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决

来源:炎黄春秋2019.1 作者:金冲及 时间: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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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客观因素是否具备,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胜利一方各级将领、战士及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对抗双方的统帅,在战略决战中,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进行较量。双方又各拥有一定的实力,这就使得历史的发展显得波澜壮阔。三大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又是如何布局,进行战略对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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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战略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他的办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实践中用心去想,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来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并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

陈毅曾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过这样的概括:“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去指挥,更不是只说一大堆空话。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战争中尤其如此。他清醒地看到:“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他对军事统帅如何才能正确指挥作战的思考和实行过程作了具体而清晰的叙述: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已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这段话是他在1936年12月写的,而他在十二年后的三大战略决战时也是这样思考和实行的。

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到1948年8月,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两年来,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叶剑英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蒋介石却没有料到,因而没有事先作出应对准备,结果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危险。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在三大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

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前面说到过,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

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作法,先从对方“不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拿辽沈战役来说,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谁都知道的。但当时东北解放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采取了一些佯动,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隐蔽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直到它以突然行动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才使蒋介石如梦初醒,慌忙地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这可以称为奇袭。

再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原来判断解放军会从西侧奔袭徐州,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对方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乘虚而入,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联系,开始了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战斗”。这就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

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面,提防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介石并要求把部队东移津沽,以备必要时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将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迅速分别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到西边,顾不上东线。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提前行动,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尽管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但有如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所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这些都需要有一定时间。因此,又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这种战史上十分罕见的打法。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许多奇袭的因素。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趁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统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

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这种根本的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拿淮海战役来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

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道:“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

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次,运送弹药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粮食九亿六千万斤。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

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注:指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注:指陈毅、邓小平)并告粟陈张(注:指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7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注:指粟张11月8日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蒋介石一人紧握作战指挥权 

从蒋介石一生来看,他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中,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

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指挥大权却一直紧紧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都由他来作决断。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他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可以看到,他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并且严重地脱离实际,先是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谈不上对它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甚至在辽沈战役和准海战役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说大局已定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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