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中俄大博弈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珥 时间:201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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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5月5日,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一个原先的“小商品市场”兼边贸特区,已发展成一个商贸城市——在关闭了8年之后,再度开放。

此时,乾隆皇帝及其“首相”和珅,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发生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恰克图的再次开放,是否与大清帝国的“旧制度”应对“大革命”的“顶层设计”有关联,但的确在这段时间,大清帝国加快稳定了其全球化市场的框架: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贸易、以新疆为中心的与中亚贸易、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海洋贸易。

乾隆版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型。

恰克图闭关

恰克图作为边贸“特区”,开始于1728年(雍正六年)9月5日,比广州等四大海关的设立足足晚了半个世纪。然而,恰克图的表现,丝毫也不逊于广州。经由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对俄罗斯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经由广州的中英贸易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媲美。

中英贸易,在大多数年份,成为英国最大的国企“英国东印度公司”90%乃至100%利润的来源。而经由恰克图口岸的中俄贸易,则几乎占了俄国与亚洲贸易总额的67%(库德里亚夫采夫:《布里亚特蒙古史》),同样也成为俄国财政的“奶牛”。1760年,恰克图关税23.8万卢布,占全俄关税总额的20.4%;1775年45.3万卢布,占关税总额的38.5%。到1800年,恰克图贸易更为俄国贡献了71.5万卢布的关税(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但是,恰克图并不平静:与英国相比,俄罗斯这位中国北邻,更不安分、更能折腾,加上中国官员处置不当,导致多次冲突,中国政府多次宣布“闭关”,进行贸易制裁。俄方的统计,甚至说闭关次数高达14次。仅清朝官方文献记载的闭关,就有三次。最后的一次闭关,也是最长的一次,足足闭关8年。

第三次闭关的起因是一起越界抢劫案。当时,一位名叫靳明的库伦商人,在乌梁海遭劫,抢劫者是俄罗斯所属的布里雅特人(一个蒙古部落)。

案发后,库伦办事大臣勒保会同喀尔喀副将军郡王蕴斋多尔济、盟长贝子逊都布多尔济,发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总督,要求协助缉拿人犯。

根据1786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嗣后在各卡伦,若有人蓄意持械抢劫,不论其是否杀人,一律加以逮捕……在该犯所属国之一边边境当众杀头,以儆效尤……被窃之物按其价值罚取十倍。”

但是,俄方在捕获人犯之后,仅将相当于被窃之物十倍价值的罚款交给中方,对于人犯并没有依照中俄条约处置,仅仅“答钳其鼻耳,发谴伊境东北无人之所”,并且没有“详细知会恰克图司员”。

中方认为俄方违反条约,“办理殊属率谬”,致信俄方予以交涉,但俄方认为已经结案,“亦仅希冀了事”。乾隆随机下令恰克图闭关。

中方所担忧的不是个案本身,而是试图防微杜渐。库伦办事大臣勒保认为:“今遇俄罗斯抢劫事件,若稍有姑息,伊等便愈加猖獗,不但于事无益,嗣后卡伦边界亦无宁日矣。”在中国发给俄国枢密院的官方照会中,也明确指出:“如果听任俄国违约,俄国就会按其一贯作法,从中为今后不守诺言找借口。”

大黄贸易战

在这场持续8年(1785-1792)的贸易制裁中,禁运大黄是重中之重。

恰克图闭关之后的第4年(1789),两起越境走私大黄到俄罗斯的案件震惊了乾隆皇帝,一次5000多斤,一次4000多斤。乾隆皇帝亲自批示:对两案中涉及的外籍走私者,枷号示众,至于中国籍的走私者,则处以极刑。

如此严厉,是因为大清国坚信,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商品、尤其大黄,是十分有效的贸易武器,不容任何破坏。走私大案也提醒了乾隆皇帝:一、俄国人为了得到大黄已经不择手段;二、必须将可能的走私漏洞完全杜绝。

廷旨频下,除了在漫长的北部边境加强缉私之外,乾隆皇帝还下令,东北三省、直隶、山东、江西、浙闽、粤东等地海陆口岸,“实力稽查,毋许内地奸商,私将大黄偷卖与番船,夹带出洋”。同时,对全国大黄产地及其销售网络,进行全面排查封堵。

即便是位于遥远南国的广州,也感觉到了大黄禁运的强大火力。圣旨要求广州港“严行查禁,毋使稍有偷漏”,“若私卖大黄,一经拿获,不唯大黄入宫,他物一概抄没,人犯拿解内地,加倍从重治罪,断不轻贷。”

大黄,的确对俄罗斯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如果没有拿到沙皇政府的许可证而私下经营大黄,后果将极其严重——死刑!相比之下,走私鸦片实在算是“湿湿碎”,无非没收与罚款。

大黄是去火、解毒、通便及治疗瘟疫的中药,量大可致命,其与附子被称为药中“良将”,与人参、熟地两味“良相”一起,合称“药中四维”。在食肉为主的西方世界,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药剂,可以替代大黄的功能,这导致大黄成为西方最为畅销的中国货——茶叶是日常饮品,而大黄则是日常药品。

与茶叶相比,大黄耐不得潮湿,这种娇贵的先天禀赋,使其更适合于走陆路前往欧洲,而不是漂洋过海。穿越俄罗斯的欧中商路,因此成为“大黄之路”。1706年、甚至可能更早在1657或1658年,沙皇政府就实行大黄国家专卖制度,由圣彼得堡商会垄断,走私者将面临比走私军火还要严厉的死刑。

清代赵翼《簷曝杂记》记载:“俄罗斯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交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在恰克图口岸进行的交易,茶叶与大黄是中国货的主流,恰克图甚至有一个带有边境办公室的大黄交易场。俄国学者西林在《18世纪的恰克图》一书中说:“(18世纪)30年代末,恰克图贸易出现了某些繁荣景象,这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开始经常性大黄贸易的促进。”

与茶叶相比,大黄的利润更令人心动。苏联学者斯拉德夫斯基的研究表明,在1730年代,1普特(16.38公斤)大黄,恰克图的进价是12卢布,而运到了圣彼得堡,价值就高达110卢布,翻了近10倍。而俄罗斯的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此后大黄的恰克图价格为1普特20卢布,运至西欧则可以208卢布出售,毛利也在10倍左右。斯拉德夫斯基匡算,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国库收入15万卢布。

俄罗斯人并不在恰克图坐等,而是广泛动员中亚地区的布哈拉人(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深入到西宁等地采购大黄,而后再到恰克图转交俄商,等于是组建了自己的采购队伍。

对于大黄的质量,俄罗斯十分重视,政府派出了专门的药剂师,在恰克图进行鉴别,凡是被虫咬过的大黄一概不收,有损伤或腐烂的也切除,所有淘汰的大黄则一律焚毁,免得华商们下次以次充好。恰克图的验收标准,无论大黄还是茶叶,都远远高于广州口岸,再加上陆路运输的保存状况大大优于海运,因此,经俄国转口的大黄和茶叶,在欧洲市场都是品质最好、质量最高。

为了多贩运赚钱,俄罗斯甚至压低了本土对大黄的消费量。德国人G.F.米勒在1842年出版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中记载,1777年,俄罗斯境内仅仅消费了6普特大黄(当然不包括走私的),而转销欧洲的则超过1000多普特;1778年,境内消费680普特,转口则高达1055普特。1普特合40俄磅、36英磅,相当于16.32公斤,可见大黄之珍贵。

对于此种关系到经济战略的特殊商品,俄罗斯情报机构还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试图从中国盗取大黄种子,开价高达每俄磅400卢比,这也导致被中国的一些不法商人忽悠,有人甚至用芥菜种子欺骗俄国人。

中俄大黄贸易,在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与茶叶贸易在英国相仿。中俄两国发生纷争时,大清国总是很自得地发现:手上还有个大黄,可以作为对俄贸易制裁的武器。

大黄制夷

为了更好地对俄禁运,乾隆皇帝在当年(1789)派遣钦差大臣松筠,对出口俄罗斯大黄进行全面调查。

松筠的结论是:“俄罗斯多食鱼,须大黄以解鱼毒。特派头人,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终。恰克图贩卖大黄者,独有一家系青海回民,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勿能售也。”(《绥服纪略》)

松筠的信息充满了错误。早在1700年之前,伏尔加河与奥卡河流域的渔产就已经枯竭,畜产也不多,绝大多数俄国人的主食是谷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松筠所谓鱼毒的信息,不知从何而来。至于俄罗斯政府对大黄实行的专卖政策,也已经于7年前(1782)废止,大黄不再是足以招来死刑之祸的专卖品。

虽然错了,但对大黄的彻底禁运,立即产生了效果,这令很多人都不会质疑松筠的调查。他们也因此坚信,大黄禁运,实在是中国应对俄罗斯、甚至所有洋人们的有效武器,俄罗斯“国虽强大,实因此(大黄)制其生命。”

对俄禁运的效果,来自于乾隆全面控制大黄的出口。考虑到“俄罗斯接壤西洋,恐其向西洋各国转贩大黄”,乾隆下令:欧美各国每年只能获得采购500斤大黄的配额,甚至,连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琉球等藩属各国,也受到同样配额的限制。边境控制难度颇大的台湾与海南两岛,也只能每年配用500斤。

1805年,嘉庆皇帝在处理偷偷前往广州贸易的俄国船只时,要求今后俄国人不得从海路贸易,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开放海路贸易的话,会减弱大黄对俄的制约作用。

对欧美商人采购大黄实行配额制之后,欧美商人曾经写信恳请,明确表示大黄关系到民生问题。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清国却将大黄看作是仅仅针对俄罗斯的贸易杠杆。而实际上,自1792年开始,英国就是中国大黄的主要买主之一,只是其多从“行商”之外的中国商人处采购,大约与其庞大的茶叶采购量相比,过于渺小,容易被忽略。1793年,在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后,乾隆皇帝给英国女王写了一封信,提到天朝无所不有,而英国所需则需要茶叶、瓷器、丝等,信中没有涉及大黄。1816年,英国另一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来访,湖广总督、原广东巡抚、曾有长期对英外交经验的孙玉庭正好在京陛见,嘉庆皇帝与他谈及英国,孙玉庭说:“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直到后来百龄接任两广总督,对来粤贸易的英船进行调查,才得出结论,认为大黄与茶叶一样,对英国人都重要,“可制英夷于死命”。自此,大黄作为“武器”的战备作用,便与茶叶看齐,扩大到了对付整个西方。

1838年,鸦片战争前,江南道御史周顼上奏:“查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用药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建议效仿西方人对鸦片的操纵,利用大黄与茶叶,反制西方。

此时的大清国,不少人对此是有同感的。琦善也说:“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道光皇帝表示,如果英国人“日后再有反覆,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傲惧”。

“茶叶制夷”、“大黄制夷”,终于成为大清国国防战略的重点之一,甚至超过了“枪炮制夷”。

英美变“池鱼”

中俄冲突,恰克图关闭,对于欧美来说,除了无法大量获取大黄之外,其余影响不大,甚至,还有利好消息:因为少了俄国人的竞争,其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毛皮的价格得以上扬、销量得以提升,英美商人利润增加,粤海关则得到了更多的税收。

美国人的统计资料表明,1788-1792年间,广州的毛皮价格上升了20%。俄罗斯在美洲殖民地开设的俄美公司(类似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的报告中感叹:“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美国人说,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皮价可以抬高两成。”

在恰克图闭关期间,广州的关税收入也大为提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向中央报告,比照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十二年(1777),广州的关税每年增收53.91万两(折合人民币1亿多)。乾隆皇帝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或许暗藏玄机,他在1791年1月3日(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廿九)的批示中指出:“税银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即海獭)、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

乾隆皇帝嗅出了恰克图与广州之间的贸易消长关系,以为毛皮生意的背后都是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是毛皮的最大供应商,必须防止他们通过欧美商人为掩护向中国出口毛皮,套取大黄。乾隆一心要通过贸易禁运的武器,打掉俄罗斯的嚣张,因此,他指出:“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他随即下令:“著传谕福康安等,于粤海关洋船进口时,严密稽查,有无前项情弊,如贩有海龙等物,务须严行查禁,毋任稍有偷越。”

至此,对俄的贸易禁令,扩大到了广州,到1791年3月13日,干脆下令禁止一切毛皮生意,这“误伤”了不少英美毛皮商人。英美人评价说:“中国人仿佛置身对俄战争一般,以为禁止毛皮贸易将极大地伤害到俄国”。

与之后的鸦片生意一样,政府的禁令其实成为官员们寻租的好机会。在毛皮贸易被完全禁止的一年多时间里,走私猖獗,真正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待到禁令废止,英美商人、尤其是美国商人,发现自己迎来了毛皮贸易的春天:走私所拓展的市场,令英美主导的广州毛衣贸易,足以抗衡俄国人在恰克图的毛皮贸易,并迅速超越。

据美方资料,自此到1830年代,美国总共给广州输入的毛皮价值,高达1500-2000万美元(折合如今30-40亿人民币),中国高端人群对于奢侈品的酷爱和强大购买力,成为年轻的合众国的经济“加油站”。

恰克图质监

除了贸易禁运之外,中国的产品质量,也是令俄罗斯人头疼的事。

大凡与大清国做过生意的外商,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曾经为茶叶的品质而头疼。中国茶叶的品质评定,是一项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而且,茶叶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检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况的确常有出现,甚至成为中外商人纷争的焦点,起诉到美国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国商人抱怨美国人拖欠货款,美国商人则抱怨中国茶叶质量低劣。

相比广州,恰克图离中国南方的产茶区,距离更为辽远,运输难度也很大,茶叶的质量风险自然也大大增加。

当然,买家也从来不是傻子。不少美国商人愿意接受低质茶叶,是因为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期限不短的赊账期,风险不再,也就装傻,赖账时还可作为一个理由。但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严禁现金交易,必须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的聪明也得到充分发挥,“把铅缝到毛皮兽的爪子上,用曼加泽亚的兔子暗中替换白狐,将带条狐尾的兔子顶替狐狸出售等等”,也并不鲜见,“俄国商人的欺骗本事比中国人也逊色不多”(西林: 《十八世纪的伊尔库茨克》)。恩格斯也曾说过:“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向题》)

其实,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前提下,无商不奸本就是超越种族的,也可算是丛林状态下的商业博弈,广州口岸极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和跨国高利贷,就是典型的例证。相比广州,恰克图的中俄奸商们并没有太大的空间,这与中俄两国政府在此地建立的相当严密的制度约束有关。

恰克图贸易的原则是“以货易货”,整个市场分成中俄两部分,一般是中方商人先到俄方一侧看样、谈价,价格一般都是以茶叶或丝绸为交换物,谈拢之后,再到库房点货,一同封存确定的货;接着,双方一起到中方一侧看货、谈价、点货、封存,俄方派人留守。而后,俄方派人将中方选好的货送到中方一侧,先行验收交割,俄方再带着选好的中国货返回俄方一侧。

显然,这种极为原始的交易模式,不可能容纳过多的市场参与者,双方在开始都实行市场准入制,商人们必须通过政府审核才能拿到许可证,后来俄方虽然放开了准入,但恰克图的俄商已经形成了6个比较大的集团,市场的稳定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俄双方都在恰克图派遣了高级别官员,管理商务及治安。在商人中,两国都推行行会式的管理:中方“将城内所有货物按帛细、布匹、绒线、细清茶、粗茶、草烟、糖果、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俄方也将商人分成了等级,由一个“头儿”(巴夏)率领,他的职责就是制止舞弊,纠正不法行为,监督交易过程,调解纠纷。

相对来说,中国方面总是认为外交无小事,事事关乎“天朝体面”,对华商的管理更为严苛,比如要求“任何人不得与俄商发生任何口角,即使事后证明他没有错,也应关禁闭十天。”

这些或许在有意无意间为恰克图打造了一个法制环境,减少了商人们的出轨机会。

俄罗斯低头

多管齐下之后,俄罗斯立即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毛皮无法出口,大黄、茶叶等无法进口,税收大幅下跌——毕竟,恰克图提供了俄国国库高达15-20%的收入。此时的俄国,虽然有大臣如波丹金王爵等,认为只要率一点军队,即可打遍中国。但是,面对着与土耳其、瑞典等国的战争,俄国官方并不愿意在东方与中国兵戎相见。美国史学家Joseph Fletcher认为,俄国最为担忧的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将对俄国构成威胁,因此,希望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和解。

1792年,中俄两国于1792年2月19日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俄国接受了中国的全部要求。这是中俄之间第一个以边境贸易为内容的条约,不仅结束了此前8年的“闭关”,也结束了此前64年的中俄贸易的混乱局面。

在这场长达8年的贸易战中,自“将军”大黄加入后,僵局迅速突破,中国似乎获得了完胜。清代史家赵翼总结道:“(因俄罗斯)有数事逾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天若生此二物(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簷曝杂记》)药中“将军”大黄,居然真地被当作了应对外敌的“将军”。

随即,广州港的毛皮禁令也于6月1日被取消,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对毛皮的需求是如此旺盛和普遍,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指禁止毛皮生意)”。

自此,恰克图适时地成了一个“乖孩子”——此前似乎从不遵守条约的俄国,在经历了多次的贸易对抗后,变得安分起来,恰克图因此进入了一个长达66年的稳定发展期,并最终成为“西伯利亚的汉堡”和“沙漠威尼斯”(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

1835-184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到访恰克图,那时的恰克图已经有着相当的规模。他在游记《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记载说,中国那一侧的“买卖城”,“给人的头一个印象是非常好的。首先看到的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的两侧全都是不太高的木房,看起来像石砌的,具有完全独特的建筑样式,类似一排排的商场,都有门通街。……买卖城的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关帝庙)巍然耸立,许多屋顶上有张着大口的奇怪形状的巨龙。”俨然是广州城里那些靠近黄埔港的街市。

这位经济学家感慨说,中俄之间的贸易,改变了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

马克思也说:“由于这种贸易的扩张,本来只是俄国边境以内一个边疆要塞和市集地点的恰克图,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已经被选来作为那部分边区的首府,光荣地驻上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为了传递公文,相距约九百英里的恰克图和北京之间,最近也建立起直接的定期的驿站联系。”(1857年《俄国和中国》)

南有广州、北有恰克图,大清帝国留下了两个通气口,体验着世界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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