高铁时,有人问他的感想,他回答:“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之国,高铁的装备和技术已经走出国门。中国的高铁发展之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即今日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中国北车集团于1958年制造出了中国首辆内燃机车;中国南车集团则创始于1959年。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朱云汉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顺便提一句,台湾中央研究院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院士只有两位,一位是朱云汉,另一位是胡佛。他们对于大陆前三十年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

朱云汉的看法要是放在改革开放之初,认同的人肯定不多;而放到现在,认同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重来。但可以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就应该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这样才有利于形成明理智的判断、明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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