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来源:美国研究 作者:温强 时间: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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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美关系解冻前,历届美国政府除军事援助“藏独”势力叛乱之外,还在政治上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策划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始于杜鲁门政府时期,但因印度的反对而被无限期推迟。随着达赖喇嘛1959年叛逃,中印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重启了藉由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的进程。为了避免尼赫鲁阻挠,美国选择了采用幕后操作的方式来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这份决议立足于西方所谓的“人权”“自决权”原则而未提及西藏“独立”,最终在联大获得了通过。美国藉此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树立起美国捍卫人权、自决权的形象;诋毁中国声誉,强化对华遏制孤立;在中印之间打入制造矛盾的楔子。这份决议是冷战时期影响中美印三国关系演变,以及西藏问题被国际化的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围绕新中国建立后的美国涉藏政策,中外学者大多从美国反共意识形态及其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研究且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上述分析模式无法充分解释美国缘何及如何策划联合国通过首份涉藏决议的深层次背景。实际上,美国领导人对西藏的关注深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力推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就注入了太多的对印战略的考虑。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借西藏叛乱之机,利用联合国舞台诋毁中国,宣扬“藏独”主张;同时以涉藏决议为抓手分化中、印,引导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改行亲美路线,以期扭转西方在中立主义阵营中的不利政治处境。本文将基于美、英两国的原始档案,解读印度因素如何作用于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原则目标和手段选择。

一、美国初步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时的印度因素

印巴分治后,英国将其在西藏的利益“移交”给了印度。独立之初的印度欣赏中国革命的胜利,尼赫鲁希望在维持中印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尽力延续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防止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而起波澜。美国觊觎英国抽身西藏留下的真空,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萌生了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鼓吹“藏独”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因印度的反对而被无限期搁置起来。随着南亚在美国的对华遏制、孤立战略中的重要性的逐步上升,美国涉藏政策中的印度因素日益明显。

新中国建立之初,杜鲁门(HarryS.Truman)为防止中苏结盟及亚洲新独立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主张遵循“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思路。美国驻印大使罗伊·亨德森(LoyW.Henderson)等人认为,西藏拥有决心“抵挡共产主义”的稳定政府,美国应支持其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独立”国家的基础上与之交往。英国不赞成所谓“西藏外交局”官员夏格巴前往联合国,也不主张美国草率遣使入藏。英国政府认为,“‘藏独’苗头只可能刺激中共更毅然决然地倒向苏联,更快地对西藏行驶主权,也会对西方拉拢印度产生消极的影响。”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印建交的事实,宣告了美国的观望计划破产,受夏格巴所托,经常往返于西藏和印度的美国广播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LowellThomas)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G.Acheson)建议,为鼓励藏军斗志和协助西藏吸引世人眼球,美国应赞成让“西藏代表团”前往联合国进行呼吁,并派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那样的军事代表团赴藏。藏军坚持的时间越长,国际社会就越有望关注西藏的国际诉求。艾奇逊对此颇为犹豫,他指出印度明显不愿与西方合作,也不鼓励西藏挑战中共,更不支持西藏方面向联合国呼吁,更何况任何公开的军事干涉和政治支持都会促使中共加紧对西藏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决策者心里清楚任何涉华行动所蕴含的复杂的战略风险。

出于对华遏制、分化中印的战略考虑,杜鲁门等人具有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冲动。他们此时之所以不打算公开支持西藏,主要还是担心仓促的决定会让“藏独”分子误以为美国已准备好为其背书了。如果西藏觉得美国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其遣使前往联合国,进而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觉,会冲击美国“先欧后亚”的冷战总体构思,况且西藏“绑架”美国的做法显然对美国有失公平。托马斯和亨德森等人鼓励藏人顽固抵抗解放军,寄希望于西藏借联合国辩论之机“独立”,使其成为对抗中共的又一堡垒。美国决策者当时既不考虑遣使入藏,也不答应夏格巴赴美,杜鲁门不想给外界留下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鼓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印象。他不希望自己的政策反受政策对象的支配而失去了灵活性、自主性;也不愿意由美国独自扛下前景也许与在华援蒋一样的失败的西藏使命。即便要介入西藏事务,他也必须寻求印度的支持。

杜鲁门深知中印之间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关系,如果印度不积极参与甚至坚决反对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藏人的国际诉求必定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外部阻力。西藏方面1950年11月中旬准备了一份阻止解放军进藏的致联合国呼吁书,美国官员认为“它从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皇帝与达赖亲密友好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精神范畴,并不带有任何政治含义和主权隶属性质,是一份非常专业的立场陈述”。他们怀疑印度向藏人提供了建议,甚至这份呼吁书就是印度的“杰作”,比如“这种毫无根据的军事‘入侵’不仅破坏了西藏的和平,而且完全无视中国对印度的庄严承诺”这样的表述,就像是印度在利用西藏寻求联合国关注之机彰显自己的对华不满,尼赫鲁曾多次流露出对北京进军西藏“深感失望”。美国由此产生了一丝“印度对华和平意图正逐步幻灭”的乐观推测。为保险起见,“我们支持配合印度的同时,不给尼赫鲁留下我们谋求在中印之间植入矛盾的印象,不仅会改善美印关系,而且有助于联合国倾听西藏的诉求”。杜鲁门觉得此时最好跟随印度的涉藏政策。

1950年11月1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Gross)私下试探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比尼格尔·劳(BenegalRau)道:“考虑到印方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我们会支持你们在国际舞台采取的任何涉藏措施。听说某些国家正考虑把西藏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审议,我们对此乐见其成。”劳回应道:“该问题如被提交到联合国将非常不幸。”这一答复证明美国对印度涉藏真实意图的乐观情绪并不准确。艾奇逊指示格罗斯目前不宜就西藏诉求采取公开行动,但仍可协助萨尔瓦多将该问题提交联大讨论。“尽管我们不相信联合国拥有迫使中共撤军或尊重西藏自治权的能力,但国际社会的关注仍对揭露中共具有舆论引导价值。世人能借此认清北京的‘侵略’倾向,它借口帝国主义威胁西藏的理由在其行动面前不堪一击。此外,联合国如能辩论西藏议题,那必将在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局势上帮助我们,有利于我们在印度等国营造反华氛围。”

印度对美国提议联合国辩论西藏呼吁书进行了冷处理,比尼格尔·劳称印方从中国得到的信息显示,西藏有望维持和平与真正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论断,联大总务委员会11月24日投票决定推迟考虑西藏的诉求。即便印度外长吉尔贾·巴杰帕伊(GirjaS.Bajpai)认为中共与藏人谈判化解分歧的希望渺茫,但是尼赫鲁仍力主联合国延期讨论西藏问题,否则只会恶化对立阵营彼此间的印象,或许还会阻止国际社会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藏人的诉求显然不在他头脑中的重要问题之列。1950年12月中旬,达赖已从拉萨逃至藏南距锡金边界几英里远的一座寺院,其随从建议他静观其变。印度、英国、加拿大当时与中国围绕朝鲜半岛停火的磋商步履维艰,美国驻印使馆仍在为联合国复活西藏的申诉四处声援。然而,艾奇逊指示亨德森不要邀请达赖遣使赴美:“其他国家并不赞成美国站出来代表西藏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发表一份尊重西藏‘主权’的声明;在印度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考虑美国对藏援助并支持国际社会倾听其呼声,可这一切都取决于印度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亨德森称美国官方从未公开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西藏从1914年起在事实上是“自治”的;美国一贯维护民族自决原则,理应支持藏人享有与其他民族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权利;事态如进一步恶化,美国有义务正式承认西藏“独立”,力挺其加入联合国,而不应顾及印度的立场。巴杰帕伊明确告诉亨德森,正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尼赫鲁不会过多地关注西藏,它与另外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热点问题相比并不重要,最近召开的英联邦会议对此就只字未提。这传递出不只是印度,英国也不会为西藏抛头露面的话外之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杜鲁门虽暗中加大了策划涉藏决议的力度,但他深知只要尼赫鲁觉得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不针对印度,他就不会从实质上削弱保持中印友好的决心。除非感到共产主义来自西藏的巨大压力,他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中印关系。尼赫鲁虽不满意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他依然觉得美国在联合国鼓噪敌视中国于事无补。他相信中共战胜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代表着亚洲民族主义的重大胜利,象征着亚洲人当家做主,美国的好战立场只会迫使中苏两国走得更近,同时招致新独立国家的反感。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承认,尽管西藏对印度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但是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藏不可能导致印度涉藏政策的逆转,尼赫鲁不愿涉足“藏独”势力在联合国的表演即为明证。这也是美国最初炮制联合国涉藏决议无果而终的重要因素。

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于1952年7月通过锡金王室向美国致口信称,西藏对于申请加入联合国并真正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政策选择依然保持开放态度,“当西藏从中国‘解放’出来的时机成熟之际,希望印度、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能为西藏发声,并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该口信折射出达赖等人对此前未能前往联合国呼吁的失望,也表明了他们希望未来继续得到美国关注的想法,只不过因印度的反对,这种关注眼下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20世纪50年代初,中印关系紧密,两国在反帝、反殖及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相互支持与配合。尼赫鲁立足于在中印友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持印度在藏利益,因而不愿看到西方国家卷入。尽管夏格巴等“藏独”分子竭力想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美国公开的正式承诺,这说明杜鲁门政府一开始对印度的态度确实比较看重,当然也证明美国在涉藏行动中的配角计划的作用有限。需要指出的是,他此时私下向达赖、尼赫鲁鼓吹西藏“自治”“自决”,恰好是“藏独”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艾森豪威尔根据印度态度的变化适时调整涉藏策略做好了铺垫,也成为联合国后来讨论西藏问题的重要推进器。

二、印度因素在美国涉藏政策中的权重持续上升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指导纲领,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指出,在缺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中共不可能垮台;美国必须妥善处理敌对而强大的中国及中苏结盟所带来的亚洲权力结构的变化;除继续强化美台关系,物色利用中国大陆“藏独”分子等反共势力外,还应大力增强亚洲民主国家的力量,阻止中共向这些地区扩大影响力;以西藏为抓手,发掘一切机会破坏中印关系,将印度外交改造到符合美国的冷战预期。不难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中国视为亚洲最为核心的紧迫问题,美国的长远目标在于颠覆中共统治,可他既不愿为此出兵,也不愿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华全面遏制、孤立的战略思路下,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印度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自不待言,它在美国对华冷战战略中的权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美国涉藏、涉印政策的考虑实现了更紧密的融合,其涉藏政策中的印度因素的分量显著上升了。

源于紧迫的时局观,艾森豪威尔不遗余力地寻找更多伙伴共同抗衡中国。在他眼中,由广大新独立国家组成的中立主义阵营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它们的外交选择将决定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效果,甚至左右冷战的走向。美国对该阵营的外交重点非印度这只领头羊莫属,在处理西藏问题时,美国首先必须抓住一切能够诋毁中共的机会,其次要让印度感到中国的潜在威胁性,相信只有亲近西方,其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人民近些年才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他们对西方势力企图卷土重来都抱着本能的警惕和反感,加之中国不断抨击西方在西藏的帝国主义行径,不少藏人也怀疑美国想要控制他们,上述因素迫使美国不得不在藉涉藏政策行对华遏制、在中印之间打入矛盾楔子的过程中,不敢完全放开手脚。对此,美国决策者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有利时机。

西藏叛乱前,印度社会的主流对华认知与美国的认知差异明显。多数印度人觉得共产主义阵营并非奴役自己的阴谋集团,中共的政策主张及实践与印度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目标殊途同归。“亚洲人民应该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蓄意征服”的观念,只不过是美国出于一己私利编造出来的冷战神话,南亚应与白人的冷战和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战略保持距离。在中共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中,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中立主义国家往往对前者抱有不言自明的同情。”尼赫鲁维持中印友好的做法与美国策划联合国涉藏决议的计划处于对立状态,印度不断取得成功后,这种对立或许还会加重;可是对美国的长远安全而言,一个虚弱和易受攻击的印度与一个强大而又有影响力的印度相比,前者蕴含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风险却要大得多。此类对印认知为美国决策者奠定了涉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即决不能贸然推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在西藏局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否则只可能让印度与中国走得更近。

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尼赫鲁拒绝加入美国的反华联盟,他不仅反对藉西藏问题煽动对华敌视,而且在涉藏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对华友好举措。1953年9月,印度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降格为总领馆,终结了从英国那里继承过来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治外法权,也没有公开挑战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声明。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式确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尼赫鲁同意放弃印度在西藏武装护卫、兴办邮局等特权,逐步把在藏通讯、驿站设施移交给中方。他和不少印度官员称这些设施为英帝国主义的象征。他曾在国会指出,“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中国在山那边做的所有事情,但新的中印协定不仅有利于我国,而且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1954年6月,周恩来访印时与尼赫鲁共同提出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指针,这为中印两国在涉藏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奠定了基础。在美国看来,中印协定不仅使西藏成为国际社会潜在关注点的可能性降低了,确立了中印两国未来友好合作的基础,尼赫鲁甚至还寻求斡旋大国在亚洲的冲突,藉此提升印度的国际声望并在亚洲国家中扮演当之无愧的中立领袖角色。他在西藏问题上的对华“让步、示好”与美国的政策设计相去甚远。

艾森豪威尔将涉藏问题的被动局面归咎于前一届政府的失误,指责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未充分意识到“藏独”势力的潜在价值,也没有正确引导并充分利用印度的对华隐忧。他决定强化以西藏问题挑拨中印关系的力度。“着眼长远,共产主义对内的精神控制和对外的扩张冲动,必将让印度逐步丧失对它的好感,丢掉对华幻想;鉴于边界仍是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敏感问题,染指西藏事务不仅可以煽动中国的内部混乱,而且不断启蒙藏人‘民族自决’意识并向联合国呼吁,将在中印关系中埋下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如能向国际社会重提西藏问题,必将显著提升美国对华遏制的成效。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虽然达赖感受到了美国的“好意”,西藏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却并未选择反叛;尼赫鲁也对美国的拉拢心知肚明,可总体上依然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官员分析道:“他们仍然处于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中共压力之下。为此,美国除公开采取全方位的遏制、孤立措施外,也必须酝酿展开秘密心理战来挑动西藏的内部混乱及印度的对华疏离感。”

当对华政策触及与西方盟友脱不了干系的殖民侵略史时,艾森豪威尔清楚尼赫鲁不可能站到美国一边。当务之急是藉西藏问题防止其滑向亲华立场,培养他对西方理念的认同。印度的独立和完整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价值至关重要,它屈服于共产主义必将引发连锁反应,直至西欧共产主义化。锡金王室告诉美国官员,西藏贵族觉得即便中央不解放西藏,达赖迫于形势可能也会改革;他们之所以与中共合作,无非是想再长久一点地享受高贵身份带来的好处。尼赫鲁则怀疑美国藉西藏问题诋毁中国是想扩大自身的势力和影响,是要拉一批同盟者来对付自己强大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他从本能上反感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说法,也厌恶美国时时显露出的优越感和颐指气使。加上中国对美国侵略成性的揭露,也强化了他回避参与联合国涉藏行动的选择。在中印等国的努力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功地抵制了各类新老殖民主义的活动。与会国聚焦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互不干涉内政等议题,大力倡导亚非新独立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会议为中国提供了阐述西藏问题来龙去脉及自身立场的平台,有力地打破了美国藉西藏问题搞反华“标签化”的宣传攻势,开创了中国与不结盟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局面。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四年有利的区内外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西藏局势的基本稳定。

对于上述事与愿违的现象,美国总统顾问西奥多·雷普利埃尔(TheodoreS.Repplier)解释称:“共产党人承诺帮助无助者,解救受压迫者,他们在国际社会能激发出类似宗教式的热情,对渴望公平正义的人们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美国如不能在联合国扭转人们对于‘西方等同于殖民主义’的认知,向印度人、藏人提供强大的‘民主优越论’样板,就不可能让他们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产生兴趣。”尽管地区环境并未真正出现美国能够煽动起中印对立的因素,但固守“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思维的艾森豪威尔坚信,美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理应有着共同利益与合作潜力。美国必须创造性地发现并抓住西藏不稳定的一切机会,挑动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一步步远离中国,自愿加入对华遏制阵线。美国涉藏行动要确保印度有能力从内外两个方向抵抗共产主义“讹诈”的目标。尽管美国和印度的涉藏政策眼下存在某种抵触,但两国在行动上却具备一些深挖合作的潜力:不希望中共在西藏确立牢不可破的排他性地位,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限制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提倡民主国家的区域合作。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都是塑造印度外交、扭转涉藏政策被动局面的抓手。

康巴和果洛地区的“藏独”武装1958年不断袭击解放军驻地和工作队,造成了西藏局势的不稳,这让美国感到重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有了良机,然而中国随后强化了在藏区的军事部署,又令美国担心对华遏制战略受到冲击。“中国借机左右印度内政外交,或印度共产党掌权,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印度拒绝美国对华敌视的要求,中国将因此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也必将危及西方通过南亚的海空航线,使美国未来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更为受限。”美国估计中国在西藏军区大约驻有4.3万军队,在新疆军区则驻扎5.7万人,他们都明显是针对印度的。尼赫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印度能有效地防御中国的小规模进攻,而解放军的大举行动则不大可能。艾森豪威尔决定继续暗中支持“藏独”势力制造混乱,以迫使印度改变其涉藏立场。从1958年至1960年年底,美国准备分批向“藏独”分子空投250吨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各类枪支、迫击炮、无线电发报机、药品、手动打字机等。他深信,实现流亡藏人的国际诉求必须立足于藏区叛乱的持续扩大和尼赫鲁同意两个前提,只要印度相信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可怕”,尼赫鲁自然就会靠向西方,赞成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这样一来,印度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就会真正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

三、西藏叛乱后美国试探印度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态度

1959年初,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藏独”分子妄图切断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交通和通讯线路。西方情报分析认为,“反叛武装有能力南下占领雅鲁藏布江至中印边境的广阔地区,他们正在那里积聚力量,但印度政府对西藏时局的动荡却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1959年3月初叛乱蔓延至拉萨,达赖并未加以制止,反而选择了叛逃。美国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A.Herter)称中共随即展开的平叛行动固然有利于强化它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而中国的长远意图则是藉此行动对印度施压,尼赫鲁不可能无动于衷;鉴于美国涉藏政策的一项关键目标是主张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好时机,可以利用涉藏决议制造中印矛盾,扭转印度的中立外交,拉其加入对华遏制阵营,“拉萨叛乱来的恰逢其时,它让我们看到了尼赫鲁改弦易辙的希望”。

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藏独”分子通过无线电向美国汇报,达赖抵达郎泽宗后最终决心离开西藏,正式向印度提出避难申请,并呼吁美国履行一贯承诺,将藏人的处境告知全世界。他们一行人1959年3月31日跨过中印边界进入印度。美国分析认为亚洲国家对西藏局势的反应将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不少亚洲人笃信佛教,藏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西方并未介入西藏近期的动荡,这可以避免亚洲国家认为叛乱是美国煽起的另一场冷战对抗。”西藏叛乱让尼赫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印度国内对其涉藏政策的批评升级,而他又希望维持中印和平共处的大局。他暗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然而,他要求中国确保在西藏的印度公民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也表达了保障达赖安全的愿望。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允许“藏独”武装在噶伦堡建立指挥中心。尼赫鲁则从地理、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做出回应,“印度与西藏有着特殊联系,对于发生在西藏的战斗,印度人民无疑同情藏人,噶伦堡并非针对中国的反叛中心”。尼赫鲁同情藏人的表态,在美国看来应该预示着他涉藏政策立场的些许改变。

1959年4月,尼赫鲁接受达赖避难请求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于西藏局势的立场。美国认为其发言有意模糊核心观点,集失望、愤怒、谨慎心理于一身,不管中印之间的分歧如何巨大,他依然希望保持两国友好。印度外长苏比马尔·杜特(SubimalS.Dutt)的表述则更明确:由于缺乏法律正当性,印方反对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只是在中国享有自治的地区;印方不支持西藏向联合国呼吁,此举对流亡藏人毫无助益,只会使中共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达赖的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是两回事,西藏过去、现在都无法让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为更好地引导亚洲舆论,赫脱特地发表声明称,美国深切“同情”藏人的遭遇,然而美国政府从未介入西藏局势,也没有承诺过给予藏人任何形式的帮助。他私下里始终主张美国表面上要克制对西藏的兴趣,也要否认与流亡藏人存在广泛联系,否则会在亚洲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印度不愿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依旧没有做出明确表态。

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说政府过去避免对藏人的国际诉求采取行动是明智之举,那现在是该抛弃这种做法的时候了。亚洲形势今非昔比,亚洲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身的命运,美国目前反应迟钝可能会被他们视为软弱、冷漠、缺乏坚强领导力的表现。美国力推对华心理战的行动协调局(OperationsCoordinatingBoard)早已不满决策者太过看重尼赫鲁立场的做法,认为政府瞻前顾后的涉藏政策到头来会一事无成。它把西藏叛乱看成美国的意外收获,敦促总统尽一切可能让叛乱维持下去,在所有公开的国际场合宣传藏人的诉求,并力主协助达赖选择印度以外的国家流亡。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H.McElroy)隐晦地批评政府对西藏局势关注不够,应把藏人公开发声的愿望放到显著位置。赫脱则主张,不要给世人留下美国在挑动对中共的不利反应的印象,美国最好秘密地帮助亚洲人使“藏独”行动在国际舞台保持足够热度。他觉得这才是一劳永逸地争取印度等中立国家与中国对立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赫脱的观点,强调涉藏政策现阶段不要草率地挑起印度对西方病态的反感。哪怕尼赫鲁毫无道理地相信美国正试图利用西藏叛乱,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北京,而代表藏人利益仅为漂亮的幌子,那他就会认定叛乱只不过是一场美国主导的冷战演习。亚洲人对此并不欢迎,甚至是怀有厌恶的情绪。美国国务院要求驻外使领馆评论西藏局势时保持低调:“尽管我们一直关注藏人处境,也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但现实往往因各种因素而变得复杂,就像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顾及对西藏有特殊关切的国家,比如印度的意愿和主张。我们在洞悉达赖未来计划和相关国家立场前,很难评估今后将采取何种行动,毕竟这不具备可行性。”这其实是明确地告诉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能够在联合国更为主动。

尼赫鲁派印度前驻拉萨代表P.N.梅农(P.N.Menon)转告达赖,他在印度只应寻求西藏自治。达赖则强硬地表示打算争取联合国支持与承认西藏“独立”,如果印方觉得他不便待在印度,他会寻找其他避难处。尼赫鲁不准备轻易让步,他要求达赖在印度的首次公开讲话绝不能涉及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终止执行“十七条协议”、呼吁联合国关注这三点内容。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与达赖会面后,美国发现达赖似乎做出了妥协,他在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出组建“流亡政府”且国际社会对于“流亡政府”应予承认一说;然而这绝非其立场的根本改变,他只不过决定不那么张扬,而是秘密地在印度指导叛乱活动。就像他背着印度政府让自己的二哥嘉乐顿珠私下试探美国对西藏“独立”议题和藏人向联合国呼吁议题的态度一样。尼赫鲁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埃尔斯沃斯·邦克尔(EllsworthBunker):达赖接受了印度不会因西藏而与中国对抗的解释,中印两国如今正进行着一场道义上的柔道竞赛;“藏独”武装给中共造成的挑战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解放军会对他们展开不间断的清剿。

尼赫鲁也告诉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亚洲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公众舆论对中共在西藏的统治确实造成了困难,但这对印度涉藏政策并无多少利用价值。其间,他还提到了此前与邦克尔会谈时没有涉及的四点内容:1.达赖从未抗议或反对过中国统治下的长期自治;2.中国政府最终将清除所有“藏独”武装;3.达赖希望西藏境内的战斗能够停止;4.达赖本人也许无意建立“流亡政府”,也不准备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英国稍后转告美国,达赖现在除了思考如何告诉世人西藏的困境,并没有其他的明确计划,更没有奢望印度会因西藏介入战争,抑或代表藏人在联合国提出涉藏议题,他比较现实的考虑是尼赫鲁能救济流亡藏人。英印的举动表明,美国无法立即说服尼赫鲁更关注西藏议题,英国也选择了跟随印度的做法。英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都回避与中国公开交恶,不主张美国将该问题国际化。

邦克尔1959年5月22日报告上级,尼赫鲁目前主要关注大量流亡藏人安置问题,其真实涉藏立场仍不明朗;尽管他暗地里敦促达赖谨言慎行,但他又公开表示达赖拥有充分的自由;他承认达赖出逃让中印两国的外交沟通停滞,却仍坚持认为不管世人如何讨论西藏局势,它都属于大国政治的范畴,由国家实力决定,绝非联合国所能左右。美国分析认为尼赫鲁明显希望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维持中印两国关系总体友好;另一方面,他也最大限度地容忍藏人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不顾尼赫鲁的压力,达赖6月20日在其临时驻地穆索里宣布:“不管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理应享有并正在实践‘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十七条协议’即为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协议,只不过西藏是在‘军事压力’下签署它的。我必须澄清这一点,它是西藏今后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的基础。”这当然是针对印度与美国的公开喊话,藉此试探两国立场的意图不言自明。

艾森豪威尔对达赖的试探未做反应,这被美国对华政策强硬派戏称为“战略沉默”。他认为中国已遭到亚洲舆论的“谴责”,美国此时要避免表现出利用西藏叛乱捞取冷战利益的心态;况且尼赫鲁反对安排达赖以“中国侵略的受害者”的身份出访求助。考虑到印方对西藏局势令中国不快这个情况的反应,不排除遵循中立政策的尼赫鲁会继续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补偿。这显然有悖于美国借策划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强化对华遏制并缓解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的压力的初衷。部分美国官员建议必须抵消尼赫鲁的此类想法,更直接地谴责中国平叛,即使其他国家不出头,美国也应主动提议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邦克尔称这是典型的两难困境,少数印度精英确实指责美国只对中国攻击白人才反应激烈,而对其侵犯非白种人则缺少同情。他认为基于对印、对华总体战略的考虑,美国目前的涉藏立场比较符合国际气候,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主动在联合国提出西藏议题,尼赫鲁的反应一定非常消极。

1959年夏天,中印武装巡逻队在边远的拉达克地区和印度“东北边疆区”附近发生交火,双方在上述地区的领土主张存在重叠之处。美国对中印关系的恶化当然求之不得,并据此相对乐观地推测边界紧张预示着中印关系正酝酿着新的冲突因素,或许不久之后,对于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尼赫鲁就会缓和其一贯的坚决反对立场。

四、印度因素与作为折中方案的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

围绕是否支持流亡藏人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各国政要纷纷以不能做让印度政府尴尬的事情为由加以婉拒。达赖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流亡政府”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过去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西藏“独立”,不仅中共反对,而且台湾当局也不接受。他一直期待英国做通印度的思想,英国却支吾其词称应该尊重尼赫鲁的意见。美国决策者充分意识到,能否策划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的关键始终在尼赫鲁身上,他若不松口,其他国家就不可能积极参与。在中印关系趋紧的背景下,美国官员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多方外交诱导。

通过广泛接触,美国深知“藏独”主张在国际社会根本行不通,除非美国对达赖退而求其次寻求联合国关注的诉求做出必要回应,否则尼赫鲁力主给西藏问题降温的做法就有可能大行其道。经过反复权衡,美国以最为保密的方式向嘉乐顿珠传递了一则口信。这个口信指出,美国现阶段公开力推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的弊大于利。为避免达赖太过绝望,传递信息的美国官员再次做出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钦佩藏人的反共斗争,达赖是其‘合法’领袖。我们将继续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达赖如决定前往联合国呼吁,我们将采取一切适宜的举措予以协助。在尽量不与尼赫鲁决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建议他出访那些有可能在联合国支持他诉求的国家。万一他因此不得不离开印度另寻避难处,我们将给予他适当的财政支持。”该口信的措辞由艾森豪威尔最后敲定,他希望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具有开放性,以便为今后的政策调整预留足够的空间。

尼赫鲁始终觉得联合国不是讨论西藏局势的合适讲坛,更何况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当被问及“在帮助藏人的道路上无所作为是否心甘”的问题时,他称自己对藏人虽“心有戚戚焉”,但也没有其他选择,他不会在地区或国际事态改变过程中假装拥有权力和权威。美国驻印度使馆的官员认为,尽管印度官方不会公开为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站台,但中印关系已今非昔比,尼赫鲁不太可能采取迫使达赖撤回诉求或阻止他前往纽约的极端举措;对于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扩张”,尼赫鲁事实上理应私下里表示某种欢迎;他对华充满矛盾心态,一定会认为即便美国策划向联合国提出涉藏决议草案,其象征意义也远大于实际意义,丝毫不会对中共将因此改变其西藏政策感到乐观。美国决定在尼赫鲁尴尬、矛盾的对华心态上做文章。假如提出涉藏动议的国家不具有西方国家身份,不排除尼赫鲁会顺水推舟地默认。

中央情报局1959年7月20日提交报告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六年的形势一方面取决于共产主义阵营取得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取决于它向外扩展政治、文化影响的成效。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认为中国正在突飞猛进,那么中共的治国方略肯定对他们极具吸引力。一旦印度共产主义化,整个南亚、东南亚也将屈服于共产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对中共西藏平叛的愤怒必定消退;特别是当中国铲除农奴主的行动带来了西藏的繁荣的时候,西方对中共的指责自然就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西藏淡出公众视野既不利于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的实施,也不利于固化中印矛盾。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天后通过的第5909号文件称,由于中共在西藏平叛,加上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上升,尼赫鲁似乎对中共“颠覆”的严峻性越来越警醒。一个民主、强大的印度既可以抗衡中共“扩张”,又能够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而一个衰败的印度则很难施加有助于遏制中共的有效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一定要利用西藏局势来强化尼赫鲁的对华恐惧,促其调整反对达赖向联合国提出诉求的立场。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W.Dulles)认为,印度民众对藏人的“同情”仍在蔓延,可尼赫鲁依旧不想与中共敌对,试图沿用平衡手段,既允许达赖在印度避难,又避免支持各类“藏独”政治运动;达赖比以往更积极活跃,准备以“种族灭绝”的名义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接触了某些佛教国家的领导人,试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接纳达赖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他们不想触怒中国,加之佛教各派间也存在着矛盾,所以没有任何人给出肯定的答复。8月30日,嘉乐顿珠率先披露他们准备向联合国发出呼吁;9月2日,达赖将这一决定亲口告诉了尼赫鲁。尼赫鲁警告说,不管其他国家对达赖持何种态度,绝没有任何一国愿意为了西藏而与中国交战;苏联目前虽对西藏问题三缄其口,但假使联合国讨论涉藏草案,共产主义阵营肯定会站到中国一边;此外,不排除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之后有可能会使西藏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反对任何与西藏法律地位或领土有关联的动议,也无法保证支持以人权为基础的草案,他重申把西藏议题带到联合国没有意义。达赖则强硬表态要继续寻找代他提出提案的国家。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到美国的身上。

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温斯罗普·布朗(WinthropBrown)告诉达赖,应由亚洲国家带头提出西藏问题草案,美国发起这个草案会被指责为搞冷战阴谋,从而遭到许多中立国家的反对。他保证美国将全力支持涉藏动议,并尽力争取其他国家的同意;如果印度赞成,欢迎达赖赴美出席联大。国务院9月9日指示布朗再次向达赖表明以下要点:1.美国将继续与友好国家磋商,寻求他们将西藏议题纳入联大日程;2.建议达赖与亚洲各国驻印度的使团讨论西藏的诉求,同时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old),将达赖的诉求正式公诸于众;3.再次告诫达赖,只有基于人权而非控告中共“侵略”的呼吁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4.在印度允许的前提下,达赖应以个人身份而非“西藏流亡政府领袖”的名义出访,这才有助于诉求的实现。布朗随后给嘉乐顿珠前往联合国游说发放了赴美签证,但他没有同意使用所谓的“西藏护照”,而是将签证附在印度颁给流亡藏人的身份文件上。考虑到自己赴美必然会导致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高涨,再加上尼赫鲁威胁要收回对他的政治庇护,达赖没有出行。

由于缺乏印度明确的支持,美国特别希望得到英日两国的配合,然而不仅英国置身事外,日本也畏首畏尾。英国认为亚洲国家挑头比西方鼓噪效果更好,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亨利·洛奇(HenryC.LodgeJr.,)也作如是观;而日本社会反对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声音则不绝于耳。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D.Murphy)承认,有必要取得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的配合,但美国不希望给世人留下冷淡的印象,藏人拟议中的呼吁毕竟包含了人权的内容。国务院向驻亚洲的佛教国家,以及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土耳其、马来亚大使馆发电,指示它们寻求驻在国政府赞成达赖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并共同提出涉藏草案。“应该赋予达赖一次在国际讲坛阐述其遭遇的机会,否则他会认为国际社会对藏人的诉求漠不关心,西藏的事业将因此遭受重挫。”不管如何的迂回和隐晦,美国让“藏独”声音出现在联合国的努力并未停止,它企图最终制造一种让印度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

杜勒斯1959年9月初分析,“赫鲁晓夫即将访美,我们如未对达赖的诉求展现出更多的主动,就将给美国在自由世界履行领导使命投下阴影,也将强化亚洲业已存在的美国或许有意软化反共立场的看法”。出于自保的目的,同中国接壤的有些国家领导人不愿公开支持涉藏动议,但他们均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都在采取有力措施防范中国。从印度政要的发言看,中印两国因西藏和边界问题而起的矛盾还在持续发酵。尼赫鲁以往对达赖始终不冷不热,最近的态度明显趋向好转。从影响未来西藏局势及流亡藏人的士气的角度来看,美国非常在意他们的关系不要出现麻烦,以免堵死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道路。结合二人关系改善,以及中国“大跃进”遇挫和中苏矛盾表面化的有利条件,美国暗中加大了在联合国策划涉藏动议的力度。

经过美国的多方游说,爱尔兰和马来亚同意作为西藏问题决议草案的共同发起国。美国捎话给印度称,即便印方无法作为提案国,至少也不要公开反对这个动议。杜特称这取决于草案措辞,“我们不能接受过于强硬僵化的条款,我们必须同那个与我们拥有2680英里的共同边界的国家保持友好”。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Lloyd)告诉赫脱:“提出涉藏草案并在联大辩论,将开启联合国讨论诸如阿曼、尼亚萨兰、阿尔斯特地区问题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讨论美国任何州的独立当然也将名正言顺。”“让印度和英国公开赞成联大专门讨论西藏问题非常困难,我们这么做将与西方经常引用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禁止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说法相抵触,无异于自打嘴巴。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还可能引发人们公开讨论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况且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而非西藏的伙伴———亚洲佛教国家抛头露面,世人必会认定西方在幕后操纵并怀疑其用心,美国介入只会让中印重修旧好。”英国建议最好不要因达赖的呼吁而在中印关系上横插一脚,它仍试图将西藏议题排除出联大日程。

赫脱承认大国不卷入中印争吵,不将西藏问题纳入冷战是明智之举,可美国已答应达赖协助其将西藏问题呈交联合国,无论如何得做出一些实际的努力,而非仅仅在联大辩论其他事项时顺带提及这个问题。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最终不得不做出了让步。“着眼舆论因素,如果我们连让藏人在联合国发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们在国内外都会面临政治困难。在联大发言中,我们不妨仅仅对中共‘侵犯’藏人长期享有的自治表达伤心和遗憾,而不做更深的评述。”在此情况下,洛奇加紧了扩大涉藏草案的同盟阵线的努力。国务院指示驻日使馆敦促日本政府,日方虽然不是共同提案国,但也要投票赞成将西藏议题列入联大日程;国务院还指示邦克尔转告尼赫鲁,美国非常看重他对于流亡藏人诉求的积极态度,并再次保证无意将西藏局势演变为冷战问题。达赖9月30日致信英国政府称,英方曾承认西藏“主权”,因此应在联大支持“藏独”,英国表示必须就此与印度进行磋商。英国与印度官员接触后得知,尼赫鲁虽不愿联署基于人权的涉藏决议草案,但不会阻拦其他国家这样做,也不会认为他国投票支持这个草案就等同于对印度不友善,但他绝不同意“藏独”。尼赫鲁立场的松动为美国在联合国操控西藏问题留下了比以往更大的空间。

杜特告诉邦克尔,印度虽然对西藏的法律地位已有定论,可“达赖领导的西藏政府无疑已在印度正常运作,所以印度不反对藏人要让全世界听到中共‘侵犯’他们人权的指控”。他引用尼赫鲁的话说:“中国在西藏的改革要想取得成效,或者至少不破坏与之相关人员的原有组织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由藏人自己来搞。如果美好的愿望是通过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好事到头来也会变成坏事。藏人和中共建设性的调和应是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综上所述,印度不会投票赞成联大的任何涉藏草案。印度政府虽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不要随便发表强硬言论,但杜特透露的信息毕竟显现出尼赫鲁放弃了反对联合国讨论西藏局势的立场。国务院因此认为,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而不涉及西藏“独立”的草案应该行得通了。

赫脱1959年10月6日打电话给洛奇说:“我们不奢望联合国承认西藏‘主权’,而只想藉此问题惩罚中共。考虑到匈牙利事件的先例,决议要获得通过仍非已然板上钉钉。我们的本意是西藏的事态已‘严重侵犯人权’,世人不应视而不见,联合国哪怕拿出一项不痛不痒的决议也总比无所作为强。”10月16日,爱尔兰和马来亚共同向第14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提交了西藏问题草案。法国因担心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受损而投了弃权票,英国赞成,而印度则未参与投票,草案最终被纳入了联大日程。经过美国的暗中拉拢游说,联大于10月21日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首份涉藏决议,即联大第1353号决议。这份决议声称对关于藏人处境的报道极为担忧,西藏的局势加剧了国际紧张态势,却未提及谁“侵犯”了藏人人权及达赖希望实现的西藏“独立”,这都是美国确保决议获得通过而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联大辩论的最后时刻,英国代表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讲话,还特地声明不想因此影响投票结果。最终,印度、英国、法国,以及缅甸、柬埔寨、锡兰等国都投了弃权票。可见,由美国幕后操控的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

艾森豪威尔原本以为西欧和亚洲佛教国家乃西藏的“天然支持者”,但它们在投票中的犹豫、不情愿态度与其预期相去甚远。不管怎么说,美国仍准备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进程,只是对于“藏独”主张有所保留。“大家目前虽认为达赖是亚洲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但美国如果率先承认其‘流亡政府’而跟随者寥寥,那世人将把他视为美国的傀儡,这肯定会损害他的声誉和影响力,也将对他代表藏人开展活动造成障碍。美国最好在捍卫自决权的原则上大做文章,如果无所作为,流亡藏人很快就会丧失信心。联合国的决定既明确地将美国的上述立场告诉了达赖,也向胆小怕事的英印两国政府及顽固不化的蒋介石通报了美国的涉藏主张。”不难发现,出于印度因素考虑的政治权宜之计,以及道德论的说法,共同决定了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内容。

五、美国幕后策划而非公开力推涉藏提案的原因

在美国决策者眼中,中国“扩张成性”,美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团结一切盟友惩戒、约束中国;作为中立主义国家的印度既脆弱又被动,亲近中国只能受其摆布,它必须在民主观念的引领下才能真正走上独立和现代化之路。可以看出,美国决策者的对华、对印认知反映出他们的种族主义等级观念,以及“东方主义”偏见是多么地根深蒂固。正是上述认知让印度因素对美国的涉藏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首先,它建构起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印三边关系背景下的概念理解;其次,它也塑造了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原则目标、话语框架和身份角色。艾森豪威尔将防止印度外交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作为其涉藏政策的一项关键坐标,不断地利用中印之间敏感的西藏问题裂变两国关系,促使尼赫鲁改变“不结盟”的立场,与美国一道共同对抗中国。因此,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就是美国用来论证其对华、对印政策的正当性,从而动员国内外舆论支持其长远冷战战略的工具。

印度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于美国涉藏政策有着类似于“溢出效应”的影响。美国决策者脑海中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促使印度尽力反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同时让其扮演制衡中国的角色,达赖叛逃后企图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让他们找到了现成的抓手。一些美国官员建议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张旗鼓地批判中国,认为美国公开带头提出联大涉藏草案将有助于西方在亚洲重新掌握主动权。有些官员则反驳称,美国在前台操作必然会使亚洲友好国家有所顾虑,也会令其他地区想与美国合作的国家逡巡不前。中国指控印度是帝国主义反华的基地,这同样不得不让美国决策者淡化西藏问题在其整体冷战战略中的地位。邦克尔赞成总统幕后策划的做法:“涉藏政策复杂而敏感,我相信放低身段是明智的,我们应避免做出任何将西藏卷入冷战竞技场的明显企图,并在国际舞台上表明对使用武力的憎恶。”万隆会议之后,印度对于涉足西藏问题始终犹豫不决,对于美国的拉拢也长期虚与委蛇。从这个角度看,在联合国进行暗中运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方案,它使美国追求“拉拢印度对抗中国”这一更高的冷战利益的同时,避免了尼赫鲁因顾及其作为中立领袖的颜面和“万隆精神”而坚决反对涉藏决议的困境。

国务院将低调介入的意图通知驻印使领馆称:“我们的任何行动都应立足于间接,拿捏好分寸,以免给印度人留下我们‘关心藏人’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美国的目标在于冷战利益而非人道主义的印象。”美国决策者同样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会因在西藏的平叛行动而下滑,如果美国这时候挑头在联合国鼓噪反华舆论,就会有利于中国指控美国借“保护人权”之名,行强化对华遏制、孤立之实,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冷战政策的受害者,从而转移世人对自己在藏行动的注意力和不满,缓解自身面临的国际压力。当然从内心深处讲,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不愿贸然将西藏问题公开置于冷战背景之下,因为这极易使美国陷入不得不为联合国的涉藏动议背书的境地,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低姿态则可确保美国进退有据。更何况随处可见的反殖民主义舆论,美国政府采用幕后操作的方式可以避免被亚洲人视为西方卷土重来。假使美国或被认为是美国傀儡的国家在决议的策划过程中积极过头,印度就会出现对美国十分不利的舆论反弹,这与美国旨在扭转尼赫鲁的中立外交的目标显然背道而驰。让其他国家挑头才是最佳的选择。凭借这个涉藏决议,美国既树立起了人权、自决权捍卫者的形象,又诋毁了中国的声誉,还在中印两国之间打入了制造矛盾的楔子,真可谓一箭三雕。

达赖1959年年底致信赫脱,感谢美国在联合国的多方运作,赫脱则于1960年初首次公开阐述了美国政府对这份涉藏决议的态度。美国一直秉持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的立场,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支持民族自决,深信西藏人民对于自己的命运理应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作为对他的讲话的回应,海峡两岸都宣布西藏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一部分;尼赫鲁也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宣传,除误导藏人外,不会有任何的实际好处。美国国务院后来又对赫脱讲话做了进一步补充,“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并非短期问题,它不应、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逐渐淡忘。基于自决权原则,美国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联合国持续关注西藏。”此番表述一语道破了美国把自决权用作工具的天机,美国的涉藏政策始终从属于它在亚洲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

印度因素与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结合,塑造了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步骤、方案和手段。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有可能削弱印度对抗中国的能力的行动。印度1954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未予置评;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反对达赖组建“西藏流亡政府”,美国也没有公开反对。这足以说明,美国决策者在涉藏政策上保持着对印度认知的高度敏感,不打算强迫尼赫鲁急剧改变涉藏立场,寄希望于逐步扭转印度政府奉行的中立外交来联手对抗中国。因此,美国试图公开鼓吹“藏独”的欲望,不得不暂时从属于印度平衡与达赖和中国关系的愿望,这在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所采用的“人权基调”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尼赫鲁1960年出席联大与艾森豪威尔会晤时表示,印度舆论强烈反华,他本人因在西藏问题上仅仅充当劝解人而饱受指责,不少议员要求他马上对华开战。印度社会和尼赫鲁的后续反应充分说明,美国凭借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确实初步达到了离间中印两国关系的目标。由此观之,我们有理由将该决议视为冷战时期影响中美印关系演变,以及西藏问题被国际化的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温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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