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汉语拼音字母的确定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崔明海 时间: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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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推行普通话,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它又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新生的人民政府如何处理文字改革中诸多复杂的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课题。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例,确定何种形式的拼音字母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前提条件,但学界对为何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的问题却鲜有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工作者的主观意愿来看,研究和拟制汉语拼音方案不仅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及用作普通话教学的工具,同时也用以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工作。所以,文字改革工作者不仅从汉字注音角度,同时也是从创制新文字角度来讨论拼音字母的选择问题。相关内容参见吴玉章:《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语文研究者一般侧重于从宏观角度介绍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从语言文字应用角度来解读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用,而较少关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动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影响因素。[例如陈章太:《〈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绩、发展及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栗洪武、樊红雷:《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实验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冯志伟:《汉语拼音走向世界:成绩与缺憾——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马庆株:《〈汉语拼音方案〉研制历程及当代发展——兼谈普通话的推广》,《语文建设》2018年第19期;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字改革中的作用和贡献,但如何确定汉语拼音字母的历史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例如王宗柏:《吴玉章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郑林曦:《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关键人物》,《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程中原:《胡乔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字改革的杰出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唐芳:《刘少奇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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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到民族形式的字母 

在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文字改革者认为表意汉字不如拼音文字易学易识,是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阻碍,于是开始效仿拼音文字,拟制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人自己拟制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拼音方案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清末“切音字运动”中王照拟制的“官话字母”,这个切音字方案是仿照日文的假名,采用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作为符号来制定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第二种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根据传统单体汉字笔画制定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符号成为民国时期使用较为广泛的汉字注音工具,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种是1928年公布的以赵元任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研制的“国语罗马字”方案;第四种是1931年吴玉章、瞿秋白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1]1931年9月,在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会议决议指出,要形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和注重国际化意义的拼音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2]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也是以此为蓝本的。 

1949年之前,“国语罗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在汉字改革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都选择了拉丁字母来制订汉语拼音的方案。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曾就文字改革问题致信毛泽东:“根据文字应当力求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原则,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并以改成罗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拼音与日本假名式的拼音。”[3]在接到吴玉章的信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他将信转发给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并希望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1949年8月28日,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在回信中认可了吴玉章的主张:“我们也认为将来中国的拼音文字,与其釆用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毋宁采取拉丁化而辅之以万国音符”。[3](p.189)9月5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第四次会议上,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文字的演进,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文字要采取罗马拉丁字母,并辅之以国际音标”。[4] 

文字改革问题关乎民族文化大计,无疑需要精心、审慎研究。党和政府对文字改革问题甚为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它所提出的任务和工作内容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基本内容。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参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在北京正式成立。1950年5月1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各委员会负责人在吴玉章家中召开座谈会。胡乔木指出:“将来制定拼音之新文字,由政府公布之。制定之先,必须极端审慎”,“字母须照顾各地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5]一直关心和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徐特立也曾就拼音字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注音符号涉及汉民族方言的读音统一和各民族间语文交流工具的统一问题,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马部长[即马叙伦。]报告,只提发音符号问题,要求从注音字母及拉丁字母两者之中择其一种,并非牵及汉字本身的存废”,“我是赞成拉丁化。如果多数主张注音字母,我也赞成。因为它比反切或直音科学化”。[6] 

为了做好文字改革工作,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1951年5月,教育部正式聘请马叙伦、胡愈之、黎锦熙、罗常培、韦悫、林汉达、陆志韦、曹伯韩、郑之东、俞敏10人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会委员,马叙伦为筹备会主任委员。[7]6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会召开汉字注音、拼音问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黎锦熙、韦悫、林汉达、魏建功、曹伯韩、周祖谟、郑之东等20人。与会者大都赞成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拉丁化符号给汉字注音。[8]这说明,当时大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都同意采用拉丁字母,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拉丁字母就能成为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当然选择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持何种态度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支持“拉丁化新文字”。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访谈时说:“我们相信汉语拉丁化是用来消灭文盲的良好工具。”[9]在延安,毛泽东还曾亲身参与“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工作。不过,在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向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马叙伦、吴玉章等人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10]1952年2月5日,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成立。马叙伦和吴玉章在成立大会上向与会者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相关指示。[7](pp.48~49)会后,马叙伦和吴玉章就文研会成立情况致信毛泽东。他们在信中提出,文研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规定,“决定以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此信由郭沫若转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毛泽东在看过此信和文研会1952年工作计划纲要之后,批示同意这个报告。[3](pp.209~210)这说明,毛泽东此时的态度是:支持采用民族形式(即汉字笔画式的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而不一定非用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不可。毛泽东为何支持采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呢?有论者认为,这与1951年扫盲运动中出现的“速成识字法”有一定关系。[11]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还应做进一步探究。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2]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中国文化应具备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双重特征,他对文字改革的看法也遵循了这一思想。1951年1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毛泽东同黎锦熙说:“他不赞成用拉丁字母,因其太不适合民族形式”。[13]1953年5月18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在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搞出简体字来,简体字可以创造。同时要研究注音字母,它有长期历史。将来拼音,要从汉字注音字母中搞出字母来。文字改革,第一步用简体字,注音字母,第二步拼音化”。[14]由此看来,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符合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看法:文字改革应该根据实际,不能脱离历史,要照顾到民族习惯和特点;相比于拉丁字母,汉字形式的字母比较符合民族形式,具有历史渊源。 

胡乔木等人认为毛泽东建议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建国初访苏期间]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15]目前还没有档案佐证斯大林是否曾向毛泽东提出拟制中国民族形式的字母的建议,但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确实曾和斯大林谈到语言文字的问题。据全程参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翻译工作的苏联外交官费德林回忆: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语言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毛泽东则指出:“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16]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会谈中郭沫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政府“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的基本情况之后,斯大林表示赞同。[17]可见,斯大林是支持中国汉字拼音采用拉丁字母的。 

社会各界对于拼音字母形式的认识和争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从1950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时期起,到1955年8月31日止”,来自“不同职业和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中小学教师、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华侨”等633人向中国文字改革研究机构寄去655种拼音方案。这些拼音方案主要包括:第一类“是汉字笔画式的,用简单汉字、偏旁部首或者汉字笔画做字母”;第二类“是拉丁斯拉夫字母式的,包括混合式的”;第三类“是速记式的,用极简单的线条按位置、大小、长短、方向等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字母”;第四类“是图案式的,用一定的基本图形加以有规律的变化,来构成一套字母”;第五类“是其他。例如有的把阿拉伯数字来做字母”。[18]这655种、5大类不同形式的拼音方案体现出社会各界对于采用何种形式的字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其中,采用民族形式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文字学者唐兰是当时反对采用拉丁字母而主张创制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代表人物。他虽然支持文字改革,但他反对采用拉丁字母来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而主张创制综合文字。这种综合文字就是保留最常见的、最通用的汉字,再加上新的声符字组合而成。唐兰认为新声符字母的形式用民族形式为好:其一,“在群众里面,民族形式化较容易接受”;其二,由于中国语言的同音字太多,易于混淆,拉丁字母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19] 

1949~1952年,文字改革工作者大都同意吴玉章的意见,主张采用拉丁字母来制订拼音方案。语文研究者杜子劲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详细辨析了文化民族化和字母国际化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文字形式却可以是国际化的,两者并不冲突。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在文化上不会消灭民族特性。比如,欧美各国和苏联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拉丁化之后,都仍保有他们的民族特性。用拉丁化字母拼写汉语,语音、语法和修辞以及思想内容并没有改变,这样记载下来的文化还是民族的。不过,唐兰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论断来反对用拉丁字母制订拼音方案。而杜子劲则认为,只有采用国际化的字母作为文化的工具,才能更好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更方便地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进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20]当时另一位文字改革工作者曹伯韩也赞同杜子劲的观点。曹伯韩指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一种民族形式,“字音和字义直接结合着语言,是文字的内容,这永远是民族的”,而字形是文字的形式,“它可能是民族的,同时也可能是国际性的”。只要汉语本身没有改变,借用国际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并不违反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21]曹伯韩还比较了汉字笔画式字母和拉丁字母的优劣。汉字笔画式字母的缺点在于:由于受了方块字形的束缚,把注音字母“挤在一起,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疏密不同,既欠美观,也难书写,排字打字等也不方便”。[21](p.8)拉丁字母的优势在于:它是国际通用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有利于我们吸收国际先进科学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印刷和书写上也比较美观和便利。[22]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初,随着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公开后,一些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韦悫指出,只有符合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才能合乎我们的需要。所谓民族形式一般理解就是汉字形式,为了使拼音文字具备汉字形式,就要以汉字笔画为基础,加以必要的排列和必要的改变,来制订一套字母和拼音的规则。[23]曹伯韩也改变了先前的看法,转而支持民族形式的字母。他认为,制订拼音字母要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母容易得到大众欢迎,因为“汉字已经沿用很久,人们对它发生深厚的民族感情,新的文字在形式上如果和它有一些联系,人们就感到这是自己的东西”。如果采用非民族形式的字母,在推行上遇到的阻力就要大得多,特别是用惯了汉字的部分知识分子首先对改用外国字母,在民族情感上难以接受。另外,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有些语音不能采用单一的字母拼读,创制民族形式的字母可以造得更合理一些。[24]由此观之,除了拼音技术和语言特点方面的要求之外,支持民族形式拼音字母的理由主要是: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可以尊重民族的历史,不割断历史,比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符合民族情感。所以,在1956年汉字拼音方案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康郎、林起等人都支持民族形式字母的方案。[25] 

近代以来,除了受日本和欧美的影响之外,中国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也受到了苏联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拼音字母形式选择问题持何种态度呢?有苏联专家就建议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自己的拼音字母。1950年8月,中央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商谈中国的扫盲教育问题。阿尔辛节夫指出,改革文字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情,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注音字母,“字母应当是中国字母,不要采取拉丁字母或俄文字母”;因为“字母是代表发音的,每种民族都有它特殊的发音,中国人有中国自己的发音,只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或其他外国字母,是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发音问题的”。[26]采用何种拼音字母,要以汉族“活的发展的语言本身”为依据,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本民族的历史的、经济的和其他要素。阿尔辛节夫提出这个意见之后,受到了上海、厦门等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批评。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认为中国不需要发明和创造汉语字母,可以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阿尔辛节夫表示,他支持中国人学习拉丁民族创造拉丁字母的科学方法以及借用一定数量的拉丁字母,但不能将拉丁字母全套搬过来,用在活的、正在发展的汉语上。还有一些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者以“国际主义利益”为论据支持拉丁字母的方案。阿尔辛节夫特别提到,汉字采用拼音字母的最高原则是要考虑到这种“语文本身的利益,它的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以及“中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多紧密的国际关系都不能消除各民族语言发音上的差别,世界上没有一套现成字母能够一字不改地完全适合汉语的需要,中国的语文学者应该创造真正适合现有汉族语言需要的一套字母。[27]尽管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者当时并没有创造全新的字母,但后来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中依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和实际需要修正了拉丁字母的用法。 

苏联专家是否要求中国采用俄文字母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来看,他是支持采用拉丁字母的。谢尔久琴柯认为,“在文字改革时,对汉语来说,最容易而又最合理的当然是创制一种严格拼音的、语音字母的文字”,而不是按照注音字母类型创立的字母。他觉得瞿秋白等人在“所制订的以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方面,已有足够的经验”,因为“这套字母完全是根据语音字母(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创制的,它照顾到了北方方言的音位结构。易教易学,电报上完全合用。对建立印刷装备和制造完备的打字机都不发生丝毫困难”。[18](pp.67,68)当时参会的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微东会后回到浙江传达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精神时就明确指出:“苏联专家的意见要拉丁化”。[28] 

还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采用俄文字母。1956年2月,文研会发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向社会各界征集修改意见。在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陈出新、林祥伯、王敬骝等人提出中国的拼音方案应该采用俄文字母,主要理由是:第一,俄文字母经过修正,能够拼写汉语、俄语和吸收其他外来语,并且还有苏联先进的翻译经验可供参考;在打字、用纸、时间等方面,俄文字母比拉丁字母更为经济方便。第二,苏联的科学文化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采用俄文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便于今后中国工人和农民直接学习俄文,进而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拉丁字母太少,不能照顾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拥有大量音位的民族语言),采用俄文字母不仅能解决音位复杂的民族语言问题,也能统一各民族的拼音字母。第四,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日益发展和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空前频繁,采用俄文字母,汲取苏联科学文化方面丰富的词汇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中苏两国语言的接近,节约国人学习俄语的精力和时间,方便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巩固中苏友谊。第五,由于帝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对劳动人民来说,若使用拉丁字母可能思想上有些抵触。俄文是我们必学的第一外国语,所以采用俄文字母的方案是适宜的。[25](pp.136~147) 

采用俄文字母的建议明显反映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人反对采用俄文字母。刘树穆、邱义兴就认为俄文字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使用范围上不如拉丁字母广泛;俄文字母对别的民族的适应性不如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在我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也比俄文字母强得多,等等。[29]至于有人从“反帝”的民族心理角度支持俄文字母而排斥拉丁字母,这种观点实际上将文字改革问题与政治混为一谈。在20世纪50年代采用拉丁字母的不仅有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以及印尼等都采用了拉丁字母。诚如周有光所言:“作为文化工具的字母,跟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一样,它们是被人们运用的工具,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它们,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们。只要工具是优良的,谁用了就对谁有利”。[30] 

综上所述,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对于采用何种形式的字母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各自从语言学、文字学乃至政治和文化、民族心理等角度论证了民族形式字母、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的优劣,但此事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需要在实践层面加以研究和试验。 

国家文字改革机构的研究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实施 

在1952~1954年期间,文研会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文研会拼音方案组内部一开始对于如何理解和拟制民族形式拼音字母存在不同的认识,大致有三种主张:黎锦熙主张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陈家康等主张新创一种字母;吴玉章、韦悫、林汉达等赞成打破界限,不限于注音字母,可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关于民族形式,大部分委员认为民族形式是指拼音字母如何确切地表现本民族的语言,应力求做到美观、容易辨认,便于从左至右书写,不受汉字束缚。拼音方案组经过讨论初步决定:因为注音字母已有群众基础,应以注音字母作为民族化拼音字母的基础,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略做修改。[8](pp.28,34) 

1953年初,文研会将拼音方案组所拟制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同时,胡乔木也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文研会内部讨论民族形式字母的实际情况,还找了一些反映世界字母文字发展情况的书供毛泽东参考。[31]此后,胡乔木向文研会领导转述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32]接到毛泽东的审阅意见之后,文研会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委员们一致认为,接下来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比如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字母,研究出更简易的字母方案来。[33]不过,此时委员们对于民族形式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字母形式要接近汉字。[8](p.39) 

与此同时,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文研会共收到社会各界人士寄来的194种新拼音方案。从字母的形式来看,主要来源于汉字偏旁、笔画和注音字母而拟制的方案以及采用拉丁字母或者借用斯拉夫字母而拟成的方案。实际上,文研会对于民间所提的拼音方案都不大满意,认为采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固然有诸多缺点,但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大多数拘泥于汉字形式,有的还增加意符,创制新形声字,造成笔画既多,构形也复杂,“群众是不好记不好用的”。[34]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把文字改革工作由研究阶段推向实践阶段,1954年10月,周恩来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8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55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务为做好三项准备工作: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1955年2月,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7](pp.50~51,168)1955年3~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召开了10次全体会议、18次分组会议,一共开了28次会议,讨论和研究标准音问题、音节结构问题、声调问题和字母形式问题等。关于字母形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到底用新创的汉字笔画式的字母,还是用国际通用字母”,拼音方案委员会意见仍然不一致,对于采用哪一类型的字母还在继续研究。在此种情况下,为了对比研究,从6月起,“拼音方案委员会分设甲乙两个小组,分组进行讨论和拟定具体方案”。“甲组的任务是讨论和拟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18](pp.173,174)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根据注音字母分别拟制了三种民族形式字母;陆志韦、郑林曦拟制了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35]甲组经过多次讨论,仍未能选定推荐方案。“乙组的任务是讨论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拼音方案”。经过讨论和研究,乙组“做出了一套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还拟订了一个俄文字母式的方案”,“这两个方案经过拼音方案全体委员会讨论,决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为国际通用字母类型的推荐方案”。同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拼音方案委员会将“四种汉字笔画式的和两种国际通用字母式的”草案分发与会代表征求意见。[18](pp.174,175)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语文学界对此也没有积极响应。 

文改会内部对于如何理解民族形式以及如何拟制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大家虽然同意以注音字母为基础来拟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但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这些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方案都难以取得令各方满意的效果。所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教育部党组和文改会党组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3年多来,文改会作了不少关于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并收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海外寄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共计655种。今年三月以来,拼音方案委员会共开过28次会议,经过自由讨论,关于方案的意见已逐步取得一致”,即“为了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普通话,拼音方案必须及早确定”,因为“注音字母笔画繁杂,笔势不顺,方向纷乱,书写不便,在记录方言和拼写少数民族语言方面都有困难,因此不可能作为我国将来拼音文字的字母,迟早要用别的字母来代替。但是如果等到将来再改,则不如现在就改,否则在教学和出版印刷方面徒然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并增加将来改变时的困难。总政治部以及小学教科书编辑人员都有这样的意见,希望及早采用新的拼音字母”。[36]随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并同意此请示报告,由胡乔木代拟中央对报告的批示(即《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此件经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等人阅批之后印发。[37]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吴玉章先在会上做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字改革,采用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我很赞成。因为它字母很少,只有几十个,向一边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大上。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这个罗马字母。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罗马字母是学到为好,恐怕要采用。”[14](p.514)这段讲话表明,毛泽东认可了吴玉章和大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的主张,放弃了先前提出的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想法,转而支持采用拉丁字母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将选用何种形式的字母方案上升到爱国和不爱国的高度来评价,毛泽东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拉丁字母虽是外国字母,但选用拉丁字母并不是卖国,只要对中国有用的外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并且可以把它变成民族化的文化工具。[参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这种文字改革思想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36](p.92) 

1956年2月,文改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国务院同意,文改会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送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分别组织座谈讨论,征求各方意见。[38]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此审订委员会和文改会根据各方所提意见,经多次座谈及讨论,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39]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至此,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汉语拼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正式确定下来了。[40] 

综上,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党和政府及文字改革工作者主要考虑的是民族形式字母和国际化拉丁字母这两种方案。文字改革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用汉字笔画来创造字母有着难以克服的缺点。中共中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和分析各种字母方案的利弊之后,认为采用拉丁字母是适宜的。正如叶籁士后来所评价的:“中央当时作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严肃认真的,是对人民负责的。最初他从民族心理的角度,认为拼音字母要采取民族形式,后来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得出了新的结论,认为还是以采取拉丁字母为好”。[41]60多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在文化教育、科技应用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民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历史证明,党和国家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是正确的决策。 

参引文献] 

[1]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2]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54页。 

[3]《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4]《讨论文字改革原则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 

[5]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中,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71页。 

[6]武衡等主编:《徐特立文存》第4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8]《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9]〔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0]马叙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开会辞(1952年2月5日)》,《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 

[11]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13]黎锦熙:《1913~1956年与毛主席通信、见面纪略》,《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15]《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16]费德林:《在和斯大林会谈的日子里》,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家世编•海外编)》第6卷,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2页。 

[17]张柏春:《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百年潮》2008年第5期。 

[18]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172页。 

[19]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 

[20]杜子劲编:《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大众书店1950年版,第184~185页。 

[21]曹伯韩:《语文问题评论集》,东方书店1954年版,第89、90页。 

[22]Boxan:《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 

[23]韦悫:《为什么我们需要拼音文字》,《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 

[24]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8、65~66页。 

[25]《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2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3页。 

[26]阿尔辛节夫:《关于扫除文盲开展工农教育问题的解答》,《人民教育》1950年第5期。 

[27]阿尔辛节夫:《关于汉字采用拼音字母问题(1950年12月4日)》,《人民教育》1951年第3期。 

[28]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2,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74页。 

[29]《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4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58、73页。 

[30]《周有光文集》第1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页。 

[31]郑林曦:《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关键人物》,《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33]《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中国语文》1953年第6期。 

[34]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秘书处:《各地寄来拼音方案整理报告》,《中国语文》1953年第11期。 

[35]《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2页。 

[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37]《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38]《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 

[39]《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4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文字改革》1958年第3期。 

[41]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作者简介]崔明海,历史学博士,讲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100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35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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