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制度史 | 宋代台谏与制衡的制度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军 时间:201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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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

近来读《宋史》,颇有感于宋代的士大夫对皇权之制衡。

我们知道,宋建国后,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王纲解纽,武将跋扈,遂推行以文治国的国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儒道之振,优于隋唐。史称宋之政治,为士大夫政治。 

宋朝的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之基本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优礼士大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宰相须用读书人”“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这样的记载在史籍中俯拾皆是。最为关键的是,皇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史言,宋太祖有誓约,刻之于碑,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誓碑有无暂且不论,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执行的。二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太祖皇帝有言,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也言:“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陈渊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后来,“共治天下”的理念经士大夫进一步发挥,阐释为“共天下”。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士大夫政治如何对皇权加以制衡呢?措施有二:一曰理念,二曰制度。 

制衡的理念 

先看理念。隋唐一统,鉴古思治,但思想界是儒佛道兼重。“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并非主流意识形态。安史之乱后,唐人“气骨顿衰”,思想界遂有巨变。唐中期至宋,就儒学而言,受佛道二教趋向心性理论建构的风气影响,亦有三大变化:一是治学方法从注疏传习转向义理探求;二是研治重心由外王转向内圣;三是清理儒学史,创立道统。自此,“道”作为儒家的最高追求便悬置在日常政治之上。道统高于政统。如何实现“道”?路径就是国家之君主与士大夫阶层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为了实现“道”,为了让国家政治臻于大同,君主必须与士大夫合作共同努力。所以在“道”的面前,君主与士大夫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这即是宋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论基础。宋代士大夫国家政治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更体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在士大夫眼中,皇帝专权,大臣诺诺,此乃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与皇帝共享治权。 

制衡的制度 

再看制度。一曰台谏制度。台谏者,御史台和谏院也。台官和谏臣通呼为台谏官、言事官或言官。宋人常常将台谏与君主、宰执三者并举,揭示台谏在中枢机构中举足轻重之地位。后人也称“宋之立国,元气之台谏”。儒家意识形态要求士大夫须道德自律,以社稷生民利益为重。宋代确有不少敢于谏诤者,以信念为精神支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使台谏系统正气凛然、威慑人心。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士大夫们认为,皇帝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犯了错,就该批评。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们感到不妥。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仁宗还是很在意的,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

二曰封驳制度。此制唐代就有,至宋更为典型。一般来说,国家政枢的运转是皇帝与宰执等重臣群议,定下方针政策后,由秘书部门起草诏书,再交有关部门审核,之后再付诸实行。但是国家大事甚或皇帝私事并不都是由众臣议论而定。尤其是对一些并不合适的旨意,如何加以处理?这在公文制度上的体现,即所谓封驳制。封驳,简而言之,就是退还诏书,拒不执行皇帝意旨。封驳制的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阶层高度的责任心和斗争精神。试举一例。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愿意,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宰相也来劝说,牟子才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三曰史官制度。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说道:“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宋太祖时, 一位官员称有急事紧急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表示道歉并赐金帛慰问。

四曰经筵制度。皇帝定期不定期地要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此之谓经筵制度。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哲宗深表赞同。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总之,宋享国三百余年,其政治承自汉唐以来之变化,而又大异之。就于皇权制衡而言,有其自身鲜明特点。不禁念及,对于传统政治文化,时人切莫仅以“专制”等简单词语泯灭其复杂性、丰富性。读《宋史》,难免生此慨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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