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新中国初期克难制胜的历史启示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朱佳木 时间: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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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对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历史进行分期的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可称作新中国初期,也是毛泽东说的“进京赶考”的第一阶段。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但像新中国初期面临的困难那么多那么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世所罕见的。首先,新中国宣布成立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尚有128万正规军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其溃败的正规军及特务、土匪结合形成的反革命武装多达260余万人,潜伏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组织成员合计也有120余万人。另外,西藏地方政府分裂主义分子正在策划所谓“独立”,人民解放军要追击、清剿和进军。其次,中国近代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长时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更使百业凋零,物价飞涨,交通梗阻,民不聊生,新解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要迅速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再次,中国尚有2/3地区没能土改,那里的农民仍然在封建土地制度下遭受盘剥,广大工人还在遭受封建把头欺压,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还在遭受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娼、赌、毒等旧社会痼疾还在摧残人民的身心,这些也都需要人民政府通过以土改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尽快解决。最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在援蒋反共失败后,仍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不仅不予承认,而且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派遣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随后出兵入侵朝鲜,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并派飞机侵入我国侦察和轰炸,使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重威胁,如何应对也需要党中央立即抉择。

  面对以上种种超乎想象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带领各族人民一一克难制胜,并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激发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解放了生产力,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树立了崭新的国际形象,交出了“进京赶考”的第一份优秀答卷,留下了许多对于我们今天迎接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

  一、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必须切实保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自古以来,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只是十月革命后才出现了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新型国家。新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起的这种新型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共产党当下主张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前夕,他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时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他反复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确保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新中国自建立之初,就从建政、民生和整党三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推进,凡是新解放的地区,军管会都在社会和生产秩序恢复的前提下,适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的初级形式。在此基础上,城乡还普遍建立起带有半政权性质的群众自治组织,以逐步完成新旧政权的更迭。这种民主建政的工作,使新政权一开始就牢固建立在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也关系占人口最大多数农民的最大民生。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先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和退押(土地押租金)工作,随即颁布了《土地改革法》,组织土改工作队,分期分批开展土改,将没收征收的约7亿亩土地分给了3亿多农民。接着,为增强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解决日用品、农产品购销和借贷等困难,又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生产互助组和生产、供销、信用合作社,举办城乡物资交流会,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减少水旱灾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又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淮河,实行荆江分洪,加固江河堤防,兴建官厅水库等水利基础设施。针对上海等大城市不法投机商趁新旧秩序转变之机兴风作浪,造成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的局面,人民政府还采用经济和行政手段迅速遏制了投机,稳住了物价,安定了人心。与此同时,为把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颁布了《婚姻法》,并查封妓院、关闭烟馆、赌场,极大净化了社会环境,保护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人民政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发出过要防止以功臣自居、防止“糖衣炮弹”、谦虚谨慎和戒骄戒躁等警告,但当我们党由地下秘密状态走向公开,由农村根据地进入城市,由局部掌权变为在全国执政,尤其身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环境,党员队伍中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个人主义膨胀,有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有的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被资本家“糖衣炮弹”打中。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堆积如山,但党中央认为这个问题更大,如果不解决,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李自成,就会失败,于是决定从1950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不久,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存在惊人的贪污浪费等现象,又决定从1952年起再开展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同上,第265页)他强调,对于贪污蜕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必须撤销职务、清除出党,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加以惩处,“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同上,第255页)。

  由于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民主建政、民生问题和从严治党,所以,不仅经受住了全国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且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巩固和加强,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解决困难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了。

  二、新中国是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分裂行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曾创造过世界最灿烂的文明,只是在近代工业革命后逐渐落伍,屡遭列强的侵略、凌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一概卑躬屈膝,不断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甚至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主张。一些爱国的中国人梦想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来救中国,却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被一次次打破。民族独立原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由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弱软性,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政协会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他提醒人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会甘心他们失败的,还会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捣乱和破坏,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封锁中国海港,侵扰中国边境,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同上)。

  为了巩固新中国独立,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就一天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的政策;另一方面,将二战后由国民党政府保留的帝国主义尤其美国在华特权一一取消,不再允许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收回或征用外国在北京等城市的兵营地产,规定外国轮船不能再擅自驶入中国内河,停止外国资本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办杂志办广播电台,等等。

  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版图,只是英帝国主义趁清末国力衰微侵入,在那里培植了亲英分裂势力。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地方政府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当然是新中国所绝不能允许的。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第十世班禅和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及各界人民要求下,作出进军西藏的决定,并在取得昌都战役胜利、藏军主力投诚的情况下,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同时,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和班禅地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均不予变更。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美梦,捍卫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密切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美帝国主义对于援蒋反共的失败本来就耿耿于怀、心有不甘,故在出兵介入朝鲜内战时,妄想趁机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颠覆中国的新生政权。当时,新中国刚刚结束战争,中美两国国力、军力又相差极为悬殊,究竟要不要同意朝鲜领导人出兵支援的请求,的确甚费斟酌。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并带头将自己的长子送到朝鲜前线。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和国内参军、参战、支前热潮的有力配合下,抗美援朝战争仅用3年便取得了将美军推回到三八线的胜利。这一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治愈了一部分人的“恐美”“崇美”症。而且,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被耽误,相反加快了速度;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因此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出来,不仅支撑住了这场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还把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在朝鲜战争前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军事锁封、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并在1952年纠合一些西方国家,组成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科技产品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中对中国的禁运品种甚至超过了苏联,妄图以此孤立、遏制中国。然而,他们的算盘又打错了。首先,我国通过改进出口结构,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其次,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内一些资本家和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希望与中国做生意、港澳经济极度依赖大陆贸易等矛盾,进口我国需要的物资、设备;再次,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时,一般采用易贷方式,需要现汇交易的,也用货到付款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封锁、制裁、禁运造成的损失。另外,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广泛吸引海外华侨的汇款、投资,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不仅没有被孤立、遏制住,相反,利用这个机会弥补了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缺陷,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加快了独立自主的步伐。

  新中国初期反侵略、反封锁、反分裂斗争的事实说明,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邓小平后来说过,世界上最不怕孤立、封锁、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他用历史经验告诫我们的同志,要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同上,第320页)。

  三、新中国是以工业化为奋斗目标的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中国近代不断被西方列强欺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错过了工业化的时代列车,在工业上“技不如夷”。因此,实现工业化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幻想。所以,这个任务也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在获得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后,必须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上)。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考虑到中国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资金、物资、人才等各个方面,不具备马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等条件成熟时再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相应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彰显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一五”计划的编制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更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改变了原先的思路,决定立即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同时,为解决资金、物资、人才匮乏的矛盾,决定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地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正是这一切,导致了提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并实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展,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和因为基本建设增加的城市居民对粮棉及副食品、布匹的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为此,党中央一方面采取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办法,以期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以农民能接受的价格,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稳定市场、保证供应,并给工业化积累资金。

  为了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还指导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大力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要求“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国务院还为此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纲要。

  以上表明,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建设中心地位的,并随着“一五”计划建设的开展,逐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力发展上。无论最初决定先实行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后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农业合作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统购统销,以及教育系统的“院系改革”等等,目的都是为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尤其后者,更是为抓住历史机遇,解决在当时条件下突击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实际困难,以适应工业化和促进工业化。后来的实践也证明,那些措施的确为“一五”计划建设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使那一时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被公认的最好的时期之一。

  四、新中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在党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新中国初期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好地处理了党与非党、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关系。而这些说到底,在于很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而充分调动了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曾说过,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即采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权机关去选举政府,“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进一步明确,“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规定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要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国家要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把民族区域自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那时,对基层群众自治还没有明确为基本制度,但土改时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化后的合作社社员大会以及解放后逐步规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已经具备了这一制度的雏形。可见,正是由于实行民主集中制,才使新中国既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避免了旧中国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又充分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于1956年和1957年作出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名讲话,虽然分别发表在新中国初期的末尾和结束,但都可以说是建立在那七年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对那些年经验的总结。其中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显然,这些论述道出的,正是新中国初期克难制胜的深层次原因。

  新中国初期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新中国的性质、根本原则、中心任务、基本制度都没有改变,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困难依然很多。只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那段历史留下的启示,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那就照样会排除和战胜国内国际的各种困难、挑战,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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