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说汉重臣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韩纪民 时间: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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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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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他的《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性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紧密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文笔朴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挚,说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认为《治安策》不愧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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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东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就会不战而降。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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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书中评价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年~147年),字子坚,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年~164年),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人。他们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毛泽东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按毛泽东的要求,都认真阅读了此书。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其实,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属《黄琼传》中李固写给黄琼的信。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继续前行。在他到达京城洛阳近郊时,和其惺惺相惜的李固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毛泽东所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方面启发开导黄琼:批评了当时一般“名士”的孤傲、目中无人;规劝黄琼以国事为重,发挥真才实学,做到名实相副,破除人们对“名士”的偏见。李固信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尤为毛泽东所称道。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曾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同样内容,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此作自我剖析,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又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后的心态。“这种心态是相当复杂、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即回信答复:“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认真阅读,就是“至嘱”她谦虚谨慎,力戒孤傲,不要贪恋权力。

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毛泽东对大文豪鲁迅的评价前无古人。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恐怕这也是毛泽东读《黄琼传》和《李固传》的一条最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读《后汉书》,不仅对直言敢谏之士如李固、黄琼等赞赏有加,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杰出人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班超(公元32年~102年),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班超胸怀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先是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时间里,平定了西域50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班超年少即有大志向。早年家中贫困,班超为官府抄写书籍,赚取微薄的薪水以贴补家用。据《东观汉记》载,有一天,他对抄书感到厌烦,便停止抄写,投笔感叹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面对他人的嘲笑,班超又说:“小子安知壮士之志哉!”“投笔从戎”的典故即出于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语源也源自班超。)1939年初,陕北公学教师、历史学家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他想研究民族史的愿望。毛泽东认为很好,回信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的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班超为解除匈奴对东汉的威胁和侵扰而出使,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立功边陲,显然属于“积极抵抗”。毛泽东对班超这位杰出爱国者作出了准确科学的评价。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公元104年~187年),字仲弓,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后期名士。他出身寒微,但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后受业太学。陈寔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但陈寔非但不逃,还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入狱。他为人豁达公正,居乡里时,百姓中发生了争执,都来求他判断是非曲直,其结果双方都心服口服。大家非常敬佩他,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陈寔的道德人品,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最使毛泽东感兴趣的是发生在陈寔身上的“梁上君子”的历史故事。史载,有一年闹饥荒,一天晚上,有个小偷到陈寔家行窃,趴在房梁上等待时机,被陈寔发现。但他并没有大呼捉贼,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唤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训导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到后,既胆战心惊又分外感动,遂自己跳下来叩头认罪。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后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该传还描述陈寔鼓励这个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再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妥善处理好一件事,转变了一个县的社会风气。这充分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好,其中的关键是对人和事物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创造促使人和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条件。毛泽东的点睛之笔道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在哲学大师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的“善”“恶”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崔挺上书的内容很不错,孝文帝也予以采纳,匡正了自己的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却让毛泽东很反感。这句话就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毛泽东一贯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他撰写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深刻指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根据这种唯物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才对在东汉历史上并非“显宦”的陈寔引起重视,对他教育“梁上君子”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著名批注。

“不屈于帝王”的“气节之士”

严光(公元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后卒于家,享年80岁,刘秀备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于富春山。范仲淹撰有《严先生祠堂记》,赞誉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光的事迹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史载,严光不仅与光武帝是同学、深得刘秀尊重,而且积极帮助其起兵。但刘秀登基后他却不慕名利,归隐著述,设馆授徒。光武帝一再请他出山帮助治理国家,他就改名换姓隐居起来。光武帝于是命人画严光像到处张贴,多方查找下落,终于把隐藏民间身披羊皮袄在水泽中垂钓的严光找到了。光武帝亲自去拜访,严光却躺在床上不予理会。后来,光武帝又请严光到宫里去叙旧,像过去老同学一样相处多日。一次,两人同塌而眠,睡熟了的严光竟把脚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即便光武帝对严光如此宽容礼遇,严光却毫无所动,宁做江边钓翁,不为皇帝宠臣。毛泽东对此传读得用心,思考深邃。1913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道:“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显然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了。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讲修身课,便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对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在《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讲堂录》里载:“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在毛泽东眼里,能够移风易俗,转变世风的圣贤要远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因而《讲堂录》里又讲:“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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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光垂钓图。

严光不屈于帝王的特立独行,不爱权力和俗名的品质,东汉以降,一直为人所重,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标志性人物。的确,翻开中国历史,东汉士人是最讲究气节的一个群体,他们刚正不阿、特立独行、不避险恶、敢言直行,深受民众赞誉。后人大多认为,东汉士人讲气节,肇始于严光。毛泽东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特别看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理想、志气、气节等,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提倡“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此看来,毛泽东格外尊重“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大隐士严光,认为其“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当然,青年毛泽东崇仰严光是有时代背景的,即:严光“于专制之代”不贪图富贵和虚名,讲气节,正风俗。1949年3月,毛泽东的诗友、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因觉得自己政治上不被重用,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句子,意即当时局大定之时,自己便要像严光一样,回老家吴江县的分湖隐居。4月,毛泽东即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顾了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委婉地劝老朋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是人民解放了,已不是严光所处的“专制之代”,就不要学严子陵了,应留在北京为新中国作些事情。柳亚子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为诗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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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柳亚子。

       毛泽东读史有个习惯,常常习惯把几种、多种史籍放在身边,对照着看,对比着读。对比着读后,毛泽东认为《后汉书》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为何更看重《后汉书》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具有进步史观。对有些虽身为高官显贵却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便不予立传;而他写的传主不一定地位显赫,却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间疾苦、敢于同奸佞抗争的贤臣和直臣。比较而言,《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思想上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宣扬君权神授说,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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