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纲领文件《田中奏折》的出笼、披露与争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米艾尼 时间:201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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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田中内阁“东方会议”现场。右三为田中义一。

《田中奏折》在中国的印本之一。

田中义一。

“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猖狂的侵略“宣言”,出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炮制的这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历来被看做日本侵华的“纲领性文件”。

  八十多年前,一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日本机密文件公诸于世,使世人得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本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无法解释这份1929年就已被公之于世的文件何以能准确地“预告”后来发生的一切。从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每一步都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划实施进行。

  直至今日,日本仍不承认《田中奏折》。这并不奇怪,就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诸多战争罪恶不被承认一样。即便是对那场荼毒亚洲的战争,仍然有日本政要不承认其侵略性质……

  被日本否认存在的这份侵略大纲,究竟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大饼”藏密信

  1928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日籍华人蔡智堪在东京的家中宴请中野正刚等日本政界要员,几杯中国的“五加皮”酒下肚后,大家相谈甚欢。

  席间,蔡家的佣人向蔡智堪呈上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

  蔡智堪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中国点心,在日本称为“大饼”。

  在座的中野正刚打趣说:“中国的大饼转赠我如何?”

  蔡智堪一阵大笑后说:“饼非烹过,食之有害。”拒绝了中野正刚的要求。

  蔡智堪活跃于当时的日本政商两界,一向豪爽大方、不拘小节,这次却为何吝啬一块小小的点心?

  蔡智堪是中国台湾苗栗县人,早年在日本经商,积累了丰厚的财力。根据他儿子蔡咸源的回忆,他们家在东京有非常豪华的别墅,经济上十分阔绰。

  而在成功商人的公开身份之下,蔡智堪还从事多年的“秘密工作”。

  蔡智堪童年正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历史时期,让他亲身感受到受人欺凌的民族不幸。他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对同盟会进行过大量财力和情报上的支持。为隐藏情报,蔡智堪将自家的楼梯栏杆掏空,将情报藏于其中。

  根据蔡智堪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民国外交。1924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统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

  对宴席上收到的中国点心,转送给日本人没什么舍不得的,但是那块点心的包裹上写明是来自中国沈阳,这让蔡智堪不能等闲视之。他与中国沈阳有着秘密联系,小小的点心内藏玄机。

  散席后,蔡智堪把“大饼”拿到隐蔽处切开一看,果然,其中有一张钢笔写成的“手书”:“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是王家桢的号。而王家桢当时的身份,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东北政策的有关情报。

  王家桢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负责东北军对日本外交,常来东京;蔡智堪也经常因经营大豆贸易而常住东北,两人结识多年,关系十分密切。

  多年以来,蔡智堪通过王家桢的关系,把关于满蒙问题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张学良,而王家桢每次到东京办事,也都下榻到蔡智堪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正是蔡智堪向王家桢提供了来自日本的关键证据,令张学良把杀父之仇的指向落到了日本人身上。

  但是这次的任务,让蔡智堪有些为难。

  王家桢密信中所说的“田中首相奏章”,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都有传闻,在日本自然也有很多传闻,但仅仅是传闻而已,从来没有见诸公开的媒体报道,更别提政府文件的公开文本了。

  蔡智堪与日本政界中人十分相熟。

  在1927年至1935年间,旅居日本的华侨在东京办有日华杂志社,其经济支持都来自蔡智堪,他也由此结识了很多日本政界要员。凭借雄厚的财力,蔡智堪甚至能给一些日本政界朋友提供经济帮助—类似现在所说的“政治献金”,因此和不少日本政要走得很近。

  而即便是这样,蔡智堪也从未听日本政要们向他提起过“田中首相奏章”。尽管他也有所风闻,但传闻中对“田中首相奏章”的内容也不甚了了,大概只听说涉及日本对中国政治外交基本方略,具体内容则只是猜测。

  密信中提到的“田中首相”,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所谓“田中首相奏章”的出处,是他就任之初召开的“东方会议”。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不被记录的6天

  1864年,田中义一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田中义一便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步入军界后,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入主政坛,成为日本第26任首相。

  考察田中义一的履历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中国,一是日本陆军。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的结果不言自明。

  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也是他在日本内阁陆相、日军参谋次长任上策划提出的。

  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的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方略不可能是和平友好的,只会是不断膨胀起来的对华野心。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邻国的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就曾申明天皇政府将“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速膨胀,几乎所有的日本政界精英都主张向中国扩张,首先是台湾和朝鲜,然后就是满洲及整个中国。

  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公开阐述了“利益线论”,直接推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在这场殊死较量中,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凭借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在20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自此也愈发膨胀。

  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

  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田中义一均亲自参与。而在他1927年4月被任命为首相时,恰逢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政治、经济两方面均陷入窘境。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北伐战争时期。2个月后,审时度势的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录,“东方会议”一共进行11天,但有档案记录的却只有5天,另有6天时间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这6天的会议何以秘而不宣,当时的人们不得而知。

  在会议召开之前,田中义一曾找到自己的心腹—外务次官森恪进行了秘密磋商,希望森恪能制定一个详细的“大陆政策”。

  森恪很快找到当时的“中国通”、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以及常驻中国的职业外交官吉田茂共同商议。1940年,铃木贞一在《森恪》一书中透露了他们制定满蒙政策的内容:“这个方案,就是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势力进入这块土地。”

  在“东方会议”上,对于侵华策略有两种主张,部分日本政坛元老提出“内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权益。而日本政坛“少壮派”,特别是已经实际控制了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则主张用“外科方法”,即用军事手段对中国进行侵吞。最后,田中综合了两种侵略手段,汇总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按照当时的日本政治流程,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田中义一把《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用奏折的形式呈送给日本裕仁天皇,亦即后来所谓的《田中奏折》。

  这份“侵华计划”的重中之重是实施《满蒙铁路计划》。

  从军事角度讲,铁路既是战略机动途径,也是支撑战争的战略动脉。田中内阁很快确定了5条铁路线:包括吉林—会林,长春—大赉,昂昂溪—齐齐哈尔、通辽—开鲁铁路和新丘运煤线。

  为尽快获得铁路的运营权,田中内阁派人找到由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东北军阀首领张作霖,逼迫他签署新的铁路修筑权协议,以及其他权益要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要求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

  “东北王”张作霖于是被视为日本挺进东北的绊脚石,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

  田中义一在皇姑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多有争议。

  田中义一与张作霖关系甚深。日俄战争期间,还是马贼的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参谋田中义一向福岛安正少将请求,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皇姑屯的夺命爆炸让田中义一极为震惊,他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写信称:“一切都完了。”并大骂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真是混蛋! 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也许田中义一确实是反对炸死张作霖,但这不会让他对侵略中国置身事外。他和河本大作的分歧仅在于侵略中国的具体方式和节奏把控。而皇姑屯事件也显示出,比田中义一还要狂热的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掌控了日本的走向,甚至已经不受日本内阁的控制。

  张作霖被炸死的这一天,正好是张学良27岁的生日。家仇国恨让他更明白日本的企图和野心,也更需要进一步认识父亲的“救命恩人”田中义一。

  于是,张学良交给了王家桢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奏折”的全部内容。

  此时已进入1928年的夏天,众多国际间谍、媒体记者聚集在东京,他们的目的和张学良一样—为了传言中的“奏折”。

  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了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控外国人在东京的一举一动,并在海军省内新设间谍组织,由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主持实事训练。

  蔡智堪一时也一筹莫展,虽然在日本经商多年,累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并与日本政坛上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获取《田中奏折》这样最高机密的原件内容,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他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万一事情败露,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田中的“反对派”

  蔡智堪想到了自己在日本政界的两个“老朋友”:床次竹二郎和永井柳太郎。

  床次是前内务大臣,反对田中的民政党人;永井则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以这两个人的身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田中奏折》。

  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的多年老友,蔡与二人在金钱上多有往来。他后来在《我获取田中奏章的经过》一文中说:“原来日本政党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历史学家沈予在《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中详细解释了当时日本政界的各种矛盾。

  事实上,昭和初期,日本有主张“强硬外交”的政友党与实行“协调外交”的民政党之间的矛盾;有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皇权的元老及其同盟者与干预天皇统治的军部之间的矛盾。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有元老西园寺公爵同民政党站在一起反对田中对华实行武力外交政策的矛盾。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同军部携手大力推行对华侵略政策,使他们和民政党以及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烈。

  于是,精明的蔡智堪决定,利用这些上层政客之间的矛盾。

  永井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也是距离《田中奏折》最近的人之一,蔡智堪首先想到了他。

  根据蔡智堪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先找到永井,向永井提议,要永井拿出“奏折”,在蔡自己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借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

  尽管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而且是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日本两地长大,但《日华》毕竟还是华侨主持的杂志,永井不能确保这个杂志能为日本“一心向满蒙跃进”鼓与呼。很自然地,永井拒绝了蔡智堪的提议。

  于是,蔡智堪转而找到了床次。

  床次已经不在日本内阁之中任职,但他是田中义一的“反对派”,更有可利用的机会。

  在一次宴请上,蔡智堪劝说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党,应该揭发《田中奏折》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该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

  这番话成功地戳到了床次的软肋,他当即对蔡智堪说:“你如果必要其物,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过了没几日,床次回复蔡智堪说:“保皇党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其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谋取田中奏章,颇有成功的可能性。”

  同时,他要求蔡智堪准备上等的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他宴请元老之用。

  蔡智堪立刻邀请了一位姓崔的厨师,此人曾长期给梅兰芳做饭,手艺非常好。蔡智堪给他5000日元,预备了最上等的中国菜,在床次的府邸内开席,宴请元老。

  床次在席间致辞说,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引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

  这个言论震动了全场,蔡智堪也在席上极力附和床次的说法。

  床次的宅邸之宴过了六七天后,床次对蔡智堪说,“内务大臣牧野伸显伯爵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得到这个消息,蔡智堪十分兴奋,他立即把牧野提出的条件函告王家桢。

  又过了四五日,他收到了以“王川”名义电汇给他的5000元,并有一张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

王家桢隐秘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意思—答应牧野的条件。

  蔡智堪马上叫上床次一起将电报带给牧野伯爵看,牧野见到电报非常高兴,拍着桌子说:“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

  他问蔡智堪,敢不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抄奏折?

  对于这个极其大胆又有生命危险的计划,蔡智堪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1928年6月的一个夏夜,打扮成补册工人的蔡智堪,秘密潜入了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军攻打沈阳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日军胳膊上系着的白布条为夜间身份识别标志。

中国军队内部印制的《田中奏折》版本。

王家桢。

日本皇宫

潜入皇宫

日本皇宫有24个大门,36个偏门,警卫森严。

根据蔡智堪的描述:“皇宫有多名皇警,穿长衫,执大刀,日夜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称为‘断足桥’,如果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想进入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内线”,完全是白白送死。

蔡智堪进入日本皇宫的“内线”,是牧野伸显一个小妾的弟弟,名为山下勇,是皇室书库官。

在精心的安排下,山下勇带着装扮成补册工人的蔡智堪,趁着深沉的夜色进入了日本皇宫。

蔡智堪后来回忆,进入皇宫的具体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是一个夜晚,大概深夜11时50分左右,他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30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3支,大小针1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全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

“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特别长,四面的树木不足以遮掩。从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后,距离皇室书库大约走了五六分钟。”

蔡智堪第一次进入皇室书库的时间,根据他的记忆,大约是当晚0时50分。

几分钟后,“奏折”原件,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

原本蔡智堪准备用照相技术,但是他只有晚上才能进出日本皇室书库,普通灯光照明无法满足拍照所需,他又不能大张旗鼓地用闪光灯或者摄影灯补光,只得作罢。

于是,他将半透明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照着描出。所用的碳酸纸是日本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

第一次的抄写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天亮,“奏折”还没有抄完,蔡智堪却必须赶在天明前离开皇宫。

转天夜里,他再一次潜入皇宫,继续抄完了“奏折”的全文。

抄出“奏折”后,蔡智堪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说:“我务即果,明去赔罪。”暗示“奏折”已到手。

至于“奏折”的手抄本从东京到沈阳的路径,根据蔡智堪的回忆,是他自己将冒死抄来的机密文件藏在皮箱夹层里,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

在小西关外王公馆,蔡智堪亲手将“奏折”的抄件交到王家桢手上。

至此,《田中奏折》的真容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精通日文的王家桢粗略看了看,不禁大吃一惊。

王家桢手上的这份手抄“奏折”,其中主要内容有三部分。

其一是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日本要控制亚细亚大陆,掌握“满蒙”权力是“第一大关键”。

其二是实施“满蒙积极政策”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前进”,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此外,为了责有专司,日本政府应设置“拓殖省”。

其三,以美国、苏联为假想敌国,准备决战:奏折估计“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日本“不得不与美国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按照这个估计,“奏折”提出,日本要“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筑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朝鲜与“满蒙”联成一气,以备对付假想敌国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王家桢在《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一文中回忆:从全部译稿的内容来看,《田中奏折》是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以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裕仁天皇的,所以我给它定名为《田中奏折》。

王家桢立刻命人将这份绝密文件译成中文,连夜呈送给张学良。

蔡智堪回忆,王家桢当日都没有时间招待他,等到把《田中奏折》亲自送给张学良将军后,回来才给他洗尘。

第二天,王家桢便去了南京,蔡智堪也返回了东京。

此时,蔡智堪还未能预料到,他冒死抄写和送回祖国的这份《田中奏折》将如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在全世界轰然爆炸。

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将因为这份《田中奏折》发生彻底的转折。

翻印《田中奏折》

虽然在交给王家桢《田中奏折》的时候,蔡智堪嘱咐他落实对牧野的承诺,将奏折刊发,公布于世。但是张学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只把《田中奏折》译成中文后印刷了200册,其中有4本被送至南京国民政府,其他的发给少数东北官员。

“因为是极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只印了200本。”王家桢后来回忆说。

他在回忆中提到,他们当时将这个文件作为极密文件,只发给东北政治上负责的人员,原来是想叫这些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为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拿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励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王家桢说,张学良得到《田中奏折》的直接效果是,其中提到某项阴谋与一个蒙古王爷有关,“他们将此人逮捕后所作的口供,与《田中奏折》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因而使日本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田中奏折》真实不虚。”

至此,这份绝密的奏折只在少数中国政界要员的手中流传。不过,最终它还是按照蔡智堪期望的那样被公之于世。捅开这个惊天秘密的,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

1929年7月的一个晚上,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纪清涟和同学一起到位于王府井的《华北日报》送稿子。不巧,安怀音社长已经回家吃饭。几个同学就一起来到安宅商量稿子。

纪清涟是纪晓岚的后代,出身名门,当时是《华北日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那天,她在安宅见到安怀音的时候,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一个文件,脸色通红,情绪激动。

纪清涟他们一进门,就听到安怀音说:“你们来得正好,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全面计划啊!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这个文件你应该看看。”

说着,他把文件递给纪清涟,是一个十六开的中文译本。

安怀音的夫人警惕性很高,赶忙说,“这是密件,万万不可泄露啊。”安怀音也说,“你在这里看吧,不能给第三个人看。”

纪清涟大致翻了一遍,深为震惊。她请求安怀音把文件留给她细看,说:“时间已经不早了,回去晚了,女生宿舍的大门要关了,我今晚带回去仔细看看,明早送回。”

安怀音竟真的让她把密件带走了。没有记录显示安怀音此举的原因,他应该知道这样做可能的风险,也许那正是他的期望。

回到宿舍以后,纪清涟立即找了几位同学连夜分头抄写,天亮才抄完,在7点前准时将文件送回安宅。

纪清涟携带着抄稿到印刷厂,一下子印刷5000份。

在扉页上,纪清涟写了这样几句话:“首先我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书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血还在流,你就应当把这个小册子读完。你就应当想一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应该作些什么事情。”

纪清涟和同学们一起,把这些小册子分别邮寄到全国各大、中、小学以及机关团体。

当时正值1929年8月,酷暑难当。这5000册关系着国家存亡、承载着纪清涟等人爱国热忱的《田中奏折》很快发往全国各机关学校团体。学生们开始走出校门示威游行,各报刊纷纷转载,团体和爱国人士相继翻印。

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震惊,世界哗然。

日本方面十分惊慌,通过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矢口否认有《田中奏折》的存在,并说它是一个伪造文件。

一方面,以“知情者”和“当局人”自居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一度担任外相的重光葵等日本头面人物纷纷出来发表谈话,提供“证词”,异口同声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存在。

另一方面,日方又秘密地在政府内部进行追查,将当时负责皇室书库的27人全部免职,包括帮助蔡智堪进入皇宫的山下勇。

蔡智堪也被日本当局抓了起来。不过,日本当局并不能确认蔡智堪就是从皇宫偷偷抄出《田中奏折》的那个人。据蔡智堪多年后的回忆,这缘于他总是在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地切换。

蔡智堪有两套身份文件,一个叫蔡扁,是个在日本做生意的台湾人;另一个是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侨。这两个身份用来接触不同的人群。日本当局抓捕了蔡智堪,他坚称自己并非其人。

更令日本当局进退两难的是,他们陷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矛盾当中。

他们根据种种线索,很快查到了将《田中奏折》泄露出去的相关责任人,却无法因此给这些人定罪。

定罪需要罪名和证据。如果说这些人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那么也就是承认《田中奏折》确有其事。所需要的证据,就是《田中奏折》的真实文本与被公开的文本比对一致。

日本当局已经言之凿凿地说《田中奏折》根本不存在,给这些人定罪岂不是自相矛盾?

权衡之下,皇室书库中的相关人员只是解职了事。

山下勇等人被撤职后,他们的生活费都由蔡智堪私人供应。而蔡智堪被关押了一年多之后,日本当局也无法为其定罪,只能释放。不过,他们还是强占了蔡智堪的私宅,没收了他全部约价值二百万日元的家产。

获释出狱的蔡智堪已经无法在日本立足,他带着一家老小,绕道泰国,又返回了台湾。

1955年,蔡智堪在清贫中去世,享年68岁。台湾方面为他举办了“公祭”,蒋介石为他颁发了一块牌匾,上书“卓行流馨”。

日本的“演出”

围绕《田中奏折》的真伪,中日双方针锋相对的争吵从那时便开始了。

1929年11月,“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日本召开,各国名流、政治家代表主要讨论太平洋地区的重大问题。

王家桢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日本代表叫嚣说日本跟中国东北的关系,就好像英国与印度、美国与海地的关系,是殖民地关系。

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

王家桢在会上将英文译本的《田中奏折》全文分发给各国代表,揭露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1932年1月,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颜惠庆与日本外交首席代表松冈洋右等人爆发了激烈的交锋。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抛出了针对《田中奏折》真伪的问题:“一个岛国的日本,怎么能有与它国力不相符的野心?”

颜惠庆回答:“当您去马戏团戏院看戏,在入口的地方给您一张节目单,节目单上印的是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舞、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您看了这张节目单,您心中起了疑虑,不相信这个节目单是真的,因为这样一个小戏院怎样演出这样的大节目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项节目,那么,您对节目单上以后的节目还能不相信吗?”

日本侵华的“节目单”就是《田中奏折》,而这份节目单的第一个节目,是九一八事变,就在那次国联理事会开幕的前一天——1931年9月18日刚刚上演。

1927年之后,日本采取的扩大对华侵略扩大行动的步骤和事实都与《田中奏折》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末代皇帝溥仪成为东三省名义上的统治者。田中义一设想的第一关键步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得以初步实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时,再去否认《田中奏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它制定的侵华方略已经全面铺开。

不过,田中义一并没有看到这一天。

早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在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中,田中义一渐渐失去了天皇的信任,于1929年7月被迫辞职。

同年9月,田中义一因心脏病猝死。这距离他野心勃勃地呈上那本“帝国百年大计”的蓝图仅仅不过两年的时间。此时奏折大部分内容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田中义一的后辈近卫文、东条英机等,实施了《田中奏折》上的大部分设想与野心,他们不仅发动了侵华战争,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成为二战的主犯。

1948年东条英机被执行绞刑。此时,距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第一次呈上奏折已过去了整整21年的时间。

否认不掉的历史

二战结束之后,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受到了审判。而作为这场战争的“纲领性文件”,《田中奏折》的原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找到。

没有原件,成了日本否认《田中奏折》存在的一个口实。关于其真伪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止。

1995年,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刘建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田中奏折〉探隐》的论文,他在论文中详细分析了《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这篇论文引起了与会的中、日、美、俄等多国学者的热烈讨论。

刘建业对本报记者说,实际上,日本史学界在战后的60年代就曾经针对《田中奏折》的真伪进行了讨论。

1965年初,日本出版的《中国》杂志第十四号、第十五号连续出版了两期关于《田中奏折》的专集,其中的文章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论证《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又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否认它的存在,是因为这个奏折的内容充分展示了日本的侵华野心,换句话说,它证明了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这是日本一直不承认的。”刘建业认为。

国际史学界并不承认《田中奏折》不存在的说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专家做了大量的考察,认为《田中奏折》是真实的。”刘建业自己也在80年代末成为中国抗战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后,开始了对《田中奏折》的研究。

从1993年以后,中日双方对《田中奏折》的真伪争论得越来越激烈。

在刘建业宣读论文的那次研讨会上,中日双方专家的争论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

刘建业记得,当时一个日本老专家站起来驳斥他的观点,说做学问写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要以事实为基础,而《田中奏折》不存在就是事实。

刘建业问:你怎么证明它不存在?

对方说,他用20多年时间翻阅了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却没有发现《田中奏折》的存在。

刘建业当即反驳说,这个奏折应该是在天皇的图书馆,根本不在外务省。

这时,另外一个日本专家又站出来说,他来参加会议之前在日本皇家图书馆查了4年,目录里都不存在这个奏折。

刘建业说,这会儿查当然没有。日本曾经自己说在美国对东京的5次大轰炸中,皇家图书馆被炸了,损失了很多资料。此外,日本战败后,用两天两夜来销毁资料,你能否拿出被销毁资料的细目来,证明这个奏折不在你们销毁的资料中?

对方被问得哑口无言,那次会议上,日方基本上是败下阵来。

抗战纪念馆研究员王家淼认为,“《田中奏折》引起国际争论的意义,不在于关于真伪的问题,最重要的意义是日本的侵略本质。日本自明治维新制定了大陆政策,《田中奏折》中又有了具体生动的体现,而且最后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一步一步的蓝图。”

事实上,正如他所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日本所有举动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设计来的,这也是《田中奏折》的存在不容置疑的重要原因。

岁月流逝,许多事都已湮没在久远的过去,蔡智堪冒死从日本皇宫带出的《田中奏折》的手抄版早已不知去向,目前留存于世的,都是在国内翻刻复印的版本。

在1947年致老友蔡智堪的最后一封信中,王家桢深情地写道:“阁下宣勤国事,不辞瘁劳,身体既失自由,财产亦遭损失,缅怀高风,曷胜钦迟!”

这是对蔡智堪在《田中奏折》事件中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肯定。

晚年时,蔡智堪曾说过:“我这样做,有十分是爱中国,也有一分爱日本。”

对和平的向往,可以超越民族的界限。

《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仍未找到,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它究竟是被销毁了,还是像日本专家所说的那样“不存在”,都改变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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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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