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在这里” ——我亲历的卫国战争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张建魁 田亮等 时间:201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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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库兹明科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_副本

2015年5月,库兹明科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 《环球人物》杂志赴俄罗斯特派记者 张建魁 田亮

□ 《环球人物》杂志驻波兰特派记者 李增伟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朱东君 李静涛

莫斯科战士:“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悲壮之地。

这是铭刻在红场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阅兵。城外,百万德军围城,苏军只有几十个步兵师勉力防御;城内,德机持续轰炸,苏军强力拦截,各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

天还没有完全亮,斯大林登上了阅兵台,他决定与莫斯科共存亡。在讲话中,他号召莫斯科军民与他一起,坚守此城。数十万红军官兵志气高昂地走过红场,和所有的阅兵不同,他们没有终点,他们直接开赴战场。

这也是红场上最短的一次阅兵,前后仅用了25分钟,但它改变的是整个二战。25分钟后,苏联各地掀起参军热潮,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赶来的援军也奔向前线,苏军在莫斯科的兵力迅速上升到110万人。12月,反攻开始了。第二年4月20日,苏军以70万人伤亡和被俘的代价,把德军赶到了莫斯科城外100至350公里处,首次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的“闪电战”破产了。

194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狂欢之地。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1418天苦战,牺牲了2700万儿女的苏联人涌进红场,狂喜呐喊,拥吻起舞,在巨大的苦难过后迸发出巨大的欢呼。那是一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未知终点的生死劫难,终于抵达彼岸时的痛彻激情。

6月24日,前方的战士回到红场,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用一场新的阅兵宣告胜利和新生。其中200名士兵倒持着战争中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走过检阅台,把旗子抛在红场一侧的列宁墓前,以此向祖国致敬。

为了纪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莫斯科城外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2015年5月8日,晴空万里,91岁的老兵马尔钦科·格奥尔吉耶维奇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曾和他并肩保卫莫斯科、最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们。随后,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这座城市的伤痛时刻——

马尔钦科接受本刊专访  张建魁摄_副本

2015年5月8日,马尔钦科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瓦西里耶夫2015年5月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瓦西里耶夫2015年5月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当时我17岁,读9年级。那天中午12点,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军。我和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气愤,跟着大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参军上前线。

一周后,我们就拿到了武器,有枪也有炮,大家有的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还有的当了装甲兵或骑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师。

7月7日,部队开拔了。我们向着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40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线进发,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据点。

我在学校里曾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体能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过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确实害怕。我只能告诉自己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经历它,适应它。

在一次战斗中,我和德军直接遭遇了。在战友的掩护下,我干掉了3个前来偷袭的德军士兵。但在撤退时,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幸亏旁边的战友把手中的枪伸了过来,我抓住枪管才爬出来。就是这位战友,两天后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每年都要到纪念碑前给他献花。

9月中旬,德军绕过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随部队撤往莫斯科南郊,驻扎在距离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入侵之前,莫斯科是个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园城市,地铁已经通了6年,基础设施十分现代化。纳粹的铁蹄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备战,莫斯科市数百万居民同仇敌忾,在城内外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战壕。

德军扬言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国180万大军从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势最强劲,一度打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2公里的波良纳。德国陆军元帅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楼,用望远镜眺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顶了!”

当时战况非常惨烈。有的团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原来有1万多人,战后仅剩100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们班9年级时拍的合照,那些同学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还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线,有的父子牺牲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家也是好几个人上前线,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了。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被调集来保卫莫斯科。有的地方对德军形成内外夹击,这也是对莫斯科形成多层防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战友库兹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岁了。当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团军三二四步兵师就驻扎在莫斯科西南200多公里的地方,与我们驻扎在近郊的部队内外配合,夹击德军。

有一次,库兹明科去查哨,没有带枪,只带了一把马刀。在回师部的路上,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小股企图偷袭师部的德军。这时,他已来不及去报告,就抽出马刀,高喊着“德国兵来了”,向敌人冲了过去。他这一喊给自己的部队报了信,哨兵听到喊声,鸣枪报警。这股德军一看大事不妙,调头逃走了。库兹明科的机智勇敢让三二四师避免了一次灾难。

还有一次,第十六集团军制定了一个攻击德军的秘密行动,要求他们师的九十七团配合,但电话和无线电都联系不上。师长把联络任务交给了库兹明科,让他亲自去传达。但九十七团和师部被德军隔开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穿越德军防区。库兹明科只带了两名士兵就出发了。在一条水沟旁,他们被德军发现了。突围过程中,一名士兵中弹,倒在了水沟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过德军防区了,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炸响。库兹明科回头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头都没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赶到了九十七团,传达了军部指令。后来,九十七团执行的突击行动很成功,消灭了2000多名德军士兵。库兹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莫斯科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闪电”行动一次次被遏制,变成了持久战。历时近7个月,德军最终败退。

当然,我们能够胜利,也离不开天时地利的因素。德军原计划在严寒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们拖住了。天气一冷,德军缺少防寒衣物,运输车辆的油料也不抗冻,大批武器和装备瘫痪。而我们既有防冻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战壕可以御寒。天气越冷,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就越大。可以说,连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攻入柏林将领:“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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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柏林德国国会大厦。

1945年4月26日,德国,柏林,决胜之地。

苏联红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成排的喀秋莎火箭炮一起发射,它们的目标——柏林市中心。

4月27日,红军打进柏林市区。4月28日,红军到达了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就在这一天夜里,希特勒在他15米深的地堡里,口述了两份遗嘱:一份任命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一份决定与他17年来的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4月30日下午,地堡里的希特勒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爱娃服毒身亡。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5月7日,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8日深夜12时,柏林郊外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苏军元帅朱可夫主持下,德方代表与苏、美、英、法军队的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时差,苏联当时已是5月9日凌晨,美、英、法等国还是5月8日下午和夜间。后来,西方国家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苏联的胜利日是5月9日。

还有什么方式比阅兵更能表达战胜者的心情呢?5月4日,苏军柏林卫戍区部队在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旁举行了阅兵式。当时柏林的街道上还冒着烟,苏军的军服上仍沾满灰尘,但齐步行进在废墟旁的将士们气宇昂扬。

9月7日,苏、美、英、法四大盟国举行了联合阅兵式。苏联是主角,于是其他三国有意低调处理。盟军在这次阅兵式上表现出的貌合神离,被认为是冷战悄然展开的标志之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柏林的这些历史性时刻,苏军将领崔可夫带着伤一一见证了。3年中,他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他率领的部队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一支铁军。这场发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战役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此战后,苏军开始掌握主动权。70年后的这个5月,崔可夫的孙子尼古拉在自家的别墅里,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祖父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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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1900年-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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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6日,崔可夫元帅之孙尼古拉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1942年春天,我们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德国的攻势并未减弱,他们制定了夏季进攻计划,企图在南线集中兵力,攻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夺取石油资源,占领伏尔加河下游。

1942年6月,德军开始进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苏军决心死守。9月,祖父临危受命,出任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官,率军驻扎在伏尔加河西岸。他向上级表达了决心:“我发誓,绝不离开斯大林格勒,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在这里!”

祖父是一个进攻型的指挥官,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次祖父视察军营,发现一个师长把指挥部设在了相对安全的河东岸,于是怒不可遏,一拳就把师长打倒在地。由于祖父穿着大衣,师长的警卫员不知来人是谁,立即扑了上去,打倒了祖父。这时,祖父大衣里的军衔露了出来,警卫员发现是位将军,知道闯了祸,赶紧请罪。正常情况下,袭击司令官是要被枪毙的。但祖父觉得,战争期间应好好保存力量,不能轻易杀死一名战士。他站起来拍了拍那名士兵,说了声“好好干”。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巷战激烈闻名于世。1942年底,德军发起最后一次猛攻,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切成3段。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残酷的战场。祖父指挥部队以建筑物为据点,阻击敌人。他把指挥部设在阵地上,不后退半步,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有一次,祖父看到一名战士受伤,上前询问:“感觉怎么样?”战士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六十二军的。”别的什么也没说。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军胜利而结束。两个月后,第六十二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八集团军,祖父率军继续向西进发,先后参加了库尔斯克、顿巴斯、顿涅茨克等战役,以及解放敖德萨要塞的战斗。敖德萨解放当天,莫斯科还鸣礼炮庆祝这一胜利。此后,第八集团军编入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为主力解放白俄罗斯,后又攻克波兰、东普鲁士,一路向柏林打去。

说起来,祖父还是第一个得知希特勒自杀的苏军将领。5月1日凌晨,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钻出掩体,前往祖父的指挥部,商谈停火事宜。克莱勃斯神神秘秘地对祖父说:“我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的第一位外国人——希特勒已于昨天自杀了。”祖父不动声色,淡淡地回答:“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他立即到另一个房间给朱可夫元帅打电话汇报。十几分钟后,斯大林发出指示:“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能进行任何谈判。”克莱勃斯只好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克莱勃斯声称要投降,让祖父过去。没想到祖父在那里突然遭到德军强硬分子枪击,腿部中弹,幸亏有卫兵拼死相救。1955年,祖父被授予元帅军衔。

祖父当初是从中国被调回苏联参加卫国战争的。他190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12岁就辍学前往圣彼得堡(1924年至1992年称为列宁格勒)谋生。1922年,祖父进入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改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东方系中国部深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1926年,他以学院实习生、外交随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了中国。次年,祖父毕业,被再次派往中国,当了两年军事顾问。

1940年,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的祖父再次被派往中国。斯大林对他说:“你在中国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军队拖住日军的一条腿,绝不能让日军北上。如果日军北上,德军又从西面入侵,我们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

祖父还给国民政府送过一份厚礼,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卡车等装备。但不久,“皖南事变”爆发,祖父很震惊。他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时问:“你们是不是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何应钦含糊其辞。祖父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很难再得到苏联援助。当时,祖父领导的顾问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苏联援助物资的分配。“皖南事变”使国民政府陷入外交被动,不得不表示停止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行动。在这件事情上,祖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祖父当过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等职,1982年去世。

列宁格勒女英雄:“我是步兵团的女儿”

1945年5月9日,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欢呼之地。

一名当时的小学生牢记那天的情形:凌晨时分,熟睡中的她被喧闹声吵醒。在自家的厨房里,她看到身为军人的父亲和许多战友坐在餐桌旁。父亲对她说:“高兴点,我的女儿。希特勒彻底完了,我们胜利了!”父亲身边的一位士兵眼含热泪地说:“小姑娘,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一亮,她和哥哥来到大街上,看见到处是欢呼的人群,“胜利”“万岁”的呼喊不断响起。傍晚,她看到一支苏联红军部队经过里加市中心。行进中的士兵们虽然疲惫,衣服和靴子沾满尘土,但精神饱满,脸上挂着笑容。路边的人们把采来的野丁香送到士兵手中,并欢快地拍着他们的肩膀。

时间倒回到4年前。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作为苏联西侧、紧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较早被德军占领。两个多月后,德军开始围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叫嚣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

此后的872天里,苏军和德军在列宁格勒反复争夺,最终苏军击败了围攻的德军,沿着德军入侵时的路线开始反攻。从列宁格勒方向出发的苏军收复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中一部分作为北线部队,继续向波兰和德国本土进攻。

5月9日那一天,当里加的小学生捧着野丁香欢迎苏军时,女英雄伊万诺娃·济纳达伊·康斯坦丁诺夫娜就行进在队伍里。如今已87岁高龄的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从列宁格勒到里加的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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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5日,伊万诺娃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1928年,我就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一名红军军官,母亲是一名坦克手。1941年,我还不到14岁时,德国人来了,父母都上了前线,只剩我和奶奶在家里。那年8月,父亲被德国飞机炸死了。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上战场为父亲报仇。

第二年春天,我还是个少先队员,就找了一枚共青团团徽戴在胸前,想冒充团员入伍。不过,我个子太矮,年纪又小,没得到批准。但我告诉大人们,我非去不可。有一天,我看到一辆开往前线的装弹药的卡车停在路边,就偷偷钻了进去。卡车开到前线,士兵们卸货时突然发现车上有个小姑娘,吃了一惊。前线的军官本来想劝我回家,或者到儿童院干点活,但我坚持一定要到前线打德国鬼子,给父亲报仇。最终,我留在了步兵团,当了通信兵。

在列宁格勒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电话线被炸断了,团长先后派了两个战士去接线,都牺牲了。我就说:“我个子小,容易隐蔽,派我去吧。”团长实在不忍心,可又没有办法,一把抱住我说:“孩子,你去吧。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完成任务,也要活着回来!”在电话线被炸断的地方,我找到电话线的一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头。找了好半天,我看见那一头线在牺牲的战友手里。掰开他的手时,我还能感到他的体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名战友身负重伤,走不了路,就把他也背了回来。

因为我的父亲牺牲了,大家就叫我“步兵团的女儿”。另一次战斗中,我和4名战友在瞭望台里被德国人包围了。指挥官说:“敌人靠近了,你们什么时候开枪不用听我的命令。但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我们不投降,也不当俘虏。”我那时才15岁,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心想如果真这么死了,真是不甘心。幸运的是,我们最后被前来增援的战友救了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设置了包围圈,在包围圈里挖了战壕,打算诱敌深入。战斗开始后,我和几名战友故意暴露在敌人视野里,果然有20多辆德国坦克朝我们开来。等敌人进了包围圈,我们赶紧跳进战壕向部队发信号,报告敌人位置。部队很快发起进攻,打了一场胜仗。我因此受到了嘉奖。

1944年,我们打退了列宁格勒的敌人,但没什么时间庆祝,部队就向波罗的海方向开进。我们部队进攻拉脱维亚,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我遇到了一名空军战友,我们步兵团和他们空军部队联合攻打里加。我们对彼此的印象很好,约定如果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还活着,就结婚。

1945年5月初,我们解放了拉脱维亚全境。我当时还想打进柏林呢,但上级的命令是留下驻守。不过他们空军部队去了柏林,我母亲也开着坦克打到了柏林市区。他们都参加了在柏林的四国联合阅兵。

后来每年5月9日,我和丈夫都会参加红场阅兵。10年前,在胜利60周年时,我的丈夫去世了。今年,我一个人站在红场的观礼台上,怀念着他和所有战友。

奥斯维辛幸存者:“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

1945年5月9日,波兰,奥斯维辛城,平静之地。

他们的欢庆时刻来得更早,1945年初,苏联红军已经基本解放了波兰。二战期间,纳粹在德国本土及占领区设立了超过1万个各种类型的集中营,1100多万平民和战俘惨死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著名的一个。

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两三个月后,纳粹军官看中了交通便利的南部小城奥斯维辛,下令建造集中营。1942年,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此后,约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其中90%是犹太人。这里成了“死亡工厂”。

然而,直到被苏军解放之前,这座集中营竟然鲜为人知。

1945年1月,苏军进攻奥斯维辛城。一支红军部队在城外的树林中行进,突然间眼前的树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图上并未标示的一大片建筑物,而且没有一个人影,安静得有些诡异。苏军士兵满怀疑惑,砸开了大门的铁锁。带队的苏军上校格罗马茨基回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在向前冲了大约200米之后,突然几百个穿着囚服的人哭喊着拼命向我们跑来,紧紧地抱住我们不放。一位妇女甚至拿出了她藏起来的一点糖果,硬塞进我们手里。我见过无数战友牺牲,却都不如这个场面让我揪心。”

原来,苏军开始进攻奥斯维辛后,集中营的纳粹看守纷纷撤离。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直到看见砸门而入的苏军身穿的并不是纳粹制服,他们才知道自己得救了。7000多名幸存者成了那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今年4月26日,正当欧洲各国筹备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在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95岁的犹泽夫·帕钦斯基与世长辞。作为第一批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战争结束依然奇迹般活着的人,他是“幸运的”;但他又是不幸的,终其一生都活在集中营的悲惨梦魇中。就在去世前不久,犹泽夫还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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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我参加了抵抗战斗,但被俘虏了。后来,我侥幸从战俘营逃出来,想到法国参军,继续战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被德军抓住,又被送回波兰的监狱。1940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德国监狱长把挑选出的728名犯人赶上了火车,20岁的我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还以为要被送去某个地方劳动。几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克拉科夫,火车站的场景让我很难受:德国人唱着、跳着、欢呼着——法国投降了!我原本还想去法国参军,结果巴黎却沦陷了。火车驶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来时就是奥斯维辛,不见了欢呼的人群,只有几个凶恶的党卫军士兵等着我们。搜过身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大声训话:“告诉你们,这里不是疗养院,是集中营。在这里最长可以活3个月,犹太人和牧师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焚尸房的烟囱!”

训话结束后,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卡片,在上面填写姓名、职业、嘴里镶的金牙数,还有家族病史。每个人都有编号,我是121号。后来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党卫军就把编号刺在我们身上。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这样第一批进来的人。原因很简单,集中营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岗位”空缺,党卫军只能在犯人里选一些。我被分配到为党卫军服务的美容用品店,每天从仓库取货,还要打扫卫生。很讽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扫四五次集中营大门——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营的食堂、药店和医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为这些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尊重”,也能偷点吃的。但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惹恼了德国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给纳粹指挥官胡斯理发的工作。前任理发师是个同情犯人的德国人,偷偷地给犯人东西。党卫军发现后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担任临时理发师后,胡斯比较满意,所以就长期留任了。不过,我被禁止和党卫军军官交谈。替他们理发的几年里,我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1944年底,有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苏军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了。1945年元旦过后,飞机频繁飞过集中营上空,再后来,我们甚至隐约听到了炮声。大家都憧憬着离开集中营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着回家的准备。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犯人被转押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关押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我又熬了4个月。直到5月5日,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我自由了。

我和几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被转押离开后不久,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们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迷彩军服。他们以为这是被纳粹运来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动。但是等这些人走进来之后,他们看出是军人,而且不是纳粹军人!他们兴奋得像疯子一样跑了过去,不停地拥抱、亲吻他们。苏军掏出身上的饼干和巧克力分给了他们,称呼他们为“幸存者”。

后来,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镇上教书,离奥斯维辛只有100公里。这几十年,我虽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却始终忘不了集中营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的惊恐,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怎么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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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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