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万里长江第一桥”

来源:党史博览2019.7 作者:梅兴无 时间: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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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个大工程,毛泽东对武汉长江大桥从选址、施工到落成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怀,激励建桥大军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实现了千百年来在长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大梦想。

大桥动工前,毛泽东上蛇山实地踏勘桥址

195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夜晚,汉口大智门车站大雪纷飞。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行,急切地等待着毛泽东的专列。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23时45分,专列抵达车站,李先念等快步上前迎接毛泽东。陪同毛泽东一起来汉的还有杨尚昆、罗瑞卿等。

在下榻的汉口惠济饭店,毛泽东听取了中南局、湖北省的工作汇报。2月18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驱车来到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阅马场红楼。在李先念等人的陪同下,他走进省委二楼会议室,在临街的窗口眺望街景,说:“这楼不错嘛!”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介绍说:“这座楼原是国民党的省党部,解放后我们接收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是啊,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接着,他话锋一转:“上蛇山怎么走啊?”有熟悉情况的同志说:“这栋办公楼后面有条小路,可以上蛇山。”“那好,我们这就上蛇山看看!”毛泽东站起身,一口水都没喝就下楼了,在杨尚昆、罗瑞卿、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人陪同下,直奔蛇山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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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6日, 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向群众挥手致意。身后为武汉长江大桥

蛇山是位于长江南岸边上的一座小山,绵亘蜿蜒,形如伏蛇,与汉阳龟山隔江相望。屹立于蛇山之上的黄鹤楼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这次毛泽东急着上蛇山,不是为了观风景,而是为他心中所牵挂着的一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既是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由于没有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大桥,南北交通线路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所有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都要通过轮渡和木船转运,一列铁路货车车厢经轮渡过江,需5个多小时,费工费时,加大了运输成本,若碰上大风大雾天气,轮船、木船还得被迫停航。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沟通南北运输,把武汉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连成一体,是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的热切愿望。

1949年,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桥梁专家,向中央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

李文骥等人的建议书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规划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日程。是年9月,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决心改写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是年末,中央人民政府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事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委任茅以升为专家组组长兼总设计师,派遣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武汉勘测、钻探,进行初步设计。他们根据多次实地勘测、钻探的结果,结合前4次建桥规划留下的资料,先后制订了8个桥址线方案,逐一进行缜密研究,并就桥梁选址、桥式、施工方法等问题,组织全国桥梁专家和相关单位进行了3次大讨论,初步确定了武汉长江大桥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伊始,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成为毛泽东牵挂的一件大事。当他得悉大桥选址龟山、蛇山一线之后,决定亲自上蛇山实地踏勘桥址。

雪霁初晴,毛泽东沿盘山小道,登上了蛇山的制高点黄鹤楼。大江、武汉三镇,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

工程技术人员向毛泽东汇报了铁道部将大桥桥址选在龟山、蛇山一线的考虑:武汉长江江面,龟、蛇二山之间两岸距离最短,可缩短大桥的长度;利用龟、蛇二山作天然桥头堡,扎实可靠,比在平地建桥大幅度节省造价和工期;两山之间的长江底基本上都是坚固的岩石,有利于桥墩固定;利用两岸的山势增加大桥的净空高度,便于大吨位船舶航行通过。

毛泽东仔细听完介绍,俯瞰大桥桥址线,频频点头,对铁道部的桥址方案表示赞许。

从黄鹤楼下来,路旁有位卖臭豆腐的老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做这个生意一天能挣多少钱。老人说:那不一定,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聊了几句,随行人员请毛泽东继续前行。路上又遇到两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认出他来,高兴地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正月初五,游人如织,人们一下子围拢过来,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罗瑞卿、李先念以及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保护毛泽东下了山。在江边上了渡船,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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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毛泽东在李先念 (左二) 等陪同下视察湖北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重视下,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建设加快了节奏。1953年4月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准,铁道部正式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调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担任局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政治委员。

1953年7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技术鉴定。行前,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对彭敏交代:“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苏联派出了一个由25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讨论鉴定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中方的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完善。应中方邀请,苏联派遣以西林为组长、由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来武汉,提供技术指导,支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

1954年1月,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大桥建设。至此,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为“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大桥工程的施工进度。12月31日,由大桥工程局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重要配套工程———江汉桥试通车。湖北省、武汉市和大桥工程局的领导都非常希望毛泽东能为该桥题字。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江汉桥”三个苍劲的大字。

大桥建设之中,毛泽东乘船视察工程施工

1956年5月29日,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彭敏接到通知,毛泽东将到武昌,要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并要听取情况汇报。

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当飞临武汉长江上空时,毛泽东凭窗俯瞰长江。看到很多桥墩已经露出水面,他激动地连连说:“好看,好看!”

飞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彭敏等在舷梯旁迎接。毛泽东当即提了两个要求:一要看大桥工程,二要到长江游泳。彭敏连忙请示:“看大桥工程,您是在水上看,还是在岸上看?”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水上看!”

是日,阳光灿烂,天气格外晴朗,长江江面波涛汹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武康”轮,与船长、工友一一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即,“武康”轮溯江而上,经汉阳晴川阁,在龟、蛇二山之间的江面上航行。此时,8个江心桥墩正全面展开施工,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上,一座座矗立于江中的巨大桥墩交织出一幅雄伟壮观的画面,大桥钢梁也开始从龟山岸边向江中延伸。“武康”轮在大桥2、3号桥墩和3、4号桥墩间穿行,毛泽东伫立在驾驶台前,向正在施工的工人们频频招手致意。他一边巡视水上、岸上的施工现场,一边详细询问大桥的施工设备、施工顺序、操作技术等情况,甚至连混凝土需要多长时间凝固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

视察完建桥工地,进入船舱,毛泽东询问彭敏的经历。彭敏简要作答。毛泽东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但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会打仗。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好好学!”

彭敏说:“这么多年在长江上建桥都没有建成,说明它很难。逼着我们想新方法来克服它。”

毛泽东点点头说:“困难往往使你能产生新的方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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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武汉蛇山和群众在一起

在正式汇报时,彭敏把书面材料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大桥建设总体情况作了介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啊?”彭敏回答:“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毛泽东又问:“什么叫引桥?”彭敏回答:“就是连接江心正桥和岸上线路的一段在岸上的桥。”

彭敏重点汇报了中苏桥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大桥局不仅聘请了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还成立了以茅以升为首的顾问委员会,形成了庞大的技术团队。我们要求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配合好,虚心向他们学习,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

毛泽东连连称赞“建成学会”好,嘱咐要把它作为建桥工作的方针来坚持。他又关切地询问参加过修建钱塘江大桥的老工程师的情况,“除了茅以升,现在还有谁呀?”彭敏回答:“还有罗英。”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听取了彭敏关于运用“大型管柱钻孔法”施工的情况介绍。

“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从苏联带来的新技术,在当时属于世界首创,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未使用过。用这项新技术可把施工从水下转移到水上,不仅保障了施工人员的安全,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还能显著地降低工程造价。

在滕代远和茅以升的支持下,彭敏决定对“大型管柱钻孔法”先进行试验,成功后再用于施工。1955年2月,在汉阳莲花湖畔进行“管柱钻孔法”试验并获成功。对此,苏方高度重视,部长会议派一架飞机,专程送苏联的一批桥梁专家到武汉观摩。

运用“管柱钻孔法”,需要大吨位震动打桩机,从苏联引进了几台30吨震动打桩机,但武汉大桥钻孔桩需要90吨的。大家想尽办法也没能突破这个难关。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调集全国相关技术力量与大桥局联合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BⅡ3至BⅡ5等系列震动打桩机,突破了大型混凝土管柱穿过覆盖层下沉到岩层的难关,使新施工法迅速在施工中全面推开,不仅使大桥提前1年零3个月建成通车,而且还写下了桥梁建筑史上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本是苏联工程师发明的,可他们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了是成功的!”说到我国自主研制震动打桩机,毛泽东感慨道:“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定做不出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长江大桥这三四年的建设,就是世界水平!”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详细作答。

对岩石和水下混凝土抗压强度,毛泽东也问得很详细。彭敏说:假定冲刷为100%,就是假定把河床的覆盖层全部冲掉,事实上不会全冲掉。毛泽东说:这样就是更保险些,更坚固些。

杨尚昆问:“什么叫覆盖层?”毛泽东给他解释,就是岩石面上的沙层,并问彭敏是不是。彭敏说是。

大桥建设者还采用了先进的钢梁悬臂架设技术。彭敏用通俗的语言向毛泽东介绍“全伸臂安装法”:“半根筷子悬在桌子外面不会掉,是因为桌子上面那半根筷子用它的重量平衡了它。我们拼装钢梁就运用了这一原理,叫做悬臂法,先在桥头架好平衡梁,然后悬空地架出去。”

毛泽东还质疑了书面汇报材料中“管柱钻孔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提法,认为是错误的:“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了30年还未采用这个方法!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而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

王任重表示赞同:“劳动方法和社会制度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说:“看怎样改一下?”

在汇报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问彭敏:“长江上还要修哪几座桥?”彭敏回答:“第二、三个五年计划草案里,有重庆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毛泽东说:“将来长江上修上20座、30座桥,黄河上修上几十座,到处都能走。”

中午,毛泽东在船上用餐。“武康”轮是艘轮渡,没有做饭的厨房。东湖宾馆名厨杨纯清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为毛泽东做了午餐,四菜一汤,主菜是清蒸武昌鱼。这一餐,毛泽东喝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武昌鱼全吃光了。下午2时许,毛泽东沿着船舷的扶梯从容跃入水中。毛泽东如鱼得水,游得轻松自如,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每当浪峰打来,他便侧身迎浪;每当浪层退去,他就顺势而下。他游了2小时零4分钟,一直游到汉口谌家矶江面才上船,游程近14公里。有人问毛泽东累不累,他一脸轻松地回答:“给我个馒头吃,还可以游两小时。”

当晚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词作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所指的就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在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诗词中,唯一吟诵过的现代建筑只有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跨越龟、蛇二山的长江大桥即将横空出世,“天堑变通途”,再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沉重,只有“当惊世界殊”的豪迈。

大桥落成之时,毛泽东从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

195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建桥大军把最后一根钢梁平稳地安装在大桥合龙处。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江中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大桥上层是公路,桥面宽为22.5米,行车道相当于现在的双向4车道;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可同时穿行两列火车;桥下与水面净高可通航万吨巨轮。

9月6日傍晚,武汉大桥工程局的负责人,都聚集在汉阳桥头。他们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此时工人已经下班,大桥上显得十分宁静。

晚上6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从汉口方向直接开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毛泽东在王任重等的陪同下,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行走在大桥的公路桥上,向武昌方向走去。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紧紧跟随在毛泽东的左右。

毛泽东详细地向杨在田询问建设大桥用了多少钢、花了多少钱。杨在田一一作答。

自从1956年5月毛泽东视察大桥工地,肯定大桥局党委的思路,提出了“建成学会”的方针后,极大地激发了建桥大军向苏联专家虚心学习建桥的积极性。“坚持执行建成学会方针”的标语牌醒目地悬挂在工地大门上方,成为了建桥大军的共同理念和行动。有个职工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就取名“建成”,一个则取名叫“学会”。广大员工把建桥的过程,当作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建成学会”,逐渐形成了我国自己的一支技术成熟、作风过硬、勇于创新的桥梁建设人才队伍。

走到大桥中段,毛泽东停在涂着灰色、黑色、天蓝色三种不同颜色的栏杆旁,问:“怎么漆三种不同颜色呀?”杜景云回答说:“我们想让武汉三镇人民来挑选,看漆哪种颜色好些。”毛泽东笑了,赞道:“好啊,你们搞建设还不忘走群众路线啰!”他又转过身问王任重:“你是湖北的负责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王任重说:“我还没想好呢!”

杨在田乘机请示:“请问主席,您说哪一种颜色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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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江中8个桥墩及两岸引桥同时施工的场景

毛泽东不语,用手指了指无垠的蓝天,又指了指奔腾的江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大桥栏杆的色彩应当使蓝天和江水结合起来。后来,武汉长江大桥的主体色调,如钢梁、栏杆等都采用了与天、水颜色相和谐的银灰色。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继续往前走,一会儿面向下游,眺望武汉三镇;一会儿又面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王任重回答说:“鹦鹉洲从前是在江中间,后由于泥沙淤积,已和汉阳连成一体,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啊,那就看不到鹦鹉洲了!”毛泽东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失落感,又问,“那黄鹤楼呢?”

王任重说:“为了修建长江大桥,黄鹤楼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毛泽东点点头说:“应该重修,这是历史古迹。”黄鹤楼重修工程一直到1981年10月才开工,1985年6月落成。人们陪着毛泽东继续朝武昌桥头走去。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华灯。毛泽东走到下游的栏杆旁边,眺望着长江北岸的汉口,无比兴奋地说:“好啊,灯火辉煌,灯火辉煌!”

从汉阳走到武昌,毛泽东已经是一身汗了,但参观大桥的兴致还很高。到了武昌桥头,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以往过长江是坐船过,今天是走着过,我们创造了历史!”

走近桥头堡的凉亭处,毛泽东问:“从这里可以下去吗?”“楼梯上的电灯还没有安装好。”大家考虑毛泽东已经累了,就劝他在这里停下。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啊,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这时,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图册送给毛泽东,并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大桥局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毛泽东点了点头,接过书与王任重、杨在田一起翻阅起来。

随后,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想。”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登车离开了长江大桥。几天后,他派人给杨在田送去题词,上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上午10点通车典礼正式开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部、省、市领导及大桥局局长彭敏、专家组组长西林分别致辞后,列车由汉阳岸缓缓驶上大桥,观礼的人们纷纷将手中的花朵和纸屑抛向车厢。半个小时后,李富春来到武昌岸桥面为公路通车剪彩,几百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蔚为壮观,桥上桥下人头攒动,一片欢乐的海洋。

武汉长江大桥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京广铁路,结束了南北交通被长江阻隔的历史。一列火车越过长江只需短短的几分钟。武汉三镇被连为一体,“九省通衢”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再一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欣喜地观赏车水马龙的雄伟桥梁。然后,他从武昌桥头下去,再次畅游了长江。此后,毛泽东一到武汉,有一大爱好始终不变,就是畅游长江。他选择的游泳水域基本在长江大桥附近,可见他对武汉长江大桥有着很深的情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毛泽东向广大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上,依然映有武汉长江大桥的雄姿。

60多年过去,风雨沧桑,受到巨轮多次碰撞和特大洪水冲击,“万里长江第一桥”依旧巍然屹立,和谐地横卧龟山、蛇山之间,俨然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的序幕。一支“建成学会”的建桥大军,撒向了全国,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一代一代地接力奋斗,长江干流上已建成近100座跨江大桥,仅武汉一地就有11座,早已超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在长江上修上20座、30座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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