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魅力——三位美国记者的追求

来源: 《军事史林》 2019年08期 作者:秦兴汉 时间: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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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 秦兴汉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35年胜利到达陕北,走出困境,迎来了曙光,一年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扭转了革命的形势,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当时,红军长征胜利备受国内外关注。世人称之为“举世无双的壮举,激动人心的远征,不可思议的奇迹”。直到今天,红军长征的胜利,仍富有无穷魅力,不少人为之所感动,为之所折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美国记者,那就是斯诺、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因工作原因,我曾陪同其中的两位美国记者重走长征路,期间既更深刻地感受了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也亲历感受到美国记者对红军长征和中国认识的情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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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3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秦兴汉(左一)陪同美国记者汉森(左二)夫妇重走长征路

斯诺说,我找到了东方的魅力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了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1928年,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中国上海,为采集新闻,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以后,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菜,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一年,当斯诺得知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后,作为西方国家的第一位记者,不顾个人安危离开北平,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带着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挥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激动人心的远征,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领袖和群众的融洽无间,使他极为感动。斯诺曾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他深深地感慨:“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只有在陕北苏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领袖和群众才能真正地融为一体!中国未来必然是属于毛泽东的,他才是真正的领袖”。斯诺还深有感触地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采访之后,他回到北平,首先为英美报纸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首次出版,仅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书籍之一。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心血架设的一座桥,这座桥从陕西延安的窑洞,从黄河西岸,从长城内外,通向世界各地,像是劈开浓密乌云的闪电,使中国和世界人民看到出现在地球东方的中国革命的曙光,预告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将在一起一伏之中最终获得胜利。

斯诺逝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半骨灰送至中国,安放在原燕京大学他工作的地方,以示与中国人民友谊长存。汉森说,我想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看看

汉森曾任美联社记者,联合国玉米小麦研究中心主任、顾问。汉森想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看看,这是他年轻时萌生的愿望。七七事变前,汉森曾在北平读书,学习汉语。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美联社记者身份到冀中等地区进行采访,会见过吕正操同志。1938年又到延安等地去采访,毛主席接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之外还会见了不少红军、八路军将领。访问中他了解到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为之激动,萌生了将来有机会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看看的愿望。

1983年,汉森携夫人来到中国,提出到中国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看看,实现一生的愿望。这时他已是70余岁的老人。经有关方面同意,由总政治部接待,我奉命与总政外事部门的同志陪同前往。从1983年6月3日至7月9日,历时一个多月,从江西瑞金到陕北吴起镇,访问了红军到过的几十座城镇,举行了数次座谈会。汉森这次访问,使他了解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演变过程,了解到演变过程与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关系。据说,他回国后写了不少文章,并著有一本书,中国没有译本,不知什么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传播了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信息。

访问后临别时,他将保存的抗战初期采访照片底片、发表过的新闻底稿送给军博,表示曾在中国抗战时留下过足迹,以示友谊之情。

索尔兹伯里说,我的夙愿实现了

访问红军长征,写出一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是索尔兹伯里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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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秦兴汉(右)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左)在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的吴起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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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博建馆60周年之际,原馆长秦兴汉为《军事史林》杂志题词贺勉

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他自称是“天下风云一报人”,一生浪迹天涯。几十年的记者生活,走遍了世界各地。他喜欢像“三剑客”那样的生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非险不乐,最终的结果他并不在乎。

索尔兹伯里写红军长征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他在写作中就体现了长征精神,索尔兹伯里的红军长征一书,从萌芽到写成整整经历了48个年头。

早在1938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年仅30岁的索尔兹伯里第一次知道中国红军长征,就深深为长征战士及其领袖们“崇高目标和救国抱负”、为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所感动,“思潮澎湃”。从那时起,他就牢记斯诺说的:“总会有一天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在莫斯科做军事记者,同斯诺和斯特朗等在一起,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解放区的许多情况,进一步燃起前往中国的愿望。当时,他想到中国看看,没有得到所在国的同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又申请到中国访问,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申请了两年都未成行。没办法,他一面等待时机,一面着手各方面准备。不能进入中国本土进行采访,他就在中国外围观察,写了《在中国周围》。

1972年,随着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索尔兹伯里紧跟着踏上了中国大地。一进入中国,他就率直地向周总理提出要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访问,周总理没有回答。在外交场所,不回答就意味着不同意。当时,索尔兹伯里曾经深感疑惑不解,后来他明白了,那时,正处在“文革”时期,在这种时候,要想真实地写长征是根本不可能的。直接采访不可能,就作间接采访,从1972年到1980年,他几次来华,到过东北、西北、内蒙古、西南乃至偏僻的西藏等许多地方,了解到大量有关中国现状和近代史材料,并时刻注意中国情况的变化。

1983年,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美国记者汉森访问红军长征的消息,喜出望外,燃起他的希望。于是,他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给所有认识的中国人,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写信,信中说,“如果汉森能去,我也应该能去”。令索尔兹伯里惊喜的是,这些信可能还没完全寄到,就接到了中国使馆的电话,告诉他:“中国邀请你,欢迎你沿着长征路线旅行”。这个消息,使索尔兹伯里兴奋得跳了起来。这时,他的妻子夏洛特陷入了苦恼之中,真的成行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考虑到丈夫已75岁,又有心脏病,自己也是70岁的人了,长征行程6000多英里,要走过崎岖小道的长征,我们的孩子会说,简直是在开玩笑。弄得不好,这会是我们的归宿,一种不舒服的归宿。但是她也明白,“长征”对索尔兹伯里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与其让他一个人去冒险,不如陪着他去,互相支持照应”。终于,在1984年春,开始了索尔兹伯里梦寐以求的访问长征的“长征”。

这次沿着长征路线访问,成员有索尔兹伯里夫妇、索尔兹伯里好友谢维思,我和外交部张源远同志陪同。称之为访问长征的“长征小组”。为什么我能参加访问小组,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索尔兹伯里来中国之前,曾到过汉森那里“取经”,汉森建议他最好请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馆长一同访问。索尔兹伯里一进入中国,就打听我的情况,并请外交部邀我陪同访问。外交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陪同采访。我考虑再三因故没有答应。访问临行前几天,我接到总政黄玉昆副主任电话,说军委尚昆同志说,如可能的话,让去陪同一次。我说,遵命。临行前,尚昆同志接见索尔兹伯里等,要我参加。当我走进客厅时,尚昆同志指着我说,陪同你的秦兴汉同志来了。索尔兹伯里听后,立即起身前来迎接我,握着我的手说,你可来了。接见之后,我们一行于1984年4月5日开始访问长征的“长征”。访问长征,主要是乘越野汽车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的。从4月5日到6月12日共两个多月,当时的长征路上是异常艰苦的,他常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长途跋涉十个省、几十个城镇,访问了上百名红军和历史工作者,瞻仰了无数处红军遗迹。

访问过程中,索尔兹伯里对红军长征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曾发表过三次看法。访问初期,他认为红军的将领太能干了,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太无能了;访问中期,他进一步认识到,红军长征胜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理想、智慧、政策、纪律、团结奋斗等都会转化为战斗力,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访问后期,他明白了中国有名的格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民者会赢得天下,失人民者会失掉天下。索尔兹伯里评价红军长征胜利意义说,“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赣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还说,“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他的起点,回到长征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代,中国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建设现代化,这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是和红军长征相连的”。索尔兹伯里访问期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在采访中国长征史的同时,也在观察中国的现状,把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观察,他从“打不倒的小个子”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先进性,他认为邓小平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秩序,开辟新的历史发展过程。

索尔兹伯里动情地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会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醒起来,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他认为,“红军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11亿人口的民族(当时的统计数字),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今天,回忆起他的洞察力的准确性,多么令人折服。

尔兹伯里访问回国后,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一问世,就引起世人关注,欧美几十个国家出版了此书,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必读之书。国内出版发行后,也反响颇佳,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多次再版。这本书是索尔兹伯里得意之作,是他晚年一大幸事。

索尔兹伯里在访问期间,曾允诺把他的打字机送给军事博物馆留作纪念。索病故后,他的儿子把打字机拿走,索的夫人把索生前用过的心脏起博器赠给军博,以示不忘的友谊。

我作为陪同,两次重走长征路,教益匪浅,感悟颇深。社会发展,人们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在和平崛起、沧桑巨变的今天,回眸长征史,使人进一步理解,红军形象为什么在人们心中那样备受尊敬,红军长征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富有魅力,红军长征是永远闪烁的红星。我在想,历史的意义潜力尚有不小的空间,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深入学习和研究,挖掘历史潜在的意义,充分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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